前言
1927年至1933年，由中外科学工作者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区进行了学科众多、地域广泛的科学考察活动。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祖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他们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袁复礼（1893—1987）先生是考查团中杰出的地学家，也是在西北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获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除了留下大量的采集品、测绘图表、野外工作记录簿之外，袁复礼还拍摄了考察途中的工作场景以及大西北的风土人情。期间，袁复礼担任了为期三年多的中方代理团长，汇集了自己与考查团员成员的摄影作品，多达5000多张。袁复礼生前曾多次对摄影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却少有发表。袁复礼先生去世之后，这些图片经由其子女珍藏保留，并以天下公器的理念，无偿提供给黄文弼中心及筹建中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馆”展览、利用。
如今，我们展出部分新疆地区的图片以及笔记手稿，抚今思昔，回顾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发轫期的艰辛历程，以见几十年来中国西北的沧桑变化。
展览原定3月份在北大文研院展出。在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文研院改线下展览为线上展示。前辈学人献身学术的执著，深入艰险的勇气，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值此特殊时期，我们献上此展，与各位朋友共勉。
袁复礼在西北
余等于（1927年）五月二十日由包头起程，共雇骆驼二百五十只。载负行李、帐房、仪器、文具、厨具、食品等等，重逾二万公斤，约四万华斤。（袁复礼1937）
驼队行经奇台北三百六十里之双井子南沟
入夜，沙丘尤夥。琐琐柴多在较低处丛生。驼队每以琐琐筑成鄂博，以便为行人引路。不然沙丘中迷路最易，尤以无月时夜行为最。吾人即夜中穿过此地，时遇琐琐鄂博，甚为便利。有时尚遇短草，余皆平沙迷漫，无草无生物，只耳中能闻驼掌击磨沙地声，人驼喘息声而已。（袁复礼1937）
1932年2月8日，返程驼队行经蒙新交界处博克苏、噶顺淖尔。
丁道衡、黄文弼、那林等人的采集品，分别安装在小木箱中，用驴、牛从南疆驮回乌鲁木齐或古城子（奇台）。（袁复礼1982）
（左）焉耆过开都河；（右） 胡田沙木过水
采集品的运输也颇艰难，全靠驼队东运，不似今日汽车、火车四通八达。为便于骆驼驮运，所有采集品（岩石、矿石、化石标本、石器，考古文物等）分别用棉花、棉纸，有的还用铁盒包装，盛装于80×40×60厘米的大木箱中，箱中还垫麦草数层，以免采集品相互碰撞。（袁复礼1982）
迪化至阜康途中，1929年5月10日摄。
1930年摄于博格达湖
（左）焉耆采集品打包后雇车送往城内寄存 ；（右）马车在乌鲁木齐住所后院
连日大风狂作，空中黄沙蔽日，天光极暗，冷气亦随至，帐房四周积沙甚多，帐内也须随时扫除，帐房内烛光恍惚，读书写字皆不易。（袁复礼1937）
（左）冰雪中的化石沙丘驻地，1930年摄。
（右）雪天扎营红官鄂博，1932年4月7日摄。
返程驼队扎营噶顺诺尔北陶赖莫多，1932年2月3日摄。
1932年1月15日摄于博克苏
（左）1932年摄于内蒙古乌拉特陶赖山得附近
（右）1932年1月摄于银格纳斯至额济纳途中驻扎的营地
余后期任代理团长，待所有团员离新和标本分批运输完毕后，才于1931年11月离开乌鲁木齐。虽然各团员东归都取道西伯利亚乘火车，但是我仍选一新路线，离开驼商大道沿途继续考查东归。在古城子（奇台县）备齐了骆驼、帐房和食品后，12月17日启程。……是时已是白雪漫地，深皆没足。随行人员有维族洗相员阿那托里，鞑靼族（塔塔尔族）阿不都拉，驼夫李、方、周、白等4人。一路上由他们推轮计步，每转弯必以罗盘定向，并作详细记录。……经过了6个月的艰辛历程，于1932年5月2日晚到达归绥（呼和浩特），行程4000余公里。（袁复礼1982）
由新疆推轮至绥远的驼夫
（左）推轮倚在山得庙东狼山北坡黄土层上；（右）推轮在队伍中
（左）袁复礼在地质考察前测绘地形图，1928摄。
（右）袁复礼绘制迪化地质剖面图
1）一进大龙口
三台南五公里为大龙口洪积扇……1928年9月下旬，我们七人一行迈过大龙口冰碛堤这垛黑墙……在这巨大的厚层上下两处都找到了化石，而且分布面积很广，我和同行诸人兴趣高涨，认为加详细作，当有重要的发现，我决定在此多留几天到几十天，把化石、地层年代和构造都考查清楚。为了加快进度，我让同队七人中的六人都投入采掘工作（即除采集员白万玉、靳士贵外，还让识字的丁同仁以及驼夫方、周、库尔班参加，只剩一名刘姓老人做饭和照顾骆驼）。（袁复礼1982）
(左）准东考察大龙口工作帐房，1929摄。 （右）根据袁复礼测量大龙口天山速写描绘的地图
从9月16日开始，我们集中在第三个小山——东红山逐层细做，在第六地点连续发现了四个相距很近，并较完整的个体，一大三小。我在地上划出方格网，每人四格，每格约9平方米，让大家小心采掘。最要紧的化石采出后要按顺序排好，尤其是长条形的肋骨易断，脚骨、趾骨数多，它们的顺序不得有误。标本由我或白万玉、丁同仁编号，然后包装后携回驻地。（袁复礼1982）
（左）红土坡全架化石；（右）袁复礼在昌吉县红山口的恐龙化石挖掘笔记
我多次写信给乌鲁木齐的我方团长徐旭生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正值瑞典一方的团长赫定第二次来新疆，10月5日抵乌市。他们得知我已发掘了7个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的化石后十分高兴。赫、徐二位团长通电国内外，要求作为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进行报道。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以头条位置登出，一时国内外报纸争相登载。法国的一家报纸更渲染为：“七个活的恐龙在中国新疆发现。”瑞典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沙漠中发现大如驴的恐龙蛋”，则更是极尽了夸大与想象之能事，消息一时轰动了全世界的学术界。（袁复礼1982）
准东考察大龙口的工作情形，1929摄。
袁复礼论文
（左）The great unconformity between the Late Paleozoic and Mesozoic rocks in Sinkiang ，论新疆古生代与中生代（节选）。
（中、右）袁复礼与戈定邦合作，On the discovery of a new fossil fish from Tihua,Sinkiang，论新疆乌鲁木齐鱼化石（节选）。
2）阜康、昌吉
1929年春，天暖冰雪消融，我带靳士贵去阜康、南泉和南沙沟。去年多次途经此处，见有红色泥页岩及棕红色泥质砂岩，判断它即为二迭一三迭纪的早期爬行类化石层。自5月13日至6月7日的26天内，我们发掘到一具相当完整的二齿兽个体，还采集到不少零散的肱骨、脊椎骨、肋骨、趾骨等，计属10个个体。（袁复礼1982）
准东考察阜康泉水沟化石地点，1929年摄。
与此同时，提升为采集员的丁同仁在昌吉南山的头屯河红层中，也采掘到45块化石，属于一个个体。工作表明，这一层位确实是一稳定的标准化石层。（袁复礼1982）
采集员白万玉在水磨沟
3）二进大龙口
1930年夏季，我在天山上的工作结束后，于9月26日至10月16日又一次来到三台大龙口内。这次的重点是沟南端近天山脚下的背斜北翼，这里晚二迭—早三迭世的红层出露甚好。经过寻找，发现了丰富的化石，化石属于15个个体，其中一个相当完整，采集时我还绘下了水龙兽的骨架位置图。（袁复礼1982）
准东考察大龙口岩层与化石，1930年10月摄。
袁复礼野簿中关于大龙口的笔记
4）奇台白骨甸
1930年10月下旬，我率方姓驼夫等三人向东北行，去准噶尔盆地东缘——自奇台县到北塔山一线进行考察。”（袁复礼1982）
1930年10月24日至11月30日，我从奇台到北塔山南麓的小乌里雅苏台测绘了一幅路线地质图，对地层、岩石、构造、矿产和地貌等各方面都作了综合考查（见《地质学报》第38卷第2期113—132页）。
（左）袁复礼绘制地质图；（中）袁复礼论新疆地貌手稿（节选）
（右）袁复礼新疆地貌，Some Data on Geomorphological Zoning of Alpine Mountains and Basins in Xinjiang。（节选）
12月初南归，6日行至奇台县北77公里的白骨甸（哈萨克语称为凯利施），在晚侏罗世泥质砂岩的一个风蚀残丘上，发现了两个大型恐龙骨骼，保存相当完好。我先在地面划出了大方格，每方又划分成25个小正方块，以使有顺序编号不致弄乱，然后组织随行的3名驼夫与我一起仔细挖掘。时适寒冬，气温始终在零下，还经常有五六级大风夹着砂土袭来。为保持骨骼不被掘坏，我们便把左近积雪煮成开水，浇化冻地，然后再刮去骨骼上的泥砂。挖掘了32天，终于胜利完成了工作。我却为此冻伤了脚，2月15日回到乌鲁木齐进行手术及养伤，三个月始愈。（袁复礼1982）
（左）袁复礼冻伤患足病时留影；(右）白骨甸克力施化石地点南区
（左）袁复礼记载的关于气象与测量信息的野簿；（右）袁复礼野簿中关于气象测量的记录
奇台白骨甸挖掘工作及营地
总计四年中断续采掘到各类爬行动物共72个个体，其中比较完整并已定名的有：（1）新疆二齿兽；（2）布氏水龙兽；（3）赫氏水龙兽；（4）魏氏水龙兽；（5）袁氏阔口龙；（6）袁氏三台龙；（7）奇台天山恐龙；（8）宁夏结节绘龙。如此众多而完整的爬行类化石，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很少见的。（袁复礼1982）
（左）袁复礼（左）和工友在清理化石；（右）准东考察发现白骨甸恐龙化石，1930年12月12日摄。
奇台北煤窑工作场景
1928年5月25日，我们在水西沟西侧的大隆口遇见旧土尔扈特两位年轻王子。他们说：山中正患瘟疫，那里的蒙族都要搬到北塔山东南居住。必须等到夏秋季节高山新雪部分融水下冲后，河水变清，才好进山长驻。我们感谢他们相告的厚谊，随后就改道去邻近的唐北庭遗址，进行考古工作。（袁复礼1982）
北庭都护府西庙台
多年以来，左近农户来此掘挖积土作为肥田之用，埋存的古物已经极少。掘出来的都是一些泥盆瓦罐。只在两个土坑内，找到九枚开元铜钱，证明是唐朝713～714年间铸的。另外，有一个在城南东门处，被人搬运而又放弃的一个佛头，高二尺半，由白色细晶质的石灰岩雕刻而成。眼帘下垂，仪态安祥，可见当时艺术已臻上乘。可是城内已无任何庙宇遗址可以寻找。（袁复礼1982）
北庭测量图纸
北庭考古之佛头
新疆乌鲁木齐市之东的博格达山是天山有名的高峰，常年积雪，高耸入云。……笔者在新疆的三年多期间内，曾两度上天山考查。第一次是1929年7月24日—8月20日，地点在博格达峰一带。……目的是测出包括博格达峰和天池一带的地形图。（袁复礼1982）
第二次考察时间是1930年7月26—9月16日。工作范围和工作方法与第一次同。（袁复礼1982）
在博格达山左近测图
（左）博格达湖上的庙宇；（右）博格达G山顶，1930年9月5日摄。
（左）天山博格达峰下冰川；（右）天山冰川擦痕
天池湖光山色
（左）考察人员在天池上测量水深；（右）袁复礼测绘天池图与谷歌地图中的天池轮廓高度重合
袁复礼的部分科学考查笔记本（野簿）
袁复礼野簿自题
袁复礼野簿路线图
袁复礼于古牧地的速写
袁复礼于吉木萨的速写，1928年5月绘。
*本展览照片名称均据袁复礼《照片登记本》著录（部分地名括注今名），说明文字据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简称袁复礼1937）、《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简称袁复礼1982）、《西北照片编号册》（简称袁复礼1954）。
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内页
袁复礼保存并整理的摄影底片及照片
袁复礼整理的照片登记本
（左）袁复礼代黄文弼先生整理西北采集品清册；（右）袁复礼先生西北采集考古标本清册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
鸣谢：
袁复礼先生后人
袁疆、袁刚、袁扬、袁方、袁鼎
刘卫东、刘蓉晖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