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4日至6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涵括“出土文献研究的国际视野”、“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战国秦汉简帛研究”和“秦汉魏晋隋唐出土文献研究”四场学术交流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27位学者相继发表了精彩讲演。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以《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猗嗟”谈射礼文化的意义与内涵》为题，认为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猗嗟》文本文句与今本《诗经·齐风·猗嗟》对应，两者文辞训诂可以互为发明。张教授从“四矢”一词之使用，明确显示先秦射礼之严谨，论证射礼文化源远流长，蕴藏之传统文化深意与内涵，有移风易俗之功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先生，发言主题为《<郑文公问太伯>与中国古代文献抄写的问题》。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载有《郑文公问太伯》一文的两个文本，按照清华大学编者认定，此两个文本的书法和样式基本一样，所以两个抄本应该都是一个抄手抄所为。然而夏教授认为，两个抄本之间也显现出某些重要差别，特别是两个抄本对含有“邑”旁字的写法：一个抄本系统地将“邑”旁置于字的左边，一个抄本则系统地将“邑”旁置于字的右边，这显示抄手利用了两个不同的底本来进行抄写，其中一个底本可能出自楚国的书写习惯（即“邑”旁置于左边的抄本），而另一个抄本则可能出自秦国抑或另外一种北方国家的书写习惯（即“邑”旁置于右边的抄本）。夏教授此论文对说明中国古代文本制作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思路。
日本东京大学小寺敦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关于清华简<系年>的女性》。清华简《系年》有关女性的记录不多，但在《左传》等传世文献里出现很多女性，小寺敦教授通过与《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的对勘，讨论了清华简《系年》中所见的女性形象；并指出《系年》中出现的女性人物，虽然有在故事中存在的意义，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故事演进推移的力量，这种现象可能代表了《系年》作为一部文献的叙事特点。小寺敦教授的这篇报告在把握《系年》里女性人物的记述方式与特点的基础上，希望更深入地挖掘《系年》关于女性记述这一侧面的史料特点。
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从出土文献看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之方言说》。《左传》的作者，一直以来都有争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左传真伪考》中曾尝试运用助词的比较来及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所作；《左传》的语法，与《论语》、《孟子》所代表的鲁语的语法有极大不同，从而证明《左传》不是孔子所作，也不是 “鲁君子左丘明”所作。单教授认为近数十年出土的文献显示，传世的典籍几乎都已不是先秦文献的本来面貌，经过汉以后的翻写，因此高本汉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左传》、《论语》和《孟子》所使用的助词比较来证明“左语”不同于鲁语，从而证明《左传》的作者不是鲁国人，是不可靠的；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虽然在中国曾引起一阵哄动，被认为是一种新颖而重要的贡献，其实并未能彻底解决《左传》的作者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尝试，供学界参考而已。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先生，发表了题为《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與钟铭文》的报告。朱先生言，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是近几年中国考古的大事件，对商周考古和先秦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他通过分析墓葬排序、出土铜器器形以及铭文内容等方面，对叶家山墓地墓主人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考辩，就几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三种可能。朱教授详细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优缺点，进而又分析了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载的史实，并结合其他相关西周铜器铭文资料对西周早中期西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严密而整饬。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主题发言，宣讲的主题为《北大秦简<禹九策>》。李零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禹九策》的内容：《禹九策》共五十一支简，全篇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说，主要讲吉凶；第二部分为禹九策，是全书的主体；全篇用韵文写成，借助大禹行九州等图像，卜問疾病、出行等内容，大概是一种民间流行的占卜；第三部分包括善、恶等内容。称《禹九策》属数术类文献，内容十分重要。
德国慕尼黑大学夏玉婷教授，发言主题为《青铜器铭文里反映的克商及文、武王的记忆与早期中国的纪念政策》。夏教授从社会学记忆理论的视野，探讨“武王克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为当时周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事件，如何进行传承与以何种媒介进行传承的问题。言武王克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统，而是周王室有选择的记忆策略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宜侯夨簋、何尊、大盂鼎等铜器铭文，发现这样一种文化记忆传承的过程以礼仪、格式化的语言等媒介表达，并且保存在青铜器铭文记录中，对集体记忆塑造和控制的权力目前看来是掌握在周王手中。
韩国檀国大学沈载勋教授，发言主题为《浅论大河口霸国墓青铜礼乐器所见的“逾制现象”的两面性》。沈教授的发言首先讨论倗、霸的渊源问题，其次对二者在当时的政治地位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沈教授指出对大河口墓地的“逾制”现象需要放在西周丧葬礼仪的框架中进行研讨；而晋侯的作用则在于对霸、倗等小邦进行监视。
韩国成均馆大学李裕杓讲师，发言主题为《多友鼎铭文所见军事领导关系》。他的发言首先探讨了多友鼎铭文所见战争过程，以及其军事领导关系，认为贵族接受周王之册命，成为周王之臣，贵族家臣以“策名委质”与贵族结成主从关系，周王对贵族、贵族对家臣要求“勿废朕命”之态度，贵族为周王、家臣为贵族坚持“不知二命”的态度。指出周王与贵族的家臣之间，没有册命关系，因此，周王对贵族家臣不能要求“勿废朕命”，贵族家臣也不必为周王“不知二命”。指出这种重层性私属关系，从西周战争铜器铭文所见的战争命令、把握战况、战功赏赐、蔑历和对扬等关系中，可以得到验证。周王不能直接控制贵族的私属将领的原因，李裕杓认为来源于周王朝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由此建构的西周国家结构。
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石安瑞讲师，发言主题为《西周金文日名、谥号研究综述——兼论使用两种称谓的铭文所反映的铭刻行为模式的异同》。他的发言主要对祖先成为众使用日名使用谥号的言语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两种铭文中言语行为以及措辞的用法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但是，铭文中日名的使用更着重于祭祖仪式，而用谥号的铭文更多使用于记述赏赐等官方事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称谓的本质不同：日名绝大多数是相对“称谓”适合于记述“私”方面的内容，而谥号本身是对一位祖先的绝对标识，适合于适用预设更广泛的观众的铭文中。
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发言主题为《谈谈战国文字中用为“野”的“冶”字》。他指出，战国文字中有一个写作从土从爪（也有从两横者）的字，释读很不一致，早期的主流意见是释为户，现在多倾向于释为野，但不管是释为户还是释为野，对字形结构都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结合清华简的新资料，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证明了释野说的正确性。认为从来源上讲，这个字应是冶字的异体，始于三晋，后来进入楚文字系统。它本来是一个假借改造字，后来与冶并行，大约书同文时被废弃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麦里筱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境内古今文字里“虹”字的构形及其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她讨论了甲骨金文中的“虹”字，并将其与纳西族文中的“虹”字进行比较，指出天虹这一自然现象在民间的分布非常广阔，覆盖了从中原到今天的西南地区，且从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来国龙先生，发言主题为《通假字与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来国龙教授认为借助近年来新语文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复兴，可以为简帛研究提供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专注于单个字词的本字、本义的研究，转移到对字词的语境以及文本的整体研究。二是突破以传世文献为中心，以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材料主要用于校读传世古籍的研究方法，而转变为以出土写本为主，以传世文献为辅，综合运用多种材料与手段的“新语文学”，借以探究早期中国文本及蕴含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齐思敏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早期死而复生者与祭祀礼仪》。齐思敏教授将传世文献中涉及到死后复活的相关话题和这两篇出土文献内容进行比较，并论证这两篇文献的核心关键在于（通过自身经历）验证对于亡者的祭祀行为。死后复活者因为同时有现在现世世界和死后世界生活的经历，因而在这一问题上有独特的认知视角，也因此可以作为见证死后世界并对其有独特理解的解释者。至于死后复活者关于祭祀死者最有方式的证言，这些证言就是用于验证证言自身所埋葬的墓中的祭祀行为。
复旦大学刘钊教授，发言主题为《从出土文献看<山海经>》。刘教授探讨了《山海经》的内容、文本形式以及成书年代问题，并结合出土文献材料，如甲骨文资料、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等，着重探讨《山海经》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并纠正了以往一处断句的错误。刘钊教授认为《山海经》山经部分是战国楚人所作，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史料价值，用出土文献注释《山海经》当是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尚缺少一部详尽的用出土文献注释《山海经》的著作。
英国牛津大学麦笛教授，发言主题为《“书”类的传统与文本重构“金縢”与“周武王有疾”之重估》。“周武王有疾”是现藏于北京清华大学的“清华简”中的一部分。麦笛教授辨析和诠释了“周武王有疾”中的施行特征，借以进一步了解战国时期文本在社会中的运用；言它在古代政事史料汇编《尚书》中的对应内容广为人知，在历史文献《史记》中也有被记载，然而，与其在政事史料中的记载不同，它大量省略了对周公在武王死后角色的清晰评价；细思此处不同，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话语，可对这些文本的运用进行重构。本报告从动态文化的角度思考“书”的传统：其成分不断发展演变，不断在环境、形势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被重新阐释。此次报告最终得出结论，这些再创的文字，不仅形式、文体有异，其所传达的内容亦有所不同。
美国理海大学柯鹤立教授，发言主题为《清华简“筮法”与北大简“荆诀”的比较研究——从两种占筮文书看楚国文化》。言这两种占卜文书——清华简“筮法”（约前4世纪）与北大简“荆诀”（约前1世纪），两种文书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都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习俗。两种占卜方法都依靠数字计算以产生卦象，但两种占卜的展示方法完全不同，占卜时考虑的外部因素也完全不同；本报告将特别关注这些因素，包括形象、时间等，这些因素外在于每一卦之计算，但对于占者（or贞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点”，当占者（or贞人）占卜以决定吉凶时，这些点会包括在占者的等式中；并且两种文献中的每一卦——这些卦均与周易传统不同——暗示出在多种可能作祟的因素中，某种因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生命，他的这篇报告将在古代楚国文化的背景中进一步探索这些作祟的可能性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沈培教授，发言主题为《从清华简<子仪>看崤之战后秦国的处境》。沈培教授认为清华简《子仪》的主体内容是放归前秦穆公与子仪的对话，对话之前的几条简文则是秦国在崤之战后所实施的政策的叙述，实为放归子仪的历史背景；由于目前大家对简文的理解不够准确，致使这个历史背景没有很清晰地体现出来。指出简文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秦穆公在求得国内安定的情况下，重新唤起秦国重新称霸的梦想，放归子仪是为了取得楚国的帮助，也是建立在自己国家有稳定的局面这个资本之上提出来的。
新加坡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顾史考教授，发言主题为《上博竹书<鲁邦大旱>探源》。《鲁邦大旱》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重要文献之一，记录的是孔子与鲁哀公及弟子子贡两场有关鲁国遭遇大旱及鲁君所当采取何对策的对话。整个故事及对话内容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五章的故事极为相似，甚至可谓乃同一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顾史考教授通过仔细辨析二者内容的区别，探讨了其所以不同的源由，深入发掘了文本的思想内涵，并以此来说明了一些思想史上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钱德樑教授，发言主题为《“恒先”的创造力观》。在本次讲演中，钱教授把“恒先”作为早期道教一个典型概念来分析，她认为恒先的要义“自作”是道教“无为”理念的基本内涵。钱教授强调时空的界定有助于定义创造力，并理解这种创造力如何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以及为什么这种创造力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傅希明先生，发言主题为《关于北大简老子的真伪性》。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汉代竹简，对理解早期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几近完整的《老子》早期版本便是其精华之一。然而北大简不是科学发掘出土，导致学者邢文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最近我们重新观察和检视了这批竹简，以此为基础，证明北大简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研究员，发言主题为《<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的部分记载与《史记•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同源，但另一些记载却与《史记》迥异，最引人注目的是《赵正书》，以胡亥继位为秦始皇临终钦定，而非赵高、李斯密谋后矫诏诈立。两者的异同，反映出汉初对秦代历史存在不同的认识。《史记》在胡亥继位问题上，自然地接受了当时占据主流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于楚人反秦的政治宣传，为汉朝所继承，并通过《史记》，最终战胜了其他的历史记忆，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武汉大学陈伟教授，发言主题为《秦汉简牍“居县”考》。秦汉简牍中的“居县”一般认为指当事人目前所居之县。陈伟教授亦曾认为“居县”既可指当事人目前所居之县，也可指其家乡所在之县。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陈伟教授发现过去对简牍的断读和对“居县”的认识都有修订的需要，“居县”实为当事人家乡所在之县。在出土文献中，有“居县”与“死所县”相对的文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之前旧说，应当放弃。
日本中央大学阿部幸信教授，发言主题为《长沙吴简所见的“市布”》。入市布简与布簿的关系有三：一，民入市简与入布简、入调简分开统计但以乡为单位汇总核算；二，存在对吏入市布简有统计整理的二次记录；三，吏“市布”簿籍与为常规税务制作的布簿分别管理。指出长沙简“调布”之“调”本质在于调整物流,而非赋课之意。
美国罗格斯大学助理教授Sukhee Lee，发言主题为《来自死者的故事：出土墓志与观察前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视角》。认为利用新出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墓志铭，学者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发展出一个革命性的认识。当下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前所未知的细节去探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精英究竟如何，他们如何结成姻亲网络，他们与当时的国家政府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
北京大学韩巍副教授，发言主题为《北大藏秦汉简牍物质形态的考察——兼释对汉简<老子>真伪的质疑》。言简册背划线在简册编连中起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北大简整理过程中曾对简册背划线的观测与认识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有竹简的背划线被遗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北大简《老子》为伪或整理者二次作伪的结论。指出北大简《老子》所出现的背划线的现象，也可见于北大简《赵正书》和《周驯》，以及一些清华简；可见从战国至西汉中期，在竹筒上刻划“螺旋状”划线的做法是一种稳定的工艺传统，不构成证伪的证据。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庆浩教授，发言主题为《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史中的内容和展开》。韩国和日本的古代目见的使用时期大体在6世纪末至8世纪末，因此通过讨论这个时期从中国流传而来的汉字文化和木简的相关性，使得对古代东亚社会进行实证研究也成为可能。古代东亚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吸收从中国传入的律令体制而建立的。通过文书行政，中央和地方的有效统治体制确立、以儒家为代表的统治理念的普及等，构成了以上古代国家成立的重要要素。因为诸要素都是以汉字为媒介而传播，因此对官吏而言，熟知《论语》、《孝经》等与国家治理理念密切相关的经典成为一项必须；而能通过实证材料确认与此相同的古代东亚社会状况的，便是出土文字资料《论语》。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做总结发言。邓教授表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分论坛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以来的第一项工作，中国出土文献始终引起东西方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这门国际性学问近些年在海内外广泛交流、进展良好；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面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推动基础学科的研究发展和跨学科的交叉合作，促进国际学界的深度交流；文研院即将开展“早期中国与中华文明”等凝聚议题，6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两位研究员将作客北大文研论坛，就“二里头与陶寺，究竟哪一个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展开辩论，届时欢迎各位来北大，参与文研院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