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何平老师谈“我为什么要研究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以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的历史与思想资源重建货币与财政理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张达志老师谈“我为什么要研究唐代地方政治史”。同期邀访学者周雪光、欧珠次仁、王宇洁、孙卫国、郑小威、陈利、范广欣、毛秋瑾、孙靖国、汤志波、李子捷、陈浩，文研院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从货币与财政的相互作用机制开始，何平老师分享了做研究的心路历程。何平老师是历史学出身，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的时期最初研究的主题清代政治史，致力于南明历史的研究。1991年留校在人大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开启本科货币金融史的教学和财政货币史的研究。就今天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教职人员的专业结构来看，何老师几乎是唯一的一位用历史学方法而非数学方法从事金融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做研究在充分掌握材料（史料）、把握事实的基础上，应该更关注理论学习。主张阅读历史文献要精细，读理论书要阅读研究主题相应学科诸如货币理论、财政理论的经典原著。在总结发表了数篇清代政治史的论文后，1993-2004年在从事《中国货币金融史》和《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教学的同时，一直从事清代财政史方面主题的研究。2004年起根据金融学博士生指导工作的需要，将精力切换到金融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集中发表了多篇金融学论文。2010年起，又开启中国货币金融史主题的研究。直至2020年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1368-1911》，将传统中国的货币-财政史进行贯通的研究。

何平老师分享

在财政-货币史研究方面，何平老师列举了两个研究案例，来讨论研究的取向和方法。首先，学术研究应该来源于生活，从生活出发提出问题，不能将历史研究的指向固定在象牙塔自我玩赏的境地。中国工资的设定，在30年前被称之为“不完全工资”，或者说同时拿到较低的工资和计划体制下的福利。现实的经济现象给我们看待历史以启发，清朝前期正税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为5%，而同期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税率超过50%，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轻税”的解释，甚至以清朝是“小政府，大社会”，来解读清代社会是一个类似近代西方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中国的税率属于保守型，并非达到了满足官僚体系正常运转合意的应有税率。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体制问题，在专制制度下，名义税率的5%并不代表实际负担率的5%，实际负担借助专制权力因时而变，更加具有随意性和破坏性。何老师据此提出“不完全财政”的概念，以时势变迁、不完全财政与专制政权三位一体的系统化解释，深入地分析了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的特征和效应。今天，已成为法学界、社会学界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出发点。何平老师也不主张用“集权”和“分权”的概念讨论中国明清以及以前的社会的财政问题。当时地方没有决策权，地方政府不能“破产”（美国的州可以破产，实际上也是对于被破产者的一种保护机制，意味着债务清零，开始重组），这就表明地方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应当是一个“中央专权与地方分责”相匹配的体制。何老师还配合他主持翻译的《现代银行业的中国基石》一书，探讨了全球广泛推行的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监管制度的中国渊源。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理念上渊源于清代中国广州是单行的联保制度，但进行了根本性的升华。据此，何平老师和他的博士团队发表了多篇论文，从比较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的视角，考察十三行联保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基于强烈的现实关照的深度历史透视，既能给今天的政策和行为选择提供启示，也能解读出历史时期文字之外的历史真相，绝不是“以论代史”。

张达志老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从钱穆先生“历史学的两只脚”对严耕望先生的影响谈起。前辈学者多着力于唐代前期，张老师选择更加薄弱的唐代后期；前辈学者多着力于中央层面，张老师则选择难度更大的地方层面。从博士论文关注唐代后期藩镇与州的关系，到博士后出站报告研究唐代后期州县置废问题，再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拓展至唐代前后期州县置废比较研究，视角逐层下移，并越来越注意到看似精密完善的唐代前期地方政治层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众多值得深入推进之处。张老师特别谈到精读细读史料对于拓展新领域的刺激作用，如从武周回归李唐时中兴县的改名注意到中兴政治观念问题，进一步拓展成为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系统研究汉唐中兴观念的嬗变；又从肃宗中兴直接相关的“大唐中兴颂”摩崖，进一步拓展为系统调查、整理与研究唐代摩崖石刻的长远计划。

张达志老师分享

在此基础上，张老师谈到文研院驻访期间的研究，即“地理天下：唐代地方政治史的层级结构”，聚焦地志书写、十道遣使、州郡通名、州县改名、年号县名等问题，通过系统清理唐代地方政治史相关史料和相关研究的诸多疑难，尝试借助学术考古、历史语境、书写意图、政治观念等思路对传统史料进行再解读和再阐释，并希冀通过“旧史料”提出“新问题”。张老师列举正在进行的研究说明这种拓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如贞观至天授间之道数问题、隋唐改州为郡与改郡为州问题、宋人分类意识对后世研究的误导问题等，借此反思张广达先生、吴宗国先生早已指出的宋代典籍与唐史研究的关系。最后，张老师再次谈及严耕望先生的感召力量，并以其“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之语与大家共勉。

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