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日至5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分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涵括“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理论与方法”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内容与过程”两场学术交流会，来自海内外的18位学者相继发表了精彩讲演。
渠敬东教授
会议首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致辞。他代表文研院欢迎各位与会学者。他指出：当今时代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关键时期，中西方被纳入到共同的命运中，每个文明体不断地被激发、转化，开展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外相依，彼此共存”的新格局。这个大时代的来临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重大转型的征兆。它需要学者从理论、方法上加以把握和探究，需要学者的体悟、反思和承担。在学术资本化、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 “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打破学科界限，汇通学术资源，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以思想和思想发现推动社会转型，校正历史方向。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
剑桥大学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发言的题目为《理解文明》。他直言文明是近年来困扰他的主要问题，对文明的理解通常借助文化的隐喻，比如语言或习俗，但这种方式很难透出文明的深层结构。他引用托克维尔的方法，以文明的起点、比较研究和不同文化现象之关系整体地把握文明。他同时强调人类学的“移情”和“同情”方式，置身于自身文化之外，以人类学他者的眼光对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把握。
彼得·诺兰（Peter Nolan）教授
剑桥大学彼得·诺兰（Peter Nolan）教授题目是《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他认为人类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在全球化的挑战下，首要的议题是如何避免各种文明的冲突。他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两次趋同与趋异时代，指出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短暂时代走到了尽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在未来的复杂时代，中国长期的“正和”思维、在“阴”和“阳”两种力量间寻求平衡并通过二者的动态作用达到“天下大同”的传统，或许能为中西和谐合作，共同应对人类挑战提供新思路。
赵鼎新教授
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发言题目是《历史和全球视野下的政党政治》。他阐释了政党产生以来的阶段和原因。他指出政党发展的四个阶段：自由与保守时期，阶级与民族时期，冷战下的政党危机，以及第三波民主浪潮下的政党。第二阶段后东西方政党二分，东方政党呈现出前现代性的特点。冷战之后，东方政党的危机更甚，表现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党在执政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即意识形态准则的“热”与执政需要的“冷”很难两全；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物难以获得；权力带来的目标替代和腐败；政党失去意识形态制高点等等。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教训已经被很多民主国家所吸收，世界看似朝向保守，意识形态的可变性与政党实体的巩固仍是政党政治的主要问题。
刘守英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发言题目是《农二代与中国的历史转型》。他认为中国从乡土社会转向城乡交替社会，代际问题值得关注。他以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阐释了历史转型的四个阶段，包括传统的乡土社会，国家工业化时代的计划化，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乡村工业化，1990年代末离土出村的农一代，以及现当代的农二代。他认为农二代是中国乡村结构革命的真正开始，他们与离土出村和回村返农的农一代不同，他们举家外出，把资本留在城市，以服务业工作取代建筑业工作。这导致乡村制度的瓦解，乡村人际关系断裂、礼治秩序瓦解等制度变化。农二代未来的走向是影响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要素。
张静教授
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发言题目是《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历史变化》。她指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性变化往往是大规模的组织和个人关系的变化，是组织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重组。传统中国的分治体系中基层社会由乡绅等多个中心治理，它的基础框架呈蜂窝状，皇权通过绅权管理社会。50年代单位制对社会组织进行了重组，基层成员进入组织系统，其功能并非仅是经济性的，它也是官制在基层的代理机构，是传递利益的组织化通道，是社会利益在基层的平衡机制，国家通过单位制间接地处理社会问题。如今典型意义上的单位组织越来越少，其功能和作用不断缩小，基层利益平衡机制逐渐弱化，替代性机制尚未建立，社会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
芝加哥大学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发言题目是《城市和农村的早期现代性特征对比》。他以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状况为例，研究明清经济组织与早期英国和荷兰经济组织的差异。他从佃户收入、劳动组织、商品贸易等方面比较中西方早期城乡发展的区别，指出18世纪的西方农业工人拥有更多产业化特点，而中国产业工人比例小，发展缓慢，这直接影响了19世纪清代的社会变革。他细致的对比分析对于理解城市化、移民、资源使用和手工业发展等现代性特征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史傅德（Frederick Schrader）教授
复旦大学史傅德（Frederick Schrader）教授发言题目是《西欧现代化的兴起：以荷兰为例（1550-1800）》。他从技术变革、金融体系和社会分工等角度讨论荷兰的现代化进程。1550-1800年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世界贸易和殖民体系促成国内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私有财产权得到了承认。荷兰的金融体系是它步入资本主义的另一支柱，政府债券的发行、税收改革等激发了金融业的繁荣。同时，荷兰的财富还带来了全球的劳动分工。史傅德教授借荷兰的经验反思西欧现代性，他指出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实体经济与投机的泡沫并存，经济活动中掺杂着政治影响，司法系统和贸易安全等问题也是重要的影响要素。
李伯重教授
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发言题目是《从“大分流”到“大合流”：全球史视野中的江南经济近代转型》。他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早期工业化发展状况的考察，重新定义近代化。以往对于现代经济转型的定义，以工业革命的发生为标准，而李伯重教授则认为，尽管长三角地区并未自行出现工业革命，但它已具备早期近代经济的诸多特点，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荷兰的早期近代经济相类似，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长三角的经验，启发我们从内部理解近代经济转型的根源，矫正欧洲中心论的基础，站在历史和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的经济转型。
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发言题目是《置身巴黎圣丹尼大教堂，思考中国宗族问题》。他指出：作为法国的皇家教堂的圣丹尼教堂，埋葬了38位法国国王和21位王后。对比中国的帝王皇陵与西方的教堂，可以看出中西方不同的死者观念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中国亡灵的归宿是家族，家庙是亡灵在世界的居所，死者仍然通过祭礼与家庭发生关系。他通过对葬礼巡游、宗庙祭祀等方面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化在法治与礼治、王权与教权等问题上的基本差异。
徐泓教授
南开大学徐泓教授发言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他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提出与发展状况。这一问题与对中国社会史的判定有关，封建晚期并非停滞状态，中国从自身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的提出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195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通过对明清时代手工业发展的研究推动了它，“文革”之后西方理论尤其是年鉴学派的引入，使学者们在传统官书之上结合方志、笔记、档案和民间文献，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明清经济史迎来了理论范式的转变，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早期工业化等代替资本主义萌芽，丰富了社会史的理解。
黎志刚（Chi-Kong Lai）教授
昆士兰大学黎志刚（Chi-Kong Lai）教授发言题目是《从日常生活研究理论探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他首先回顾了早期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范式，即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城市规划、空间设计的研究视角，这启发他以城市与人、空间的关系进行城市史研究。他提出以日常生活作为现代城市史研究的主体，着眼于普通百姓使用空间与城市的实际情况，关注教育、休闲、城市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大型地产和商贸公司对城市空间的改变，同时，新兴的线上交易和网络数据的使用也改变着城市生活。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李和承（Hwa-seung Lee）教授
韩国首尔数码大学李和承（Hwa-seung Lee）教授发言题目是《从隐士到世界化：16世纪以来朝鲜对海洋的认识》。16世纪欧洲对于远东海路的发现打通了与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贸易，在东亚建立贸易枢纽。同时期的朝鲜半岛很少参与这一活动，呈现出“隐士”特点。李和承教授通过考察朝鲜对海洋认识的不同阶段，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朝鲜经陆路通往中国与经海路通往日本的交流活动往往受到政治制约，很少发展出密切的商贸往来，民间小规模的漂流活动影响微弱。通过与欧洲的比较，李和承教授认为朝鲜半岛必须加强对海洋世界的认识。
茅海建教授
澳门大学茅海建教授发言题目是《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他考察了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的立意，认为康的真正意图是“创制立教”，并在戊戌之前初步建立起“大同三世说”的理论。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中极其简单地说明其思想，后经梁启超的阐发，说明了“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原理。茅海建教授将康、梁的思想进行综合论述，阐释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变革的基本设想。
黄宽重教授
台湾长庚大学黄宽重教授发言题目是《士人转向、社会转型：中国近世社会文化转折》。黄宽重教授以宋代文人转向为切入点，讨论宋代政治变革及社会转型。他认为宋代士人转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建构知识、多元发展、雅俗并陈的文化面貌，士人与国家政策同时转变，构成新的社会形态。维护地方利益依靠地方职役的基层武力与地方军的结合，地方公共事业大多依靠士人、富商的协作，缙绅对地方事务的教化与管理发挥重要作用，修撰方志、书院赐额等文化活动也多由士人承担，胥吏更是基层政治运作的要角。种种现象表明，南宋士人带动的社会文化转变为后世地方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基础。
万明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研究员发言题目是《白银、性别与晚明社会变迁——以徐霞客家族为个案》。她以徐霞客家族为例，揭示明代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对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徐霞客高祖科场变故后家族备受打击，母亲以纺织支撑家业，家族经济由男主家族方式转至女主家族方式。明朝赋役-财政改革使白银成为国家法定的财政征收形态。明末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对于晚明江南家族的性别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价值观的重塑，以及家族秩序的重新构建等均有深刻影响。
刘志伟教授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发言题目是《白银与明代国家的转型》。他考察了明代的财政体制对白银的需求，重点强调了食货这种非财政性国家资源的运作机制对白银流动的促进作用。明代国家收支财政化和财政货币化使得在上供物料、里甲公费、均徭、民壮等方面征税要多于田赋，这促进了明代以后的社会转型，表现在国家财政转型，由家户到税户的里甲户籍制度变化，以及“自治化”与中介权力体系的建立。
包伟民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发言题目是《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他以提出议题、检索资料和统计分析三个方面来看数字人文技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应用。他认为数据库发现新议题需要设置前提条件，这种方式可能约束思维而非扩宽思维；计算机以字对字的方式检索材料会忽视隐含的历史信息；在统计中对于关系型数据库的应用无法应对存世记载的不平衡。但是，他并不反对数字技术，他希望通过揭示问题，更好地促进数字人文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论坛最后，与会者对以上发言展开了热烈讨论，产生了思想共鸣。李伯重教授做了简短总结，对各位远道而来的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精彩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虽然每位学者发言时间有限，但此次论坛使学者更加关注社会转型（形态、动力、条件及差异性）比较；更加关注社会演变研究的新资料、方法和视角运用；更加关注跨学科交汇的议题交流、历史及社会分析可共享的思想资源；更加关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