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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 |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发布时间:2020-04-22


近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配合的方法,前往丝路沿线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掘,取得显著成就,新疆、蒙古,中亚、印度、伊朗……都留下了学人探索的足迹。值此疫情期间,我们设立“丝路现场”这一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带领读者实地感受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厚重与博大。

 

2018年8月下旬至9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法浩特·马克苏多夫教授合作组织了一次对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遗址的联合考察。考察主要集中在南部的苏尔汗河州,特别是在铁尔梅兹市周围,关注近代以来发现并发掘过的古遗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作为考察组成员,撰有考察纪行《月亮照在阿姆河上》,我们在此发布,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文汇学人》2019年4月刊,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1.月出东山

 

月出东山,东山是云霄之上的帕米尔。

 

开始只是一抹黄晕,模糊如深夜远处的街灯。我对后座的李肖说:月亮出来了。大家都朝暗影沉沉的左侧张望,那是帕米尔的方向。是月亮吗?不是山上的灯光吗?大家都在疑惑。公路在狮河(Shir-ab)谷地快速下行,东边的黄晕时隐时现,越来越高。车外已是黑夜,近在咫尺的河谷风景完全看不到,只有那遥远的、梦一般的、还藏身在崇山峻岭之后的月亮牵挂我的眼睛。正是中元节的第二天,前一晚我们在撒马尔罕顶着一轮圆月看了帖木儿陵、雷吉斯坦广场和比比哈努清真寺,今夜希尔(Hisar)山间的月亮应该更圆吧。

 

那时刚刚过了铁门关。

 

据说如今时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我就说——铁门关,铁门关,铁门关。

 

还在塔什干时,我就对全程陪同我们的乌兹别克考古学家法浩特·马克苏多夫(Farhod Maksudov)建议,一定要看看铁门关。他笑道,有好多个铁门呀,你要看哪一个?我说,就是去铁尔梅兹路上,最著名的那一个。他显然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呵呵一笑,算是答应了。从塔什干到撒马尔罕,傍晚过了吉扎克Jizzakh)之后,汽车进入一道峡谷。自东而西的泽拉夫尚山脉在这里出现一条细细的裂缝,成为南北通行的捷径。公路在左,铁路在右,中间夹着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流的小河,两边则是壁立高耸的悬崖。法浩特从大巴的后排来到我身边,指着前方说:这里也有一个铁门。他接着解释,这里是泽拉夫尚河与锡尔河的分水岭,也是粟特时代康国与曹国的分界线。的确,河道渐渐升高,峡谷越来越窄,古时一定是绝佳的天然关隘。到了最狭窄的地方,他指给我们看左侧崖壁上密密麻麻的题字,让我想起蒙古塔米尔河谷那个突兀惊人的泰哈尔巨石。

 

 

帖木儿门。最狭窄的地方,崖壁上有密密麻麻的题字

 

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Timur Darvaza帖木儿门)。两侧崖壁上有铭刻,有墨书,多种文字,多种语言,多个历史时期,真是重重叠叠,和泰哈尔巨石一样有古老的传统。现存最著名的古代铭文有两种,一是1425年帖木儿帝国时代的鲁伯(Ulug Beg)北征归来所刻,一是1571年昔班尼汗阿卜杜拉汗二征服塔什干后所刻。据说以前还有一方沙俄时代的铭刻,写着:“尼古拉二于1895年下令建造铁路,1898年竣工。”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所谓铁门,比如欧洲最有名的铁门是多瑙河谷那个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北分开的铁门。即使只在中亚,也有好多个铁门。除了最早由玄奘提及、后来各种史料都记载的那个让我们心心念念的铁门关之外,还有几处“铁门”。中国境内有新疆库尔勒北郊控制南北疆交通要道的那个铁门关,很多年前我跟着王炳华老师去过,但印象不太深。里海西岸俄罗斯境内有个因古城堡而闻名的城市Derbent,这个名字在中亚几乎就是“铁门”的同义词。据同行的王一丹教授解释,DerbentDarband是一个波斯语复合词,早已借入突厥语,意思是峡谷、山口或关隘,由表示“门”的Der/Dar与意为“关闭”的动词词根bent/band组合而成。帖木儿时代重修撒马尔罕大城,北城门就叫“铁门”。《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记其名为Ahanin Darvazasiahan是“铁”,darvaza是“门”,都是突厥语借自波斯语的名词。

 

然而我不知道,在撒马尔罕绿洲东北角的这个“帖木儿门”,在古代也曾被称为铁门。

 

法浩特认为,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提到的铁门,就是撒马尔罕以北、而不是撒马尔罕以南的铁门。8世纪前期,东突厥第二汗国曾远征中亚,阙特勤碑和可汗碑盛称汗国武功:“向西渡过珍珠河(即锡尔河),征战至铁门。”暾欲谷碑也记突厥军队“渡过珍珠河……直至铁门,并于此旋师”。暾欲谷碑还提到大食人和吐火罗人,分别指屈底波(Qutayba)所率围攻康国(撒马尔罕)的阿拉伯大军,以及在希萨尔山以南吐火罗斯坦抵抗阿拉伯人的萨珊波斯游击队。“铁门”在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中写作temir qapiɣtemir是“铁”,qapiɣ是“门”)。

 

法浩特说,东突厥兵威所届,只是锡尔河流域,并未进入康国,更不曾饮马阿姆河。没有史料显示底波围攻康国时,遭受过来自北方突厥军队的骚扰。看来确如暾欲谷碑所暗示的,突厥人眼见阿拉伯大军来者不善,未敢南下进入泽拉夫善河谷,在分水岭一带就带着所掠金银宝货班师了。那么,碑文所说的铁门,只能是这一带的某个关隘,也就只能是这个峡谷尽头的险要逼仄之处了。我估计,法浩特说古人所称铁门之一在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古突厥文碑铭。

 

 

法浩特与王一丹在古城遗址

 

可是,称这个关隘为“铁门”并不见于其他地方,16世纪的史书中倒是提到这一带有一个要塞。察合台文史书Zubdat al-athar记载16世纪初乌兹别克的阿布勒-哈伊尔汗(Abul-Khayr Khan)率军自北而南攻打撒马尔罕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在南距撒马尔罕约50公里的设拉子(Shiraz)一战击溃敌军:“(阿布勒-哈伊尔汗)统军前往河中(Mawarannahr)诸国,当他抵达距离撒马尔罕4个yighach远的设拉子时,Abdallah Mirza前来抵御,恶战一场,最终胜利之风吹动阿布勒-哈伊尔汗的旗帜,Abdallah Mirza战死,河中全境入于阿布勒-哈伊尔汗之手。”

 

《巴布尔回忆录》记巴布尔多次围攻撒马尔罕,每次都是先占领“设拉子城堡”(Shiraz qorgan),再南下进入绿洲。这个关塞与波斯南部名城设拉子同名,显然是撒马尔罕北边一个关键的要塞,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应即所谓“帖木儿门”一带。唯一的疑问是,如果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所说的铁门是指设拉子要塞,为什么铁门之称不见于其它史料呢?很显然,这个疑问目前还难以澄清。

 

最令人向往的铁门在南方,在我们此行要翻越的希萨尔山间。文献中频频出现的铁门,多数是指这个具有地标意义的关塞,因为它标志着历史上巴克特里亚(Bactria)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分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汗河州Surkhan Darya Viloyati),正是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北部,而巴克特里亚可说是古代印度世界世界的分隔地带、缓冲地带和过渡地带。巴克特里亚由南北两大区域组成,分界线是自东西流、横贯其中的阿姆河

 

这一天,我们从撒马尔罕南行,在帖木儿大帝的故乡青城(Shahrisabz)稍稍停顿,参观了白宫(Aksaray)等名胜,午饭后上车,告别遍地罗勒香草的古城,向东南转入异常干燥的希尔山脉。中国造的大巴车翻过一座高山之后,在浮尘如雪的山腰和几乎没有水的河谷走了两个多小时,便从卡什卡河州(Kashka Darya Viloyati)进入苏尔汗河州的州界。我知道铁门关已越来越近。

 


 

2.错失铁门关


最早描述铁门关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年(628)夏玄奘自飒秣建(后译撒马尔罕,即康国)南行到羯霜那国(即史国,后改名青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谿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行三百余里,入铁门。”这一段文字,前面说的二百余里是从康国到史国(西南行),后面说的三百余里是从史国到铁门(东南行)。

 

对铁门关本身,玄奘有一段人们常常征引的描述:“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可见作为天险要冲的铁门关,设有关卡,屯驻守军。6世纪后期,铁门关曾是西突厥汗国与嚈哒帝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为边防重地,所谓“既设门扉,又以铁”,大概指木门包了铁皮,足以抵挡进攻。悬挂在大门上的铁铃,不知道仅仅是一种装饰,还是有实际的报警功能(设想关城日常大门紧闭,来往者须摇响门铃呼唤守兵开门)。玄奘经过时,西突厥已扩张至阿姆河,铁门关南北都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玄奘应该感受不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万里西行,赶到中亚,于1222年春夏之交从撒马尔罕向南,先到渴石城(Kesh,即历史上的史国,后来的青城Shahrisabz),从那里过铁门关,往兴都库什山去追赶成吉思汗:“东南度山,山势高大,乱石纵横。众军挽车,两日方至前山。”这个前山,是指希萨尔山的南面,应该就是铁门所在。此前丘处机在撒马尔罕与蒙古将军阿里鲜谈话,问及南行路程,阿里鲜说“驰三日东南过铁门”。成吉思汗本人北返途中曾在铁门驻营。《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铁门关,一个能说人话的独角兽出现在成吉思汗面前,劝他早日东归,于是成吉思汗下令班师。

 

 

此行的目的地苏尔汗河州,正是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北部。巴克特里亚由南北两大区域组成,分界线是阿姆河。

 

但是铁门关的确切位置如今并不明朗,主要原因是苏联时代修建公路时放弃了传统商道,不再走铁门关了。几年前我在伊斯坦布尔与几位欧美及土耳其学者聊天,说到铁门关,他们都说具体位置有问题,有一位还抱怨乌兹别克同行给他带错了地方。正是因此,必须到现场看看才行。这次跟随李肖的考古小组来,陪同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著名考古学家,我感觉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早早就跟法浩特请求在铁门小停。

 

车入苏尔汗河州境,我一直紧张地盯着道路左侧,因为来之前看的各类资料,给我的印象是铁门关应该在现代公路的左侧偏东北。法浩特注意到了,再次从大巴最后一排走到前边来,对我说,不在左侧,在右侧,在公路的西南侧。“快到了,”他指着右侧的汽车玻璃窗,“快到了,就在这个小山的那一边。”

 

可是窗外只看得见一堵褐色的岩石,我们正走在现代钢铁机械劈开的石槽路段。天色已晚,山谷里早没有了阳光。十来分钟后,汽车终于驶入开阔地,山下远处停着一长串汽车,原来是一处检查站。古老的传统依然活着,今日铁门依旧是盘查来往人员车辆的关卡。

 

进检查站之前,我们靠路边停车。跳下车,顺着法浩特的手指看去,不禁暗叫不好。他指着的地方,在对面山脚的黑色崖壁之下,和我们之间还隔着两道小山,直线距离也许不足1公里,实际走起来可就远了。为抢在天黑之前看到铁门关,我跑步下到沟底,再爬上对面小山。往前一看,唉,还有很远呀,一座高高的沙石山梁横在面前,也许山梁那边才是峡谷。正犹豫间,大家纷纷跟上来了,呼哧呼哧大口喘气。法浩特说,一去一回至少还需要一个多小时,可是半小时内就会天黑。铁门关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们只好放弃,返回时有人滑倒受伤,可见天黑后走这种沙石山道会更加危险。

 

失败感、挫折感,是田野考察最经常的心理体验。法浩特读出了我们脸上的失望和遗憾,安慰说,等一会儿过下边那座桥的时候,也许从桥上可以看到铁门峡谷。然而,在桥上我们眼睛睁得再大也还是看不见,只有模糊的暗红色山崖。我问法浩特,铁门关做了正式的考古探查没有?他说没有。我问,是不是有建筑遗迹?他回答,听说有人发现了建筑遗迹,还见到铁器残件。从地图上看,法浩特所指的铁门关所在,大致上是狮河源头之一,是这个山间谷地的一个局部分水岭。从此向东南沿狮河河谷一路下山,就进入巨大的苏尔汗河绿洲了。

 

情不愿地告别铁门关,很快天黑下来,不久我就看到东边那半团黄色月光。月出东山,东山是看不见的帕米尔。汽车颠簸中,盯着那抹时时被近处山崖遮蔽的月光,我还惦记着铁门关。难以相信,文献中无比抢眼的铁门关,就在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地方,没有参天危崖,没有重楼巨险,没有列营屯守。一直到月亮升起来,我还在深深的疑惑中。从行前临时抱佛脚所读的有关资料中,我的印象是铁门紧贴在Derbent村旁边,而Derbent这个村名才是铁门最重要的证据。

 

直到准备写这篇游记时,我读到侯杨方教授的微信公号文章《首次发现并精准定位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铁门》,才知道就在我们之后一个多月,侯杨方教授率领“丝路复原”课题组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使用航拍等手段,宣布第一次精确定位了玄奘的铁门,并给出了经纬度坐标数据。他说的铁门,与法浩特所指的方位完全一致,看来是研究者,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的共同主张。侯杨方教授的文章有多幅照片,展示铁门所在峡谷相当壮观,文章说该峡谷深达数十米,最窄处不足十米,都是青黑色岩石。而且“山峡的出入口十分隐蔽,与四周荒芜的群山融为一体”,故不易寻觅。文章还说:“在通道南侧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考察组采访了一位年逾九十的乌兹别克老人,他讲年少时还曾见到驮运物资的商队由此穿越峡谷。”

 


 

3.靠近阿姆河


法浩特为我们所指的、也即侯杨方教授课题组所定位的那个峡谷,是很久以来研究者都认可的铁门所在。那个峡谷的名字是Dara-i Buzgala-khana,意思是“鹿之屋”,当地人还把这个鹿附会在成吉思汗驻营时遇见能说话的独角兽那个故事里。如今乌兹别克斯坦旅行社组织的旅游,铁门关是常规线路,位置就在这个小小的峡谷。

 

近代西方地理学者有关铁门关的最重要记录,出自19世纪后期法国人Élisée Reclus (1830 – 1905)的巨著《世界地理》(La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的第6卷“俄属亚洲”,这一卷第3章有“希萨尔:铁门”一节,对铁门关有如下描述(据英译本翻译):“卡什卡河南部支流中的一支源自高山地区,这个地方从前以拥有一处‘世界奇迹’而闻名。这是一道峡谷,宽40-65英尺,长约2英里,从巴尔赫到撒马尔罕的主干道就经过这里,这条大路沿狮河至青城,再越过撒马尔罕山脉。当玄奘经过这里时,峡谷由可开关的大门控制着,用门闩加固,饰以铁铃铛。8个世纪后,西班牙派往帖木儿的使者克拉维约(Claviyo)经过铁门时,人工设施都已消失。现在此处名为Buzgola-khana,或‘山羊之屋’。不过离得最近的镇子保持了Derbent之名,与里海西岸那个‘门’一样。”

 

 

近代西方地理学者有关铁门关的最重要记录,出自19世纪后期法国人Élisée Reclus的巨著《世界地理》的第6卷“俄属亚洲”。

 

Reclus此书更有意思的是配有一幅非常漂亮的木刻插图,描绘铁门关的险峻形势:峡谷底部骑在马上的五人,面对着耸入云霄的山崖,背景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暗黑迷蒙中,看起来若有若无。人马的渺小反衬着山崖的巨大和宏伟,当然是夸张的、非写实的,但多种文献描述铁门关的文字所激发的想象,却以这幅画表达得最为饱满,最为接近。

 

伊朗学家费耐生Richard N. Fyre)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所写Dar-i Ahanin辞条,公认为“铁门”的权威解释。他说,Dar-i Ahanin是波斯语的“铁门”,也写作Derbend-i Ahanin,阿拉伯语则写为Bab al-Hadid。《巴布尔回忆录》也提到希萨尔山间的这个铁门,先说它的蒙古语名字Qahlagadin, 紧接着解释道,此处也就是Derbend-i Ahanin。现在铁门关旁边唯一的山间绿洲所滋育的镇子名叫Derbent,和里海西岸那座城市同名,当然是古老传统的延续。

 

不过我还是存有一点疑惑。我怀疑,古代铁门并不在法浩特所指的、侯杨方所测定的那个位置,而在Derbent绿洲的北端。也就是说,我怀疑古代商道是穿过这个小绿洲(此处无疑是过山前的最佳休整地),爬上绿洲北边的陡峭山坡,进入一道深险峻峭的大峡谷,从那里沿卡什卡河的一条支流向下游走。用“谷歌地球”看这里的山崖地势,似乎更符合古人对铁门的描述。据说考古工作者在Derbent镇发现了古戍堡和大型城墙的遗迹,说明这里曾长期驻军,一定与铁门关系密切。当然,以后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到Derbent镇北的峡谷去看看。

 

应该提到的还有《克拉维约东使记》里对铁门关的记录。1404年8月22日,克拉维约一行离开铁尔梅兹,往撒马尔罕进发,25日(周一)抵达铁门关。他对这个地方的描写非常有价值。此书汉译本是据土耳其文译本转译的,有些地方与原文(西班牙文)及英译本不尽相合。兹据英译本转译如次:“那天(周日)他们出发,夜宿靠近河岸的平原上。周一,他们在一座高山下用餐,那里有一所漂亮的房舍,用精美的砖建造,室内纹饰甚多,色彩缤纷。此山高峻,一道峡谷贯通其间,宛若人工开辟,两侧山崖极高,谷底路面平缓。关口正中有一村子,村后高山矗立。此关名曰铁门,整个山脉再无其他关卡,因而这是守卫撒马尔罕的要地,正对着印度方向。帖木儿伯克从铁门获利甚巨,因来自印度的商人必经此关。……铁门诸山童秃无树。他们说以前建有大门,包以铁皮,正当关前,故未得许可者绝无可能通过。”

 

7世纪后期和8世纪前期阿拉伯征服中亚时期,铁门关一带也是萨珊波斯残余力量活动的主要地区。唐朝史料大致记录了萨珊波斯的末代君王伊嗣Yazdgerd III)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之子泥师,在唐朝支持下继续反抗阿拉伯人的史实。在东突厥汗国势力达于极盛、远征至中亚腹地时,屈底波率领的阿拉伯大军卷土重来,再次围攻撒马尔罕。那时卑路斯或师正挣扎在吐火罗斯坦,吐火罗斯坦大致就是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以北的这一部分。据9世纪阿拉伯史家拜拉祖里(Al-Baladhuri)的《征服史》(Kitab Futuh al-Buldan),撒马尔罕的粟王与波斯残军联盟对抗底波,而那时的波斯残军就在铁门关一带。拜拉祖里此书的英译本《伊斯兰国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说:“屈底波包围了撒马尔罕人,攻战连连。粟王写信给驻营于Tarbend的波斯王,后者率为数不少的军队前来。穆斯林迎敌距战,战事甚为激烈,最终底波突然发起猛攻,击退敌军。”TarbendDerbent,也即铁门关旁边的Derbent绿洲。波斯军驻营于此,就是要利用山区地形打游击。不过,以我们所见的希萨尔山区自然条件,波斯残余势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竟能生存20多年,实在不可思议。

 

从铁门关向南,沿狮河河谷下行,在离开山区,即将进入开阔平坦的冲积平原之时,还有一处峡谷,位于Dagana村东南,也有人称之为铁门或帖木儿门。这是北来商旅进入苏尔汗河大绿洲之前的最后一个关卡,是南来商旅前往撒马尔罕的第一个关卡,在安全和税收两个方面都相当重要。峡谷东侧的陡峭岩石山坡顶部,有一座小型的古代堡,可能是喀拉汗时代的建筑,帖木儿时代和昔班汗时代一直沿用。当然,这是我们到了铁尔梅兹四天以后才知道的。那天法浩特带我们去希萨尔山间看青铜时代的聚落及墓葬遗址,重走这个峡谷,返回时在路边餐厅吃饭,一杯沁人心脾的冰啤酒之后,他指着对面崖顶说,这个关卡在古代可能相当重要。

 

 

右侧山顶有黑汗时代的戍堡遗迹,可能是喀拉汗时代的建筑

 

壁画,他说,那座建筑内壁有很好的壁画。你想上去看看吗?

 

很显然,他的意思是他可以陪我们去。不太远,虽然不大好走,来回也就一两个小时。也许一整上午的暴晒耗光了我的专业精神,也许早晨在铁尔梅兹跑步预支了全天的能量,刺目阳光下发白的岩石和盘旋山道令人望而生畏。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竟然摇了摇头。直到当天晚上写笔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我也意识到,可能我再也没有机会仔细观察这样一座独一无二的古代建筑。

 

这些是几天以后的事,当然。那天夜里,第一次走过由那座小堡居高临下所控制的峡谷时,遗憾还没有那么多,盘旋在脑子里的只有铁门关。更何况,车外只有无尽的黑暗,我们的大巴是漂浮在黑暗海洋里的一叶扁舟。可是月亮已经升起来,高高地悬在半空,成为唯一可以注视、可以亲近、可以拥有的目标。想象着,从月亮的视角往下看,希萨尔山,铁门关,苏尔汗河绿洲,铁尔梅兹,远方的帕米尔,兴都库什,巴尔赫,甚至巴米扬,都在同样迷迷蒙蒙的暗影里。只有一个例外:海洋般巨大的暗黑中,一条银色的缎带飘扬而起,轻拂大地,映照着月光。那就是阿姆河。

 

我们正靠近阿姆河。前方,铁尔梅兹等待着我们,在月光下的阿姆河的臂弯里。

 


 

4.游过阿姆河


还在准备此次乌兹别克斯坦之行时,我就在微信小群里说,打算月夜去阿姆河游泳,游到对岸的阿富汗。当然是开玩笑,我早听说乌阿边境建有铁丝网。但隔着铁丝网近距离看看这条中亚第一大河,也不错呀。谁知根本不可能靠近。

 

在铁尔梅兹的第一个早晨,和前几天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一样,我通过跑步来熟悉周围街道。不过这一次我打算跑到阿河边,去看看朝霞映照下的阿姆河。照着手机地图的指示,我和深圳望野博物馆的阎焰馆长一起,从宾馆开始,沿街边宽阔的人行道,不紧不慢地向河边跑。跑了5公里多一点,阎馆长因穿着布鞋而不是跑鞋,太不方便,慢了下来,我继续向西南方向跑。很快地,从地图上看,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再往前就是田野与河岸了。柏油马路变成了沙土路,拐了几个弯,街道消失了,沙土路也戛然而止。眼前一片开阔,不那么鲜亮的芦苇地伸展开去,与蓝天相接,蓝天上还挂着不太分明的圆月。蓝天之下,绿色田野的边缘,夹在芦苇地之间的,那一道淡蓝色的细线,就是阿姆河了。

 

 

 

 



8月28日晨跑路线图(上)。离阿姆河还很远,依稀一线淡蓝色的河水,面前横着铁丝网(下),看得见边防岗楼里的持枪士兵。

 

然而已没有向前的路,眼前横亘着天然气管道和铁路,铁路外面是一米高的铁丝网。铁丝网后面,那大片的芦苇地,就是军事管制区了。一座岗楼高高矗立,岗楼里依稀看得见持枪的士兵。管制区如此之宽,直线距离还有将近两公里,靠近阿姆河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不久前读哈萨克斯坦一个研究者有关中亚地区毒品走私和恐怖分子交通网络的报告,提到阿富汗毒品是经过塔吉克斯坦,比如杜尚别和忽毡等地,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等地区的,甚至到铁尔梅兹的毒品也来自杜尚别。我感到不解的是,铁尔梅兹与阿富汗仅一河之隔,整个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最近的就是苏尔汗河州,联合国援助阿富汗的物资都要走这里阿姆河上的友谊大桥,苏军入侵和最终撤出阿富汗也都走友谊大桥,毒品走私又何必绕道塔吉克斯坦呢?现在看到森严不可犯的军事管制区,终于明白这里恰恰是最不可能的通道。

 

阿姆河是铁门关之后的又一个挫折。

 

不过我不应该是最感到沮丧的,毕竟,在到达铁尔梅兹之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就远远看到了那一缕细如发辫的河水。而且那天之后,在法浩特和几位铁尔梅兹当地考古学家带领下,我们多次造访阿河边的考古遗址,包括著名的喀拉秋别(Kara-Tepe)、法    别(Fayaz-Tepe)、卡姆皮尔秋别(Kampyr-Tepe)等等,都是阿河北岸的高地(tepe就是小山丘),在那里我们得以非常近(当然我还是觉得太远)地看到阿姆河,眼见那宽阔的灰蓝色大河从看不清的东方飘过来,又消失在看不清的西方。比起那些喜欢用阿姆河来标榜他们的旅行,实际上连阿姆河的影子都没见着的人,我还是幸运的。

 

 

在阿河边的古遗址,法浩特正讲解发掘情况

 

 1933年8月20日,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1905—1941)从威尼斯开始他著名的东方旅行。他主要以亲自驾车的方式,当然必要时也乘船或坐别人开的车,游历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阿富汗,直至1934年6月抵达印度。次年他在北京以日记体写下这段旅行,这就是被奉为旅行文学经典之作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尽管在旅行的最后一段拜伦进入了被模糊地称作阿姆河区域(Oxiana)的阿富汗北部,他并没有看到阿姆河。在阿富汗的突厥斯坦首府马萨沙里夫(Mazar-i-Sharif),拜伦请求当地官员允许他们开车或骑马到阿河南岸,他的梦想是隔着阿姆河看铁尔梅兹。

 

在一封呈给当地官员的辞藻华丽、态度谦卑的信中,拜伦写道:“我等跋涉远道,自英伦至阿富汗之突厥斯坦,……首要目标乃是亲眼观瞻阿姆河之流波。此河即享誉于历史与文学中之Oxus河,英伦诗人马修·阿诺德以其生花妙笔为此河著有名篇。而今我等经七个月之翘首期盼,终于抵达距离河岸仅四十英里之地。”然而他的请求被一再地拒绝。

 

拜伦可能不知道,就在两三年之前,苏联刚刚实施了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封闭式管控,不仅苏联之外的人不能进入,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人也不能随意到中亚旅行。与此相伴的是边境地带形势紧张。外逃至阿富汗的土库曼、乌兹别克等突厥语流亡人群大多聚集在阿河南岸,被苏联视为国防威胁。阿富汗一方深恐苏军以此为借口渡过阿姆河,当然不会允许几个英国人在河边向对岸探头探脑。

 

拜伦没有看到阿姆河,更没有看到他十分向往的铁尔梅兹古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前往阿姆河之乡》作为旅行记的书名。任何读者一看到书名,脑子里首先会出现那想象中的、传奇般的、美丽的阿姆河。

 

1956年,另一个英国人也来到阿富汗,之后也写了一本在旅行文学的历史上足以与拜伦那一本相提并论的游记。这就是埃里克·纽毕(Eric Newby,1919—2006)的《兴都库什行纪》(A Short Walk in the Hindu Kush)。纽毕记录他和朋友在兴都库什山间几乎成功地爬上6000米高的米尔米尔(Mir Samir)峰,非常有趣。和他所有的作品一样,此书文风朴素幽默,可读性极强。不过他的足迹仅限于奴里斯坦(Nuristan),远离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姆河。

 

很显然,对纽毕这样一个刚刚立志要以旅行写作当作终身事业的人来说,没有看到阿姆河似乎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在晚年写的自传《一个旅行者的人生》(A Travellers Life)里,他记录了自己曾如何用吹牛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憾。那还是他刚从阿富汗回到伦敦,在理发馆理发时,和熟识的理发师聊天,发生了如下对话:

 

“最近出国了?” 

 “其实是中亚。我渡过了阿姆河。”

 “哦,太有意思了。我估计您是从喀布尔出发吧,然后怎么走的?从哪里过河?”

 “我在铁尔梅兹登陆。”(说到这里时,纽毕在心里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的确从空中飞越过阿姆河。)

 “铁尔梅兹呀。依您实地所见,河面有多宽呢?”

 “大概半英里吧。”

 “您觉得只有那么窄吗?我猜您是坐着浮筏过河的吧?”

 “是啊。不过那里也有好多别的船,蒸汽船什么的。”

 ……

 纽毕已心乱如麻,主动问:“您到过铁尔梅兹吗?”

 “俄国这边灰尘特大。您没发现这一点吗,先生?而且,铁尔梅兹嘛,真的,只有一条街而已。”

 “可是在阿富汗一侧是密密的丛林呀。而且他们说,还有老虎呢。”

 “曾经有老虎,当然,曾经是有老虎的。那么,您也去了梅尔夫(Merv)?”

 “没有,可是我飞越了撒马尔罕。”

 “噢,你是飞呀?”

 “是呀,乘俄国飞机,从铁尔梅兹到塔什干,然后到莫斯科,再经里沃夫和布达佩斯转维也纳。”

 “绝大多数人是从喀布尔飞,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到铁尔梅兹去搭飞机。”

 

纽毕恰好在一个熟悉中亚的人面前不够严谨,此后他再也不敢走进那家理发馆。不过我理解他,他只是没有把梦想与真实分得太清楚,而随口吹了那么一下。其实很多次我都有这样的冲动,想告诉别人,当然主要是告诉自己:我曾经在阿姆河游泳,月光照耀之下,竟然游到了阿富汗那一边。

 

 

阿姆河主河道,对岸是阿富汗

 

 

5.从阿姆河到海洋

 

当然总有人比较幸运。以宏大叙事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说:“从孩提时代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看到阿姆河,它在传说中分开了伊兰与突兰(Iran and Turan),在现实里则分开了阿富汗与苏联。”1960年2月下旬至6月底,汤因比借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讲学的机会,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游历长达四个半月,其中以4月下旬到5月底在阿富汗的大范围考察最为艰苦,特别是对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来说。

 

汤因比环游阿富汗时,纽毕那本《兴都库什行纪》正在英国畅销,他应该至少知道这本书,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旅行结束后,汤因比很快完成了旅行记的写作,并于1961年出版,书名就是《在阿姆河与亚穆纳河之间》Between Oxus and Jumna)。书名提到阿姆河,不仅因为阿姆河是他这次旅行范围的北界,而且也因为他的确看到了阿姆河,尽管为时短暂。

 

1960年5月12日,汤因比一行来到阿河南岸,看到了比他梦想中还要宽阔的阿姆河。当然他不是普通的旅行者,他在学界内外的声誉使他的旅行看起来相当奢侈:英国驻阿富汗大使全程陪同,两辆路虎越野车,所到之处都有顶级接待,根本不用担心后勤与安全。可是几个月不间断的奔波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绝对不轻松。5月11日,汤因比一行从马萨沙里夫出发,向东穿过几个大戈壁,来到昆都士(Kunduz)。第二天,他们从昆都士向北,走了约65公里,抵达阿河南岸的尔喀拉Qyzyl Qala,意思是“红色城堡”),实现了一睹阿姆河的心愿,随后返回昆都士。

 

汤因比详细描述了从昆都士到克尔喀拉的沿途景观,比如昆都士绿洲北部的绿色原野,绿洲边缘以及戈壁地带游牧人的帐篷。在看见河水之前,他先看见了河对岸石崖上电线杆那么高、也和电线杆一样成排相连的苏军岗楼。然后他才看到阿富汗这一侧的卡车、灯塔、吊车、码头,“猛然间,阿姆河就在我们脚下”。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对阿姆河的描写,集中在河水流量之大。他之前应该查阅过相关资料,但他还是被眼前宽阔湍急的河流所震撼,这使得他一直在思考阿姆河的航道是否能帮助阿富汗解决没有出海口的难题,那就意味着阿富汗与苏联的经济协作。他写道:“当我站在克尔喀拉的码头上,看苏联船只与阿富汗卡车连接(装卸货物),我热忱地祝愿这一想象中的阿富汗与苏联的经济协作能够成功。西方人若对这一成功怀有恶意,那不仅是不够慷慨,也是短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各国彼此依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其余各国的繁荣紧密相关。阿富汗是不能发展和繁荣的,除非它能建立起适当的外贸通道。因此,让克尔喀拉更强大些吧。”

 

汤因比站在阿河边,一心只想它的航道意义,是出于他那一代及他之前几代人对出海口的特别关注。阿富汗是个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在贸易富国时代,没有出海口意味着经济落后,所以汤因比期望阿姆河能成为阿富汗与外部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以弥补没有出海口所带来的天然缺陷。阿姆河主要在苏联境内,可是他一点也不在意这条大河对苏联的航运价值,因为苏联是海洋大国,不存在出海口短缺,用不着汤因比操心。可是苏联解体之后,产生了好多个内陆国家,其中与阿富汗隔河相望的乌兹别克斯坦更是内陆国中的内陆国。

 

 

阿姆河、锡尔河与咸海

 

还在撒马尔罕时,我的同事李新峰教授在一个微信小群里对我说:“你不是研究内亚吗,这下好,你到了内亚。”他说的内亚,是指乌兹别克斯坦的双重内陆国特质。双重内陆国,意思是不仅乌兹别克斯坦自己是内陆国,而且它的所有邻国也都是内陆国。亚洲只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其实全世界的双重内陆国也不过两个而已,另外一个是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可是,如果要狡辩的话,我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双重内陆国身份也许会随着里海法律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里海到底是湖还是海?这个分辨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涉及里海沿岸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1991年之前,里海沿岸国家只有伊朗和苏联,两国协议把里海看作湖而不是海,伊朗至今还坚持这一立场。苏联解体之后,拥有里海最长海岸线的哈萨克斯坦希望把里海看作海而不是湖。如果是湖,其水面和湖床要由沿岸国家均等分割,如果是海,就要在联合国认可的海洋法体系内进行管理。恰好在我们这次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周前,里海沿岸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陶达成妥协,明确了里海的法律地位既不是海也不是湖,水面按海洋法管理,水底则另走一种方案。每个国家拥有15英里的领海水域,加上10英里的水面专属捕鱼权,其余都是国际水域。水底陆地如何分割?并未达成明确协议,有争议的国家之间自行协商。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这五个国家共同主张里海是海而不是湖,里海获得实际的海洋地位,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就再不能算作双重内陆国,因为它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摆脱了内陆国地位,变成滨海国家了。当然,自从200万年前与黑海的联系完全中断,里海一直是内流水系,与外海外洋不相通,所以在里海水域拥有出海口,与近代欧洲人所主张的海洋贸易体系仍然不相干。

 

然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与众不同:它不仅以斯坦为国名,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邻国都以斯坦为名的国家。世界上有七个国家以斯坦为名,除了巴基斯坦,另外五个,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斯坦,都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邻国,而巴基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直线距离也不过300公里。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至少在地理上是七个斯坦国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乌兹别克斯坦感觉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还不够隔离。我在阿河边所见那种铁丝网,不仅仅出现在乌阿边境,而是环绕乌兹别克斯坦的全部边界线,完整屏蔽了它的五个斯坦邻国。四年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两年前在塔吉克斯坦的忽毡,我都见到了被分割、被切断的费尔干纳。和世界上越来越多已建、在建或将建的边境高墙一样,无论是水泥墙、铁丝网还是其他类型的障碍物,都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萨珊波斯的戈尔干长城和罗马的哈德良长城。

 

与汤因比的期待正相反,阿姆河没有成为阿富汗的航道,甚至也没有成为任何国家的重要航道,现在它的航运价值反倒比不上近代以前,虽然全长2400公里的阿姆河有1450公里可以通航。《伊本·白图泰游记》说:阿姆河冬季有长达五个月结冰(伊本·法德兰说是三个月),过河的驼马行人都走在冰上。河道夏季通航,从花子模溯流而上可到铁尔梅兹(那时叫Tirmidh),铁尔梅兹的大麦小麦顺流而下走十天抵达花子模。历史上大概只有很短的几个时期,当大型帝国控制阿姆河绝大多数流域时,从铁尔梅兹到下游的通航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时期,比如现在,阿姆河被众多互相防范甚至对立的国家、城邦或部落分割,远程通航只是一个传说。

 

 

铁尔梅兹古城遗址

 


著名的Jarkurgan宣礼塔

 


 

6.从乌水到阿姆河

 

不过我认为,上下游通航的可能与实现,才是阿姆河得名Amu Darya的关键。中古以前的各语种文献记阿姆河有很多名字,其中不见阿姆河。当然不同河段有不同名称,不同人群对同一河段称名不同,本是早期历史的常见现象。但是以中亚历史之悠久,阿姆河之重要,出现这种名称上的纷歧,多少反映了中亚历史参与因素少见的多元与多变。

 

古印度经典里,吠梵文把阿姆河写作Vaku,《梵天往世书》(Brahmanda Purana)作Chaksu。古波斯经典《阿维斯塔》(Avesta)称阿姆河为YakhshaVakhsha,和古印度经典基本一致。萨珊时代的波斯语文献称之为Wehrōd(意思是“好水”),从发音上看其语源仍来自古印-伊传统。中国汉代称之为水,魏晋隋唐多作水,而玄奘《大唐西域记》则译为缚河。现代西方都说Oxus,是沿用欧洲古典时代的旧称,因为古希腊文作Ôxos,拉丁文作Ōxus。以上这么多名称虽然拼写不同,读音略异,但研究者认为它们的语源是相同的,就是今阿姆河上游最大支流瓦什(Vakhsh)河一名。可以推定,直到7世纪阿拉伯征服为止,阿姆河的中上游都以Vakhsh为名。

 

阿拉伯征服改变了一切。中古阿拉伯语文献通常称阿姆河为Jayhoun河(还有其他一些转写形式,如Jayūn,JaihunJayhoonDzhaykhun等等),原因是早期伊斯兰学者相信阿姆河是《旧约·创世纪》所说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中的基训(Gihon)河。阿拉伯语的这个名称,在波斯和中亚强大深厚的波斯语-塔吉克语传统下,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中古以后,源于波斯语的名称阿姆河(Amu Darya)成为波斯语和突厥语世界的标准名称。阿拉伯语的Jayhoun在现代主要各突厥语中,只有土耳其语还在使用,写作Cayhun,当然土耳其语也说阿姆河(Amu Derya)。

 

在波斯语以及后来深受波斯语影响的突厥语世界里,怎么会发生从瓦赫什河向阿姆河的转变呢?Amu这个词从哪里来,目前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一个临河的绿洲城市Amul,其地即今土库曼斯坦的Türkmenabat,是阿姆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大概是这样的: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古典和中古时代,阿姆河中上游最常见的名称是Vakhsh,但下游不用这个名字,可能下游主要河段以临河的主要城市为名,比如Amul城这一段就叫Amul河。

 

这个名字能够扩张到中上游,是因为阿拉伯征服时代以梅尔夫(Merv,元代译作木鹿、马鹿等)为中亚的政治中心,从梅尔夫到河中地区,要在Amul过河,这里成为阿姆河最繁忙的渡口。比如,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10世纪从巴格达到中亚,就是从Amul渡过阿姆河。他在游记里写道:“我们(从呼罗珊)出发到Sarakhs,再到梅尔夫,然后到了Amul沙漠边缘的Qushmahan,在此停留三天,让骆驼在进入沙漠前得到休息。之后我们跨过沙漠抵达Amul,从那里渡过Jayhun河。”

 

征服带来阿姆河流域的政治统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河流的名称得以从下游的中心向中上游挺进,覆盖了中上游原有的名称,把Vakhsh这个名字挤压到不能通航的上游河段。随着近代阿姆河河源调查的新发现,Vakhsh河段更是让出了干流地位,被挤压成了支流。现在上游河段的干流名为喷Panj)河,瓦赫什河则是上游最大的支流。

 

至迟到塞尔柱和花子模时代,阿姆河之名已覆盖到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段。蒙元史料里阿姆河有阿母、暗木、阿木、阿梅等多种译名。《长春真人西游记》称阿姆河为阿母没。没即蒙古语“河流”(mörön/murun)。Amu Murun这个称呼应该出自护送丘处机从撒马尔罕前往兴都库什大营的蒙古将军之口,所以是蒙古语形式。那么,当时本地人是不是已经在使用后来定型下来的Amu Darya?恐怕不一定。两个世纪后西班牙特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前往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时,也在铁尔梅兹过河,他记录的河名作Viadme,研究者认为这个写法来自Ab-i-Amu,ab是波斯语“水”、“河流”。可见那时名称还不稳定。

 

 

俄国画家Nikolay Karazin 1889年的作品《1873年俄军渡过阿姆河》

 

写于16世纪、中亚最早的突厥文(察合台文)通史之一Zubdat al-Athar,称阿姆河为Vakhsh(同书还称铁门关为Darbend),不知这是那时仍在使用的名称呢,还是另有缘由?我猜测,这与该书作者'Abdallah b.Muhammad Nasrallah主要生活在巴尔赫(Balkh)有关。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可能自有一个称呼阿姆河的独特传统,要么沿用古代的名称Vakhsh,要么另有称呼。19世纪欧洲旅行者多是从南亚北行进入阿富汗,再进一步进入中亚,其中一些人记录了阿姆河的另一个名称Gozan,说是阿富汗人如此称呼。可见关于阿姆河名称的复杂多样,要看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语言和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

 

但是阿姆河(Amu Darya)这个名字最终一统天下,还是要归因于阿拉伯征服之后以梅尔夫为政治中心,以及随后各统一帝国时代,改变了阿姆河流域为众多彼此对立的政治体分割的古老局面,在中下游实现了全线自由通航。

 

在铁尔梅兹的一周,我们每天都会看见阿姆河。最初,就像那天早晨跑步时所看到的,只是远远地瞥一眼,稀薄缥缈。后来离得越来越近,所见的河面越来越宽阔,越来越真实。开始考察活动的第一天,上午烈日如火,法浩特和当地的一个考古学家带我们去北边的Dalverzin-Tepe。下午五点半,酷热消退,清风如波,我们绕道西郊返回城市。汽车走在阿河北岸,路南因有松林和芦苇地遮挡,我完全意识不到距离阿姆河已相当近。公路只在过狮河(Shurab)大桥时高高升起,深绿色的大地在眼前忽然展开。我看到右侧远处一大片灰蓝色,心想这是什么大湖呀,怎么没在地图上见到。正要问法浩特,恍然大悟,是阿姆河呀!Amu Darya, oh my God!

 

我这突如其来的激动让法浩特大笑起来,他跟着叫道:Oh my Buddha!

 

 

法浩特在大佛出土处模拟大佛

 

 

7.老虎与麻雀


最靠近阿姆河是第二天,在著名的喀拉秋别(Kara-Tepe)佛寺遗址。遗址位于蒙古大军毁掉的铁尔梅兹古城西侧山丘上,属于边防控制区。我们先到山丘东侧距铁尔梅兹古城遗址很近的边防站,到边防军那里递交文件。斜挎冲锋枪的军人上车核对人数、证件之后,我们绕到山丘北侧进入遗址区。法浩特叮嘱我们不要到山丘顶部拍照,让哨楼上的士兵看见会有麻烦。一边听法浩特介绍寺院形制、发掘情况,一边对照资料上的出土文物恶补贵霜佛教考古,一边无法克制地、时不时地走神,向着山丘南侧的阿姆河张望,拍几张词不达意的照片——真的,照片上的阿姆河,完全没有我们看着它时所感受到的浑厚与紧张。

 

只有在喀拉秋别山顶才能看清阿姆河的主河道,看到河对岸阿富汗那边稀稀落落的芦苇,以及再远处映射着阳光的大片黄沙。沙漠如一道金色画框,把阿姆河从现实中切割出来,成为独立的风景。可是就在喀拉秋别这个位置,阿姆河一分为二,河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洲屿,即先知岛(Aral Paygambar,乌兹别克语写作Paygambar Orol)。因此,从喀拉秋别的遗址区看阿姆河,只能看见先知岛和东(北)河道,会感觉阿姆河不是那么宽,不大容易想到那只是一个岛,岛那边还有阿姆河的西(南)河道。

 

  



喀拉秋别遗址区

 

先知岛原来的名字叫乌斯曼(Uthman)岛,乌斯曼是伊斯兰征服时期的一位阿拉伯将军,704年他从阿河南向北进军,先控制这个岛屿,据说在岛上集结了1万5千名士兵,从这里渡河攻克铁尔梅兹,故此岛以他的名字为名。后来,岛上建了先知助勒基福勒(Zulkifl)的圣墓。助勒基福勒就是《古兰经》提到的先知Dhul-Kifl,研究者常把他与《旧约》里的先知以赛亚(Isaiah)或以西结(Ezekiel同。传说,助勒基福勒在巴格达离世后,人们按遗嘱把尸身放到船上,送船下河,任其所之。船到铁尔梅兹城旁边的阿姆河中停下,那个地方迅速涌起一座小岛,于是他就葬在岛上。我们隔河可以看见的先知墓建于11或12世纪,那之后大概就改名先知岛了。法浩特介绍说,那个小小的建筑群包括墓室、清真寺和两间纪念堂。

 

 

从喀拉秋别山顶看阿姆河一分为二绕先知岛而去

 

先知岛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当然是绝对的军事区,普通人没有机会上岛,连军人也不在岛上常驻。有史以来,这个岛从未如此与世隔绝过,当然在现代社会这也意味着罕见的机遇,使得岛上的动植物生态系统得以不受干扰。1960年苏联把此岛列为自然保护区,更是创造了难得的好条件。全岛面积3.1公顷,据近年的调查,岛上有150种植物,21种哺乳动物,142种鸟类,25种爬行动物,岛屿周围水域有大约35种鱼类。岛上动物中最珍贵的是布哈拉鹿,又名巴克特里亚马鹿。布哈拉鹿与中国新疆的叶尔羌鹿(又名塔里木马鹿)属于鹿的两个彼此有别的亚种,都在沙漠环境下的低地水滨求生存,都属濒危物种。

 

说到自然保护,现在阿姆河下游的尾闾地带也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区。众所周知,由于1960年代以后农业灌溉用水过度,阿姆河到下游水量急剧减少,直至慢慢断流,不再能够供应咸海。这直接引发了咸海的萎缩乃至枯竭,成为现代世界最大的人为环境灾难。然而,一方面是咸海的悲剧性消失,另一方面则是阿姆河尾闾三角洲地带出现大片绿地,为建设自然保护国家公园准备了条件。听说那个公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布哈拉鹿,还有许多其他中亚濒危物种在那里找到了避难地。有人甚至建议要在那里投放西伯利亚虎(中国称东北虎),以替代不久前才灭绝的里海虎(中国称新疆虎)。

 

里海虎是与西伯利亚虎、孟加拉虎(中国称华南虎)并列的亚洲虎,体型在二者之间,最后灭绝可能距今不足30年。18、19世纪到中亚旅行的欧洲人记录了里海虎对旅行者的巨大威胁,许多旅行记里都有对深夜虎啸的描写。较早记录里海虎的,比如1740年英国商人George Thompson和Reynold Hogg旅行到咸海一带时,这样记录该地野生动物:“有非常多的野马、野驴、羚羊和狼,还有一种凶猛的野兽,叫做jolbars,与老虎并无不同,鞑靼人说它强壮得能够把一匹马叼走。”这里的jolbarsyol-bars,又可作yul-bars,就是突厥语的“老虎”。这也是中亚常见的男性名字,民国后期为国民党效力的尧乐博斯(又译作尧乐博士),便以虎为名。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地理书常见铁尔梅兹附近“群虎纵横”的记录,研究者认为这与阿姆河河岸及苏尔汗河下游浓密的芦苇丛有关。《长春真人西游记》说从铁门到阿姆河之间“林木茂盛”,过了阿姆河则是“渠边芦苇满地,类中原所有……其大者,经冬叶青而不凋,因取以为杖,夜横下,覆不折;其小者叶枯春换”。可见那时的生态是非常适合老虎生存的。

 

 

阿姆河大鱼

 

阿姆河三角洲地带投放西伯利亚虎,大概无法实现。不过我关心另一个问题,就是中亚古代是不是有狮子。亚洲直到19世纪还在中东、伊朗和印度有较广的分布(印度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野生种群),那么有没有可能曾经出现在阿姆河流域呢?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成吉思汗从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攻克巴里黑(Balkh),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居民,弃尸于野,“有很长一段时间,野兽以死尸为盛宴,狮子和群狼相安无争,秃鹫与鹰和平共餐”。这里的狮子,波斯语原文就是shir。但是研究者指出,这个词常常又用来说老虎。单单依据文献似乎不能得出结论,不知道考古学家们是不是遇到过狮子的遗骨?在路边小餐馆等午饭时,我向法浩特提出这个问题。他好像有点意外,说,据我所知,没有。也许中亚冬天气温偏低,狮子无法适应?

 

我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撒马尔罕时,有诗句“园林寂寂鸟无语”,自注云“花木虽茂,并无飞禽”。《长春真人西游记》写道:“时僚属请师复游郭西,园林相接百余里,虽中原莫能过,但寂无鸟声耳。”我无法理解撒马尔罕怎么会没有鸟。如果说是战事破坏使然,但另有一条近代材料,说布哈拉没有麻雀。俄国革命后英国军官贝利(F.M.Bailey)到中亚搜集情报,1919年在布哈拉住过一阵。第二年冬天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做报告时说:“布哈拉很奇怪的一点是没有麻雀,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见不到麻雀的大城市,尽管在周边的乡间还相当常见。”那么,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

 

“有意思,有意思,”法浩特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试着解释一下。首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考古显示中古的中亚城市缺乏绿地规划。特别在9—12世纪间,城市人口激增,民居密集,出现越来越多的多层建筑,街道狭窄。这是因为人们都希望住在有军事防卫的城墙以内,不愿意住在城外。萨曼、塞尔柱和黑汗帝国时代,城市不断扩大,新城墙向外扩展,但仍然缺乏绿地规划。没有绿地,就没有昆虫,因而也就没有动物,没有鸟。鸽子是杂食鸟类,它们什么都吃,可是麻雀是草食鸟类。”

 

“另一方面,”法浩特接着说,“文献如《史记》《汉书》记载古代中亚绿洲盛产水果,特别是葡萄,比如大,即今之费尔干纳。你知道,农民必须驱赶鸟类以保护果园。即便在如今的中亚,农民也用各种手段对付鸟类,有人养,有人猎杀一切靠近果园的鸟类。高度密集复杂的灌溉农业生态系统里,留给鸟类和别的动物的生存缝隙是很小很小的。可以说,中亚历史上的城市化与绿洲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有重大影响,野生动物在绿洲和城市里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当然,从考古学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我们在发掘中很少见到鸟类的遗骨,鸡骨倒是很多。”

 

 

法浩特(右)

 


 

8.渡口之间的竞争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说阿姆河最重要的渡口有两个,下游在Amul,中上游在铁尔梅兹,前者沟通波斯与中亚,后者沟通印度与中亚。从喀拉秋别的考古遗址区看先知岛,我终于明白了铁尔梅兹古城的选址理由:先知岛是渡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湍急的河流会把渡船急速向下游推送,有了河中央的岛屿,渡船先抵达先知岛,再从岛屿另一侧下水流向对岸,大大减低了渡河的难度。渡口选址决定了码头城镇的所在,古铁尔梅兹就是从渡口发展起来的。阿姆河的流速和冰凌使得浮桥即使可建也必定为期短暂,常规的过河方式只能是渡船或捆绑在一起的皮筏。成吉思汗追击花子模残敌扎兰丁时,渡过阿姆河进入兴都库什(大雪山)地带,那时应建有浮桥,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说的“舟梁”。因这个浮桥遭到“土寇”破坏,丘处机过河时仍是乘船。

 

帖木儿南征印度也在铁尔梅兹过阿姆河,同样建造了临时的浮桥。《克拉维约东使记》说帖木儿往返都走浮桥,浮桥是用木头搭建在船上构成的,往返都是一旦过河立即下令拆除。中译本有这么一段:“当我们临近河岸时,见到桥身尚遗在河中,两头靠近河岸之处,果然被拆断。所幸桥身大部尚未伤损,仍可利用。我们的坐骑及牲畜等,皆赖这段残桥之助,得以渡过。其余靠近河岸的小段,则用船只摆渡。”对照西班牙文原文,这一段应该是这样的:“使者一行即经浮桥过河……浮桥并非从河边直抵对岸,因河中间有一大片陆地,马与牲畜可行走其上,故这一段是没有桥的。”所说的河中陆地,就是先知岛。克拉维约一行利用了浮桥,他的记录显示浮桥架在先知岛与两岸之间较窄的两条河道上。那时的先知岛比现在热闹许多。

 

可是,铁尔梅兹古城西侧依托先知岛的这个渡口,并非阿姆河在这一河段的唯一渡口,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渡口。著名东方学家弗拉基米尔·米诺尔斯基196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阿姆河上的一个希腊渡口》,对帖木儿帝国时代一部地理书中提到的一个希腊语地名进行了有趣的研究。这个地名从亚历山大时代到帖木儿时代跨越了1500年的鸿沟,期间各种语言特别是波斯语和突厥语对这个地名的发音施加了各自的影响(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上都河)。帖木儿帝国时代Hafiz-i Abru受沙哈鲁之命,用波斯文整理、修订并大大扩充一部阿拉伯文地理书时,所记录下来的这个地名,至少从形态上已难以还原到它的希腊语源。米诺尔斯基把这个地名转写为*Pardāγwī,并翻译了Hafiz-i Abru书中相关条目,兹转译如下:

 

“*Pardāγwī在阿河岸边,靠近铁尔梅兹。有人说它在铁尔梅兹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了,也有人说它(和铁尔梅兹一样)是由亚历山大建造的。*Pardāγwī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语地名,意思是‘客舍’。古时候负责阿姆河渡河事务的重要船夫都在*Pardāγwī,君主们都从这里渡河。因居民守护渡口,从前的国君对他们特别优待,免其赋税。此地因而人口繁盛,工匠众多,对旅行者的服务十分周到。当地人以慷慨著称,经行其地的旅客成为*Pardāγwī人彼此争抢的对象,他们都急于要把客人带回自家。绝大多数时候,铁尔梅兹人与*Pardāγwī人也在竞争中。在*Pardāγwī周围地带,丛林广布,老虎出没其间。”(米诺尔斯基特别说明,这里虎的原文是shir,不过他认定应当译作虎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狮。)

 

为便于读写,米诺尔斯基所建立的*Pardāγwī转写形式,被后来非语文学领域的研究者简化为Pardagvi(我觉得中文可以意译为“客舍城”)。这个客舍城古渡口在哪里呢?按照Hafiz-i Abru原文本的叙述顺序,先说铁尔梅兹,接着说Pardagvi,然后说下游140公里之外名为Kalif的渡口,那么,Pardagvi应该就在铁尔梅兹与Kalif之间,也就是说,Pardagvi在铁尔梅兹以西。不过米诺尔斯基轻易地否决了这个选项。他向上游看过去,觉得应该在苏尔汗河汇入阿姆河的河口与铁尔梅兹古城之间,具有非常高可能性的地方是新(今)铁尔梅兹正南方,那里在近代也是一个渡口。他解释说,苏尔汗河三角洲地带茂盛的芦苇丛,似乎也像是Hafiz-i Abru所说有老虎出没的丛林

 

 

 


客舍城废墟及遗址平面图,见于Rtveladze发表于1994年简报

 

与米诺尔斯基向东看正相反,这座所谓亚历山大时代的“客舍城”被考古学家在西边发现了。1972年苏联考古学家在铁尔梅兹以西30公里的卡姆皮尔秋别Kampyr-Tepe,又常拼写为Kampir-Tepe,这个地方又被称为Kafir-Qala,意思是“异教徒城堡”),发现一处有浓郁贵霜文化色彩的古城遗址。古城位于阿河北岸的黄土高台上,南北都是陡峭险峻的深沟,北边有城墙遗迹。研究者如E.V.Rtveladze立即把这处遗址与米诺尔斯基所说的Pardagvi客舍城联系起来。1979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试掘,1982年开始全面发掘,到苏联解体之前,该古城遗址绝大部分都已完成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认定这是一座贵霜全盛时期的渡口城市,就是Hafiz-i Abru所记的Pardagvi古客舍城

 

我们在铁尔梅兹的第四天,来到卡姆皮尔秋别。第一眼就被那复原后的北城墙所震撼,城墙上多至两排的、贵霜特有的箭簇形窗户(或射击孔)给人深刻印象。进入城墙,烈日下难分形状的黄土建筑,干燥又寂静的远近地貌,满地码放、用以复原古城的新造土砖,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最繁荣、最古老的渡口。古城遗址由城区、城堡、城外居民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组成。我们在城堡区坍塌叠压的断裂带,看到许多深埋入土的巨大陶瓮。这种大陶瓮在某些大概是库房的房间整齐排列,不知道用以盛葡萄酒还是盛谷物。

 

 

客舍城遗址巨大的陶瓮

 

站在城堡顶部平台上,向南俯瞰阿姆河河谷,绿色田野如一面布幔向东向西缓缓伸展,包裹住南边那一缕灰蓝色的阿姆河。由于阿姆河河道明显向南摆动,原河道所在靠近古城遗址的地带成了肥沃的农田。可以说,这个遗址已远离阿姆河,完全不适合当作渡口了。不知道这一变化始于何时,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该渡口失去主渡口地位的原因。研究者认为,这个渡口的最早年代可能比青铜时代还要早,而古城遗址则属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建筑遗存,全盛期在贵霜帝国的迦腻色伽一世之时。这意味着在漫长的时期内,此地都是本地区最主要的渡口。由前引Hafiz-i Abru的那段话来看,在依托先知岛的铁尔梅兹古城渡口崛起的过程中,这个“客舍城”古渡口仍在使用,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在竞争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才有了铁尔梅兹古城的繁荣,以及客舍城的衰落与废弃。


 

9.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我很喜欢和法浩特聊天,不仅因为意外地发现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在安卡拉住过很久),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还且也因为在好些议题上思路接近。比如,我们都对所谓“蓝突厥”、对突厥狼祖传说等等,存着深深的疑虑。更重要的,我们都对大月氏西迁说不敢深信。

 

在铁尔梅兹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们再一次造访市中心那个非常棒的考古博物馆,李肖等在馆里大肆拍摄时,我和法浩特坐在馆外台阶上闲聊。马路对面我早晨跑步的那个公园有好多小孩子嬉闹,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扭一拐地走在树林里。一天的酷热正在消退,虽然没有风,还是能感觉到清凉像是从地底升上来,缓缓向上空的阳光里蔓延。

 

 

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

 

我提到大月氏,我知道这是巴克特里亚历史叙述中无可回避的一环,但是我觉得月氏从河西走廊远道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建立王朝的说法,太像前古典时代的传说,传闻之辞加上想象与附会,成了《史记》《汉书》里那几句话,更成为现代研究者加以发挥的基础。就如同匈奴西迁成为欧洲古典后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匈(Hun)人的那个说法,本来是一个捕风捉影的联想与想象,后来竟成为那么多学者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的前提。

 

法浩特说,是的,我一直有此疑惑。长途迁徙,跨越多个地区、多个文化与多个政治体,最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建立王朝,这个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传说属性,传说的特点是,类似的事情在可查证的历史上难以再现。迁徙往往是王朝历史叙述的结果,取决于谁讲述、对谁讲述、为什么要如此讲述。任何一个具体的迁徙传说,都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体系。然而,要把历史与神话传说剥离开,远不是怀疑一下就可实现。研究缺乏系统文献史料的古代巴克特里亚,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和困难。

 

聊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界,我说我近年在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开会时遇到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之了解、英语之流畅、议题之新颖,都给我很深印象。我感觉,在俄苏学术传统之外,新一代学者迅速接上了西方传统,这使得中亚学术至少在某些学科,比如考古和历史学,具有了融汇多个传统的优势。考虑到俄苏有关学科的深厚传统与独特性,这种融汇是很让我们中国学人羡慕的。

 

法浩特说:表面看似乎是这样,然而存在另一种危机。现在年轻学者普遍重西方轻俄苏,有的甚至拒绝学俄语。比如说,在我们考古所,年轻学者要求我们的刊物以后仍然是双语,但不再是俄语和乌兹别克语,而是英语与乌兹别克语,这意味着学术刊物不再发表俄语文章。年青一代有些人,不仅不喜欢学,甚至也读不了俄语著作。要知道过去的中亚考古,几乎全都是用俄语出版的,不读俄语,等于放弃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那可是中亚知识宝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过去父母倾向于送孩子进俄语幼儿园,让孩子从小学好俄语。现在变了,家长把孩子都送到英语幼儿园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完全不懂俄语。法浩特最后说:“我家孩子读的都是俄语幼儿园。”

 

那天晚上我们在铁尔梅兹市区北边的机场上飞机,飞去塔什干,次日飞回北京。在候机室,法浩特指给我看一面贴满照片的墙,我原以为是模范表彰宣传栏,走近一看才知道全都是通缉对象,几乎都是从乌兹别克斯坦跑去叙利亚参加ISIS的。法浩特问我,你注意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了吗?我仔细看一遍,对法浩特说,大部分是90后,大部分是女性。他点点头,神情凝重,长叹一口气。我想起我关注了好几年的那个重复人类迁徙之旅的萨洛帕克(Paul Salopek),他在走完乌兹别克斯坦一程后所写的报道中,提到他被沿途军警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你带着什么宗教书籍或音像制品?”他说能感觉到当局对宗教势力的上升极为紧张。2014年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我听当地官员和学者说起费尔干纳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日益壮大。和抽象的形势分析不同,在机场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你会模模糊糊地感触到中亚社会与政治的另一面,普通旅行者不容易触及的那一面。

 

飞机升入夜空时,我努力向南看,希望看到阿姆河。下面的铁尔梅兹市亮闪闪的,环绕它南边的阿姆河却隐藏在黑暗中,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沙漠也全无踪影。看不见月亮,即使看得见也只是弯弯如眉的一小撇,不足以照亮巴克特里亚的大地、山谷与河流。我想起抵达铁尔梅兹的那个夜晚,圆月高悬,天空明净。如果那时从空中看下去,大概会看到一条银灰色的长练,在暗夜里摇摇曳曳,由东向西,如同听到了亘古的召唤,刺穿时间,飘向远方,飘向末日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