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然博物馆
刘华杰
伦敦城西偏南一点，有一座优美建筑伦敦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虽为哥特式却并不夸张。它正好处在著名的海德公园之南。2010年我到伦敦，住在帕丁顿地铁站附近。从住处南行一百米就是海德公园，在那里随便逛逛、看看鸟，再向南步行到这座自然博物馆看展览，然后换条路向北穿越海德公园返回，一整天下来也不会觉得累。
如何面对一个西方词history？
自然博物馆的出现与演化与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有直接联系。时下，经常有出版社和电视台将自然博物馆译成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自然史博物馆，其实是不正确的。可能是不了解西方博物学以及对自己可怜的外文的过分自信造成的。这件小事，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说过许多次了。
在自然探索、博物领域，history（对应的拉丁词是historia）经常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描写、记录、展示、探究、研究的意思。于是，natural history museum这一词组字面意思是“自然探究博物馆”，简称“自然博物馆”，此名称跟自然的“历史” 压根没关系。年纪大一些的业内人士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不信可以看北京自然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对应的英文名。也有人不服气，争辩说这类博物馆确实与大自然的演化有关系，即与自然的历史有关，居维叶和欧文的化石研究、赖尔的地层研究、达尔文的演化论不是恰好讨论大自然的演化吗？博物学不是也密切联系着大自然的演化吗？展出的鸟化石、鱼化石、矿物晶体不正好涉及物种演化吗？没错，它们确实与地球的演化、生命的演化有重要关系，即与历史有关。但为什么不能译作历史呢？相应地不能把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史呢？西文中historia naturalis （对应于natural history）也是一个古老的词组，不是在布丰那个年代才有，在那之前1700多年前的老普林尼时代就使用了，含义基本上没变化。格斯纳、林奈、裕苏、德堪多、拉马克、达尔文、赫胥黎、梭罗、法布尔、迈尔、利奥波德、古尔德等研究的领域都是natural history，他们都是naturalists（博物学家）。英文history这个词有许多义项，在与博物相关的许多情形中，它应当取探究、志、描述之义，而不是历史之义。这没有任何难理解之处，就像英文词coach有许多义项一样，要在上下文中弄清它取四轮大马车、公共汽车、私人教师、教练员等含义中的哪一个，不能见了就喊教练。对于有上千年之久的古老词组natural history，要尊重它的辞源，即使这个词组的外延后来有拓展。用后来的扩增意思解释原有词组的意思，是对历史不尊重的表现，也不合理，就像不能讲“先秦佛教”（田松博士为了嘲讽一些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具词组）一般，因为佛教是外来文化，先秦时中土并无佛教。
也有人辩解，说曾请教了外教，外教说natural history就是“自然历史”的意思。可以明确地指出，那样说是不对的。虽然英语是其母语，但那名外教未必对自己母语的每一细节掌握得都很好。就像我们是中国人，未必都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的“僵”是什么意思一样。实际上《现代汉语词典》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解释也都是错的，后来才改正。那个僵不是“僵硬”的意思，而是“倒下”的意思。要理解那个成语，也需要一点点博物知识，比如可以瞧瞧北京山上到处可见的一种虫子“马陆”，它脚很多，死后自然也不倒下。
布丰之前的西方博物学不大关注时间演化问题，而是关心记录、描述，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传统，一直传到现在，意思也没大的变化。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其大弟子的《植物研究》、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以及格斯纳的《动物志》直接看出来。读者可以翻翻看，他们的这些伟大作品确实根本不讨论历史演化问题，时下许多出版社在一些作品中将它们译成《动物史》《植物史》《自然史》等，十分荒唐。有的出版社将美国自然博物馆出版的Natural Histoires一书译成《自然的历史》，显然是错误的。拜恩编的这本书根本没讲历史，讲的是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珍稀博物类图书及其对大自然的描写、绘画。稍动动脑子也能避免将复数的histories误译成历史。实际上原书名的意思是博物学家对大自然的艺术展示，其中histories取的仍然是古义：记录、描写、绘画、探究。
自然博物馆及其藏品
伦敦自然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好的自然博物馆之一，有巨量的成体系的收藏：7000万件藏品、100万本图书和50万件艺术品。我当时对贝壳正着迷，参观时希望多看些奇特的贝壳，结果却颇失望，只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几盒，数量不过几百种，大多见过。当然，馆藏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恰好是因这馆藏太丰富，一时间不可能让各类藏品都抛头露面，所以每类只拿出一点点，而且未必是最好的。真想看库房存贮的更丰富的贝类标本，需要提前申请，业余爱好者的一般申请通常不容易被接受，因为这类馆藏通常是供专业博物学家研究使用的。其中有些是分类好的，也有一些根本来不及分类。鱼类、鸟类、蝴蝶等藏品也一样，绝大部分百姓没有机会一睹芳容。《纳博科夫的蝴蝶》一书中有一部分就是讲述各国蝴蝶专家如何到伦敦自然博物馆看标本、做最有挑战性研究工作的。
伦敦自然博物馆展厅中最占空间、在我看来意义也不很大的是恐龙骨架，世界各地同类博物馆恐怕也差不多。这里有个矛盾，专业博物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取悦于大众和某些委员会，一定意义上把博物馆变成了“游乐场”。近些年在国内各级各类自然博物馆（包括一些保护区的小型博物馆）也参观过一些，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它们非常在乎外在宣传、教育，许多设计一瞧就知道是专门做给有关或无关领导看的，比较忽视系统性收藏和对藏品的专业研究。声光电武装起来的宣传板占了展厅的绝大部分空间，涉及藏品实质内容的却不多。人们到这里来固然可以看3D或4D电影、读教科书式的大自然演化宣传板，但更重要的是看特色藏品本身。
本书只有两百多页，介绍了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图书、植物、动物、古生物、矿物等各类藏品两百多件。这跟7000万件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不过，它们都是精选出来的，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使亲自到伦敦自然博物馆，一次两次也未必都能遍历这上面列出的项目，因为它们不可能时时都在展出。也就是说，此书对于一般性了解伦敦自然博物馆，还是非常必要的。联系到国内，故宫博物院、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长春地质宫、吉林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山东平邑天宇自然博物馆等也应当出版介绍自然藏品的图书。参观博物馆之前和之后，读读这类书，能使参观更完整，收获更大。此外，国内自然博物馆也不重视相关艺术品的收藏，在这一点上真应当向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伦敦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博物馆学习。
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另一部很有趣的书《自然图像：中国艺术与里夫斯收藏》（Images of Nature: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与本书性质相似，只是题材更聚焦。当年我的学生李猛从英国回来送我了一部，我也曾推荐译出此书。当一家出版社购买版权时得知，早已有国内的其他出版社先期购买了中译本版权。不过，多年过去了，未见译本的踪影。
自然艺术品
随着博物学在中华大地上一点一点复兴，各类户外观察、记录、旅行蓬勃开展，以图书的形式对历史上有趣的博物考察、博物馆自然藏品进行展示也变得时尚。比较典型的如早期的《发现之旅》，最近的《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薄》，它们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普通读者怎么会对这类东西感兴趣？
这类图书围绕大自然的精致与美展开，或者直接展示自然物，或者展示植物画、动物画等。它们在当下中国的面世确实代表着一部分国人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原因包含许多方面，如工业化迅猛推进带来对大自然的疏远与破坏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令人们回想起美好的大自然，也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对象的扩展。这些因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的。其实，欣赏自然物、收藏自然物，在中国可是有传统的，久远得很、也普遍得很，虽然与西方的做法不大一样。对自然物的绘画、雕刻、拍摄等可以成就艺术品，此外自然物直接就可以是艺术品。前者是人造艺术品，后者是天成艺术品，即上帝的作品。但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西方，突出的是人的创作，人们不讨论自然物作为艺术品的问题，隐喻地讨论不算。但是，最近十几年以自然美为核心问题的环境美学兴起，特别是卡尔松提出了“自然全美”的有趣命题，导致审美和艺术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现象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人类重新确认自己从属于大自然，以及某种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论浮出水面。当然，石头、动植物标本并未与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萨符拉索夫的《白嘴鸟飞来了》、高更的《万福马丽亚》等作品性质一模一样甚至市场价格完全相当。
自然物可以作为艺术品。一旦跨出这一步，就不好再用传统的以作品为中心的观念来评论一切。更准确地说，艺术品的价格主要由审美过程来判定。作品“本身”已经隐去或者只作为审美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出现。推到极致，就没有作品“本身”这回事，不被欣赏的作品根本上就不是作品，审美决定了作品及其价格。这种视角也有一个好处，藉此可以看清艺术品领域谁更在乎艺术，谁更在乎交易或潜在交易的价格。
自然之美无处不在，但严格讲并非都能当作艺术品，更不都能搬到建筑物内展示。多数要在原地展示，新的博物馆、博物学理念也都鼓励原地展示，而非租借给别人，满世界转悠。将艺术品与原产地的地理、文化背景剥离（比如罗马的石雕、中国的佛头），异地单独存放和展出，是西方殖民者发明的一套把戏，虽然早已扩展到了世界各地，但终究难逃指责。
保护大自然的杰作，最好在地保护。欣赏大自然，最好到当地欣赏。（2017年9月15日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博物学家的传世珍宝》中译本序言，伦敦自然博物馆编，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