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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道: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

发布时间:2020-12-13

在燕京社会学史上,杨开道是一个不为人熟悉的名字。但作为燕大社会学系第一批华人学者,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开启了燕京学派多个学科传统:社区研究、农村社会工作、行政和社会政策等。杨开道1899年生于湖南新化县,虽出身商人家庭,但青年时代便关心农村和农民前途问题,立志农业救国。1920年入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专业,三年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归农运动》,从农科转向农村社会学研究,欲从农村自治入手解决农村问题。为此赴美留学,先后在艾奥瓦农工学院和密歇根农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H.B.霍索恩和K.L.巴特菲尔德。1928年回国后,杨开道掌系燕大社会学,由此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成果带入燕京社会学,将燕大社会学由初期美国教会学者主导的对城市救济事业的关注,转到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农村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上来。此后,杨开道游走于学界与政界两端,努力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前一方面工作主要是带领燕大社会学系深度参与了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于1933年发起组织了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后一方面则是抗战后出任国民政府贸易社会部等职,积极推进战时农业贸易政策和战后农业经济重建工作。解放后,杨开道出任湖北图书馆馆长,1958年错划为右派,后经几度打击,停滞了自己的研究工作。1981年卒于武汉。


本次推送杨开道的两篇文章:《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1935年发表于《民间(北平)》,以及建国后为政协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读者可从中一窥杨开道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也可了解燕京学派参与乡建运动始末。另有一篇费孝通的回忆文章《一代良师》,虽谈及杨开道仅寥寥数语,但读者也可从因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而略显委婉的文辞中,深切感受到燕京学人的治学理念和经世情怀。




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

文 | 杨开道



一 引言


中国改造运动的方式,已经由上层而下层,由都市而农村了。此中不少投机的分子,无聊的举动,因此也就引起外界不少的误解,不少的批评。虽然农村工作同志,曾有过口头的解释,书面的宣言,然而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同胞,还有不少怀疑的地方,非难的地方。作者也是农村工作之一员,曾经自己的决心,朋友的敦促,教他替农村工作的同志,向局内局外的朋友,把我们的见地,我们的打算,稍微解释一下,以免加重无谓的误会,引起无谓的纷争。一来因为工作太忙,太乱,没有工夫执笔,没有心情作文;二来因为宣告旨趣的文字,人家根本就不想看,辩论是非的文字,自己根本也不想作,这样的拖延下来,不知不觉已有数月之久。这次《民间》发行纪念年刊,编辑熊公佛西,来了一个最后通牒,限定五日之内交到论文一篇,长短不拘,好坏不论,如何不慌;接了通牒之后五分钟内,便尔想出具体办法,并且开始工作起来了。我所想象的农村工作,究是我所想象的农村工作,不能代表别人的,更不能代表全国的。所以也不想代表全国农村工作的同志,更不敢代表全国农村工作同志,而只把十五年来个人实在的经过,空洞的幻想写在下面。读者虽然不能尽窥农村工作的全貌,还可看见这千真万确的一个斑纹。



二 往事


提起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话就长了。我家世为宦,父则由宦而商,所以我也一度进过青年会的商业学校,一度当过某地方的洋行经理。后来读了一部浦化人的自述,以一贫苦学徒而居然半工半读,由桃岛中学而圣约翰大学,对于商业前程根本就发生了疑问。接着又读了孟宪承先生所翻译的《黑伟人》,始感人格之伟大,教育的重要,而决计放弃家庭所范围,父兄所切望的商务前程,而去从事乡村事业,教育事业。平生感动以该书为最深,不惟决定了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前程,而且影响了不少的同道。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必举此书以见告,或举此书以相赠。南高同班现任南京棲霞乡师校长黄质夫兄,在毕业纪念册中,作者曾书[黄伟人]三字以赠,黄君性黄,且为黄族同胞,私心窥盼其能如黑伟人之努力,有黑伟人之功绩,而为炎黄民族教育大师。十五年来黄君继续努力,虽未能在中国乡村教育首屈一指,然前途展望,必不虚此预祝。作者则南北奔驰,学问既没有根底,事业更没有头绪,初心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半点,何以对彼过去之黑伟人,何以对我将来之黄伟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三二年南京讲学的派克教授,他在美国专门提倡都市研究,到了中国便又极力鼓吹农村研究,颇为此间同人开发不少茅塞。一天忽然发现他曾经作过黑伟人的秘书,相处有十年之久,难怪他对于种族问题认识如此之深,中国朋友交谊如此之切。而作者私人对于黑伟人的景仰,对于派克教授的认识,因此也更深了一层。


抱了一个教育的农民,或是农民教育的幼稚信仰,去投考南京的高师的教育科,因为没有教学经验改考农科,私心以为南京高师便是教育的部分,农科是农民的部分,南高农科的毕业生,自然是最好的农民教师了。谁知大谬不然,南高农科并不是农民教育的学府,而是农业科学的学府。农科既没教育的功课,教育科也没有农民教育的功课,幼稚的幻想开始动摇了。东挑西拣,终于主修了农科的农艺系,而以作物育种为工作中心,科学家的理想,不知不觉地胜过教育家了。民十二的夏天,得了家父的允许,及先叔的赞助,准备赴美继续研究。那时农业科学家的心思还是十分浓厚,心目中正在打算入米列苏打大学专学作物育种,事实上也在洪武门育种试验场作各种交配,计算工作。在乡下住了二月之后,深感农民问题的迫切,科学方法的远水不救近火,育种计算的过于机械,育种工作的过于迟延,旧日的死灰又复在脑海中燃烧起来了。不过这一次的打算,和上一次的打算,大体上虽然相同,办法上却是两样。一方面仍然感觉农民个人的知识缺乏,亟思有以补救,一方面则强烈感觉农民团结不坚,组织不好,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不单是农民问题而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如何可以根本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如何可以重新组织中国农村社会,便成为时时刻刻所不能忘记,不能答复的问题。一个农业科学学生,在这个启示之下,这种烦闷之下,自然会一步一步的转向社会科学去的。那时候社会研究的空气还不十分浓厚,社会研究的方法尤其万分幼稚,所以不知不觉受了民智空气的熏染,自治呼声的震荡,而以“农村自治”为组织农民的基本方法。因而赴美的目的也改变了,赴美的地点也改变了。我们一个船上,到哀阿瓦农工大学去的有四人之多,一人畜牧,一人园艺,一人蜜蜂而我则抱定“农村自治”四个大字的目标,向新大陆去吸收民治的新空气,去学习自治的新方法。船上还有二位,那时还不是农村工作同志,可是现在已成农村运动最前线的大将了,那就是本刊编者熊佛西先生和翟菊农先生。往事不堪回首,人家亲临前线,居然获得许多成绩,我则逗留后方,还有什么脸皮,什么心情,还在这里卖弄文章呢!


杨开道先生于1925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农工学院(今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图为爱荷华州立大学于1926年取得第一项农业专利的实验:马的拉力测试。


谁知到了美国以后,我的“农村自治”愿望没有达到,我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反倒种了一点根基。美国中部西部根本没有村落,东部虽有村落,也没有坚强政治组织,而只有自然社会组织,我脑海里的“农村自治”,在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组织。因此我的本行便为农村社会学,我的工作便为美国农村组织的认识了。不过认识美国现在农村组织是一回事,了解美国农村组织又是一回事,不追溯美国十三洲开辟情形,美国中西部开辟情形,决不会了解美国农村组织东西特殊的现状,美国农民心理东西特殊的现状。因此我又花了很多工夫,去探求美国农村最初开辟情形,因而旁及加拿大及澳洲联邦开辟情形。深觉要创造一种新的风气,建造一种新的社会,非到边疆去不可。内地农村工作,始终是改造的工作,补救的工作,而不是彻头彻尾的工作。因为在美所入大学多为农工大学,农工大学中国同学多重实科,所以前后混了三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同志,在那里替中国旧村替中国新村合盘打算。只有张心一君从畜牧改习了经济,胡道远君从畜牧改习了政治,袁丕济君也从畜牧改习了社会,不过相处的日子不长,始终没有深切的了解,长远的打算。


回国以后单人独马在上海,在南京混了一年,书已教过,官也做过,总是感觉文不对题,终于跑到北平,参加燕京社会同人的集团。那时国内开始注意实地农村研究,燕京也作了一个小小调查,成绩并不算好。燕京虽然有戴乐仁专门农村经济,傅葆琛专门农村教育,作者则担任农村社会,又有农科以为之辅,似乎燕京农村工作前途非常远大。司徒校长并且曾经派了一个农村生活委员会,作者担任主席,戴乐仁先生和作者也曾发起过一次河北农村生活会议,会议记录并且曾经印布。谁知平地风波,农科取消了,傅葆琛先生去了齐鲁,作者也应母校之招,回去组织了一个农政科,翌年戴乐仁先生又被中华基督协进会借请去了。幸而新来了一位张鸿钧先生,他真是芝加哥的嫡派,在美国则研究都市社会工作,在中国则努力农村工作正与派克教授在燕京所引导的途径一样。这位张先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猛将,在农科取消以后,著作者和傅君离开以后,仍然是单人独马的向前进行。终而作者因为中大经济支出,燕京需要迫切回来了,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君不但多方赞助张君农村工作,并且亲身加入了。从前燕京的农村工作是散兵战线,农科数人,经济学系一人,社会学系一人,教育学系一人;现在燕京农村工作成为密集战线了,我们只有战将三员,这三员都是在一个学系。然而散兵战术失败了。密集战术成功了,作者万分惭愧于前,作者又十分高兴于后。


右一为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许士廉先生;图左四位自左至右分别为江问渔、梁漱溟、晏阳初、章元善先生。


我们燕京农村工作的阵线这样安排的,许君担任对外对内联络,张君担任实地试验工作,去改良中国农村,作者担任实地研究工作,去认识中国农村。许君的联络工作是成功了,他不但是燕京农村工作的联络线,并且是全国农村工作的联络线了。他在燕京已经和定县,邹平,华洋,金陵,无锡,职教各方联络极好;现在到了中央,一脚跨在实业部,一脚跨在经济委员会,又和中央同人,农学同人有了很好的了解,有了很好的合作了。燕京内部的联络,也是日有进境,由散兵线退到密集线,现在又由密集线进到散兵线了。可是这一次的散兵线非同小可,动员的学系有七八个之多,动员的大将有十余位之多,浩浩荡荡颇有一往直前,有进无退,有胜无败的气概。张君实验工作也是进行顺利,区实验工作完成工作,久而在准备县实验工作了。张君又亲身到欧亚各国跑了一转,去考察人家的方法,去吸收人家的新空气,他的前程更加无限了。只有我的研究工作,一来因为资质鲁钝,根基浅薄,根本就没有多大希望,二来因为连年阵线变更,东也挡一阵,西也挡一阵,所以讲到成绩,说有似无,说无似有,真是难以着笔!


我在上面说过,如何可以根本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是作者许多年来时时刻刻所不能忘记,所不能答复的问题。那个清河调查,数目统计虽然也有一点,然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本体,农村社会的主体,并没有摸着一点。老实说起来,社会调查方法只能作初步材料的收集,作农村概括的分析,而不能有一个活动的描写,深切的了解的。社会调查一定要用表格一定是要有数字,试问一个表格,十个表格,甚至百个表格能把农村社会,农村生活的一切询问出来么?什么现状都用数字表现,试问领袖的性质,夫妻的爱情,以及种种抽象的,神秘的现状也可以用数字表现出来吗?当然可以用数字表现的应该用数字表现,可以用调查方法考察的应该用调查方法。不过中国现在的农村社会,农村生活,还是中古代式的,半宗教式典型,非用比较细密的方法,长永的时期,决不能得着农民的真正同情,抓着农民内心生活的。所以最近五年以来,不但通信调查的事件绝无,就是实地调查的事件也是仅有,仅有者学生收集材料,写作论文的时候偶一为之而已。


然则到底你们怎样去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呢?我们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初中国历史材料的运用,一条是地方实际个例的解剖。不过在这两种工作没有实施以前,我们还得另有一种预备工夫。我们读了许多美国书本,得了许多美国观念,对于中国过去农村的解释,对于中国现在农村的解释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农村还是中古农村,美国农村已是现代农村。要想了解中国农村的将来,我们必得借助美国,要想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去得向日本、印度、帝俄、十九世纪的法德诸国,十六十七各世纪的英国,也许上古时代的埃及希腊,中古时代的罗马帝国。天呀,要想达到这个理想,已经是一辈子的工作,还有什么功夫来研究中国呢!可是没有一点背境,没有一点比较,一天到晚瞧着中国,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队伍里面,已有一二位在那里努力,先从英国下手,然后德国,然后法国,然后其他各国。我国发现英国许多法学家,经济史家,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对于英国上大中大农村社会,已有极详细,极深切的研究。现在美国许多新兴方法,新得结果,并不比他们高明许多。时代进步的轮子,你走来走去,到底走到那里去了。许多琐碎的研究,支离的研究,并不能推进时代的轮子。来了一个天才,以其毕生时间,以其毕生的力量,努力工作,努力前进,才能得到一个更新的了解,一个更真的了解。中国社会的了解,中国农村的了解,也是天才的工作,终身的事业。你这个蠢才,你还是前进呢!你还是后退呢!


在这个标准之下,这个条件之下,燕京同人有没有研究心得,有没有研究成绩,似乎不必再往下说了。没有心得的话,根本不可能报告一下,我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出过一些什么丑,倒过一些什么霉,碰过一些什么钉子?历史材料我们三年前曾得完全一个小小报告,关于中国乡治制度的东西,留在《村治》发表过三分之一,其余尚需经过一番改订方敢正式刊布。因为研究乡治制度,得到不少关于各种乡治制度——保甲,乡兵,新仓,新学——的材料,为便利同道起见,正在编成《中国乡治史料》。同时又作了一个中国乡治年表,把乡治大事一一编年排列,以便学者检查。此外《中国乡兵制度》《中国保甲制度》《中国仓库制度》,也都在材料收集之中,成功的日期或者还是十分遥远。为衔接各种制度,各种时代起见,《中国乡治史纲》或将成为最重要,最抽象的一个结束。上面各种研究,都不是真正的研究,都不够研究的标准,不过有的完成已久,有的另有功用,所以仍然继续进行,一直等了完结为止。此后便采用严格社会史,经济史的方法,英德法各国已有的成绩,已有的理论,去了解中国过去的农村社会。我们从前几位老将,因为忙于奔走,忙于应付,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幸而来了一批新兵,他们有的已到外国深造,有的还在燕京准备,三五年之后,他们一定可以青出于蓝,打破我们这点惭愧的记录。


实地研究方法,我们的努力要多一点,我们的成绩也要好一点。同农村研究没有关系的,我们姑且不谈。我们已经完全式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华北一班农村组织,有北平附近青苗会,有北平附近农村冲突,有清河镇区公所,有清河附近人口调查及概况研究,有山西村社组织,有山西水利组织,有山东枪会组织,有山东县政沿革,福建家族组织等等。我们研究的单位,是由个人,而家庭,而家族,而农村,而镇区,而县区,再也不往上发展了。我们的立场是半综合的,半分析的。譬如一个整个家庭,我们既要了解家庭各部的细节,我们又要了解家庭全部的人势。我们的方法,是个例方法为主,统计方法,史方法为辅。所谓个例方法,就是把要研究的对象——个人或家庭或农村或镇区或县区——挑出几个不同的代表来,加以纵的,横的,分析的,综合的考察,使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了解,深切的了解,详细的了解而后已。我们相信彻底了解二三个农村,比随便考察二三百个农村好。因为要达到彻底了解中国农村的目的,我们不但其用调查方法,也想少用我们普通所谓个例方法,普通所用个例方法,而去运用人类学家分析原始社会的精密方法。无论主持研究的人,辅助研究的人,一律要有高深的理论基础,相当的实际经验,然后亲自出马,费了三年五年的工夫,去认识一二个农村,去解释一二个农村。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敢勉强的说,我们对于中国农村已有相当的认识了,相当的了解了。现在有一位主将,二三员副将,正在那里准备,准备理论,准备方法,准备下乡,我们希望他们快去,我们希望他们早回。


不过现在燕京的阵式,因为种种的关系,又得相当改变,改变的大势,是维持固有的研究阵线,而扩大将来的实际工作。因为许君还在南京协助中央农村工作,因为公私农村机关关系日密,工作日多,燕京同人已不能关起大门,作一点小小的实验,作一点小小的研究了。我们将卷入整个中国农村运动的漩涡,我们的教员,我们的学生,将不免亲身参加各地新村开辟,以村改造,举凡县政村政,经济合作,教育改革,乃至农业,手工,家事,都有我们的责任,都有我们的机会。自然无论任何方向,任何工作,都得同友军取得谅解,取得联络,才能互相呼应,互相救援。我们万不能单人独马,也不愿单人独马,闯入中国农村改革运动的大包围,去自取灭亡,自讨烦恼。我们只有尽机关一份子能力,尽国民一份子义务,调动我们的人马,联络我们的友军一致进行。至于怎么样进行,一则事势变化,不能预知,尤其不能预告;二则…………不必说得太穿了。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农民是中国的主人,中国农村是中国的主体,我们要想替中国作一点事,争一点气,必得以中国农民为主人,以中国农村为主体。我们并不反对常态都市发达,并不反对常态工商发达,二十世纪的新上海,二十世纪的新工业。在这个十五世纪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旁边招摇,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发展农业,改进农村,以不妨害都市,以能促进工商为原则,你们发展都市,你们发展工商,也得记住乡下的手工农业,乡下的牛马生活。都市是乡村的中心,他既领导农村,又得服务农村。我们这班协助农村工作的人,也是身在都市,心在农村的人,我们绝不是乡村的主人,我们是乡村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