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林间自在啼——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邀访学者邓淑苹、陈波、孙圣民、李楠、肖瑛、华喆、刘未、陈志远、林晓光、唐雯参与讨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

胡鸿老师首先总结了当下“历史书写”研究的两种常见路径：其一是追寻一类文本普遍的书写模式，另一种则注重溢出一般模式的叙述策略研究。对于文本的物质载体而言，要么被忽略，要么只在第一种路径下研究一类物质载体的共性特征——很少见到对其进行“叙述策略”分析。至于出土文献，历史学者若仅根据录文进行研究，则会在不觉之中错失很多重要的信息。本次报告，胡鸿老师以鄂尔浑古突厥碑铭和溪州铜柱为例，对后一种研究路径做了初步尝试。

接下来，胡鸿老师介绍了鄂尔浑突厥碑铭的历史背景，以及古突厥鲁尼文在阿拉美系文字谱系中的位置，并由此引出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突厥文书写顺序的讨论。阿拉美系文字（如作为突厥鲁尼文直接母型的粟特文）自右向左书写，自上而下换行。若旋转九十度刻到碑石上，则该自上而下排列，再自左向右换行。暾欲谷碑遵循了这样一种书写传统，而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换行顺序则是自右向左的，这一点非常不自然。如果考虑到换面顺序，阙特勤碑采用了南-东-北-西（从左到右）与东北-东南-西南（从右到左）的换面顺序。其中，主要的三大面的切换顺序正好与面内的换行顺序相反，这在阅读时引起很大的不便。

这一矛盾在毗伽可汗碑得到调整，它采用了北-东-东南-南-西南-西的连贯顺序，同时也是自右向左的顺时针方向，这就与各面内自右向左的换行一致了。然而这样的顺序与暾欲谷碑所代表的自然书写传统彻底背离。毗伽可汗碑影响力大，此后的鲁尼文碑铭全部都袭用了它的文字书写顺序。在突厥鲁尼文和粟特文合刻的塞富莱碑上，有两种同源的文字在同一碑面上相向换行，并最终汇聚于中线。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应是受到同一碑上中文刻写的影响，两种书写传统在碑石上的交汇背后是两个政治体间的文化权利博弈。文字书写顺序之外，此二碑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其龟趺的朝向都是头西尾东，也就是以背面正对着墓园的入口。这一奇特现象并未引起充分注意。胡鸿老师推测道，这大概是出于两种要求相妥协的结果——御制中文碑文位于碑阳（即龟趺头部方向）以及需将突厥文朝向墓园入口。

邓小南院长向胡鸿颁发聘书

第二个案例是五代时期马楚政权所立的溪州铜柱。该铜柱因刻有长篇铭文而受到前贤关注，但其物质形态以及铭文文本结构并未得到深入讨论。就物质形态而言，前人多据铭文便认定它有意模仿东汉马援铜柱。而胡鸿老师则从汉唐有关马援铜柱的记载入手，认为这些记载大多来自穿凿附会的传闻，并对马援铜柱的存在表示怀疑。但文本的力量让它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隋唐时代有多人声称发现或复立马援铜柱，这一倾向又与唐代树立金属柱并刻铭的风尚相结合。以上情况成为五代溪州铜柱得以铸作的文化与技术背景。

由于文本缺少对马援铜柱的准确描述，溪州铜柱在设计过程中很可能参考了佛教经幢的形制。符号式模仿与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性模仿必须加以区分看待。另一方面，溪州铜柱的制作是马楚政权与以彭氏为首的溪州势力斗争与妥协的结果。铭文中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权益的誓文，呈现出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五代后期至宋，又以铜柱上的“誓”为基础形成了都誓主和誓下州的体制，卢陵彭氏藉此从外来王朝官僚转化为蛮酋之首，成为溪州铜柱背后的最大受益者。

主题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分别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佛教史的角度对两个案例提出质疑并进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