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邀访学者论坛】唐克扬:漫步长安——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

发布时间:2022-10-28

2022年9月2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研究员唐克扬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漫步长安: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潘光哲、孙卫国、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应星、赵晓力、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决意在汉长安城东边的龙首山南麓营建一座崭新的 “大兴城”,由将作大匠宇文愷总结前代得失,只一年时间,便“建成”了。隋唐长安是人类历史上最地广人稀的都会之一,大得似乎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据考古发现,它的中轴线朱雀大街达到了110米的惊人宽度,可以媲美20世纪营建的北京长安街。“漫步”于此会有很不寻常的观感。


朱雀大街遗址


唐克扬老师指出,“漫步”主要是一个现代社会学/建筑学的概念,当代人将巴黎、纽约的经验移植到古代城市中,会暴露古今城市营建体系和体验基础的巨大差异——不像某些都城慢慢扩张,名实相协,长安一开始就奠定了“无穷之业”的规模。它的基本手法是“化家为国”:首先划定宫城,也就是天子之宅的大小,然后再依次推演出皇城和里坊的模数,依次扩大到全城。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比例同构的方块,组成了庞大的嵌套结构,精确约定了未来三百年城市基本用地单元的规制,以及不同等级、身份长安人的活动空间。这种“远见”过于超前,以至于到唐朝灭亡时,“围外地”,也就是城南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是虚空的,全然不像城市,“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宇文愷理想中的长安城呈现出貌似严正的空间权力秩序:坐北朝南,由外及里,中央对称,符合《周礼》的规制。可是,长安的人际观感又有种种“偶然”和“失衡”。例如,长安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下,起伏颇为剧烈,呈现纵贯全城的六道岗原,习以“六爻”称之。显然,这和城市笔直均布的道路以及方正阵列的城坊的逻辑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不用说有唐一代的历史中,城市又经历了好几次结构性的调整。继高宗在龙朔三年(663)移居城外东北方向的大明宫后,玄宗又将自己在藩时的潜邸转建兴庆宫,变成了“东内”,长安变得“东重西轻”了。


大明宫遗址


空间本就不均衡,在漫长的生命中城市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因此,我们是画不出一张真正的长安地图的。也许,正是这种时空错岐,才带来了“漫步”的可能性。今人研究长安,也面临着某种超越自己世界本分的“穿越”。


我们对于古代城市的理解首先始于对它们改变了的“看法”:摄影术的引入将城市变成了研究者生命经验之外的客体,现代人的“看法”难以贴合时人对于帝都的体认。按中国传统空间政治学的基本逻辑,君臣之分,首先体现在彼此在视觉上的尊卑关系,“看不见”有时比“看见”更能体现这种格局。比如,城市的正北边不开门,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设计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长安志·唐京城》说:“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


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穿越城市,更不用说“非礼勿视”。现有的长安“地图”亦不足以揭示这种具体的人与城市的关系。将现有的几种长安平面(推测)图以现代工具重新绘制时,人们往往会困扰于图中某些地方的“误差”如何处理,因为矢量绘图软件无法有含糊之处,街道或坊墙无法是一条没有线宽的线,故而必须有准确的宽度和定位。但是,城市有很多这样的“意外”,比如,太极宫的东西两半并不严格对称;更不用说,我们所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相对城坊的超大尺度极为有限,这让唐人生活的细节缺乏更具体的物理参照。


大兴城与西安市的空间叠压


将两种不同的地图,也就是发掘平面图和现存城市地图叠在一起,考古学也变成了“考现学”。当人们关注著名的何家村藏宝的时候,大部分人忽略了何家村所在的兴化坊和城市现状的关系。事实上,这个里坊的尺寸、水渠遗迹和内部街道的位置乃至和邻坊的关系等等,提供了一个今古城市演化的实例。我们仅仅知道演化过程的两头——城市变形学(morphology)可以由这种简单的始末关系,依循一般的地块分割/兼并规律,结合中国中古城市独有的特点,想象出长安城的生与死。其中既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的宏观,也有《唐两京城坊考》的作者徐松敏锐地察觉到的“宫苑曲折,里巷岐错”的细节。  


这种简和繁、守与变的出入,带来了作为中古大城市的长安的文学繁荣,或者说,人情和想象力的勃兴。宿白认为,坊里中巷“曲”的提法大约是天宝年间才形成的。同样也在这一时期繁盛起来的传奇小说,其中有许多扣人心弦的场景都发生在这些细小的城市组织中。五代之后,坊里演化为了坊市——新的城市生活样式出现了。与此同时,这种生活的载体依然保持着它神圣的一面,这些作品的焦点与此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足立喜六镜头下的长安城

拍摄于1906-1910年


那便也是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石头上的写作”,或者,更具体的,是英国作家伍尔芙所说的“建设(城市)并不是为了延续,建设只是为了终结”。不断地推翻现有秩序又建立起新的意义,“……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景象;设想过无穷的可能性。当我漫步于街头的时候,生活在我面前展现了无穷的深奥的素材,需要我用相应的语言去传达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