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六期在二体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先生作了题为“笔记与宋人知识结构”的讲演。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主持讲座，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邦炜教授担任评议。黄宽重不仅从学科发展趋势和自身研究经历出发，呼吁重视利用文集与笔记进行研究，更将宋人笔记作为一个整体，阐发了笔记丰富背后的宋代社会原因，以及笔记中体现的士人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邓小南教授

黄宽重先生首先从议题和史料两个方面把握了当今宋代研究的发展趋势。当前教学和研究，已经从过往的单一领域走向跨领域，研究时段也从倾向断代变为倾向长时段，议题从中央政治、显要人物到基层人物与基层社会。议题的拓展，也拓宽了材料面，在传统的正史、编年史、会要之外，笔记小说、文集、方志、金石拓片、出土文物都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黄先生结合自身南宋史研究的经验，指出应当重视文集和笔记在研究中的作用。

文集以个人为中心，包括作者个人的成长，经历的环境、社会交游，反映了作者的生命历程。笔记集中了作者的所见所闻，经过多种方式的流传，影响比文集更大，追索笔记的传播，能够发现知识传布的途径。文集与笔记共同的优点在于记载的多元。文集中不同文体的内容，反映了作者参与的各类活动。笔记更为随意，基于所闻所见，较少刻意，能够为了解事实提供多重印证，补编年、正史记载之不足。

在使用文集与笔记中均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记载中缺少清晰的时间顺序，重要人物的记载相对容易把握，普通人物则很有难度。由于南宋政治局势瞬息万变，清晰的时间定位对准确理解事件至关重要。不同版本间存在的内容差异，研究者应先行予以注意。单就笔记而言，记录的主观性强，记载多是零碎的片段，也给使用造成了困难。

关于宋代笔记的性质，如洪迈所言，因其“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称为“随笔”，即一种偏向散文性质的新文体。宋代笔记在内容上与前代的笔记小说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与前代志怪、传奇为主的创作相比，宋代笔记注重记录亲见、亲闻的内容。第二，笔记着重记录历史旧闻和辩论时事，体现了宋代士人对历史和当下的关怀。第三，宋代笔记的记载内容更加多元，如在艺术领域有了极大的扩展。第四，宋代笔记的叙述更为深入。正史传记、墓志铭、神道碑等传记文体大多强调个人的事功，而笔记着力经营人物形象，讲究情节和修辞，突出反映个人某一方面的特质。应当注意到，宋代士人文化活动的繁荣催生了宋代笔记的上述特点。笔记的内容许多来自士人聚会，与会者在讨论士人自身关切的问题时，也同时传扬了前人的经验和遭遇，在会后又被其他参与者记录下来。

黄宽重教授

宋代笔记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笔记因为与士人的密切关系，成为了解宋代社会、文化各面向的窗口。笔记中对社会文化、礼俗信仰、消费习惯、都市文化等方面的记载，比其他类型的史料更为完备。其次，因为笔记中的人物评传凸显个人特质，不论事实真伪，都反映了成书当时对一些人物的评价。第三，笔记的记载能够补充修正正史、考辨典章制度。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对两宋之际、南宋自身和宋元之际的政局变动，笔记的记载比正史和其他传记更为多元丰富，能够为梳理事实提供更多线索。以韩侂胄人头送往金国换取和谈一事为例，传记材料多为传主忌讳，只有笔记中的记载揭示了讨论中支持这一决议的人士。

我们也可以将笔记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其与整个宋代社会脉动的关系。宋代社会中的若干特质，有利于笔记的产生和传播。首先，笔记产生与士人群体关系密切。笔记最初是宴会中的助谈，并在聚会之后予以记录，士人的活动促进了笔记的刊印和流传。第二，社会移动性的增强是宋代与之前历代相比的明显差异。对士人群体来说，士人人数激增，在科举、任官等跨地域活动中，不仅增长了见闻，也产生了大量对新事物的记录。宋代社会中发达的商业活动也反映了移动性的特质，海外贸易、榷场贸易与茶盐贸易都是大范围的商业活动，商业信息的传递非常重要。商人群体呈现出规模小、活动力强的特点。第三，官方信息的发布与流通渠道也已建立，官方信息中的人事任命等消息。因为与个人仕途关系密切，也受到士人的关注，被士人群体记录和传播。最后，印刷业的发达，也为传递消息和分享个人经验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代笔记也反映了宋人对知识的汇整与建构。南宋文化有着丰厚的积淀，文化积累不仅多元，也进一步体系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文化。多元化是宋代笔记内容的核心特征，文集和其他史料记载，更体现儒家的价值观，而笔记的记载则揭示了士人生活中容易为人忽略的面向，令我们得以感受宋代的多元文化。

首先，宋人汇集和整理了金石、收藏等多方面的信息，逐渐建立起体系性的论述。文集和笔记中的相关讨论，深度和细致程度都远超前代。这些领域开始从单纯的知识，转变成结构化、体系化的学问。第二，宋人对知识的观察、比较、记录、分类，开启了知识的系统性分类。宋代士人在日益丰富的经历和旅行中记录了大量见闻，并予以观察和比较，从书目到花草，都建立了分类体系。第三，在知识多元而追求系统的情况下，博学多闻成为士人追求的目标，术数、金石、医学、天文等都成为士人学习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和科举内容。最后，与国力孱弱、贪污腐化的惯常印象不同，南宋的地方社会相对富庶，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资源丰厚，收藏丰富，关怀的社会层面广，在科举竞争激烈的现实之下，拥有荫补身份的世家子弟，将生命价值的追求转向博物、养生等更加多元的领域。在科举成为最重要社会流动途径的情况下，子弟追求的转向预示了家族几代后的没落，但同时，也是酝酿多元文化，建立更广泛知识架构的土壤。明清社会文化的多样和丰富，有着来自南宋的重要影响。

张邦炜教授

张邦炜教授对讲演进行了评议。他首先阐发了宋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两组关系，其一是旧史料和新史料的关系。在运用史料时即便有偏重，也不应当轻视乃至忽视另一种史料。宋史领域至今没有颠覆性的新史料，但新的史料能够丰富旧有认识，而使用新史料也需要传世文献的基础。其二是正史与笔记的关系，笔记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学者尽力避免使用的，以往也有学者努力纠正这种偏见，证明《宋史》中许多内容取材于笔记，运用笔记也能纠正正史之谬。在古典文学界也已经肯定了笔记的价值，将其列为独立的文体。黄先生的讲演探讨笔记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张先生也谈到了讲演内容带来的启示。学者应当避免对笔记的工具性阅读。即带着自身的预设和目的，在笔记中搜集材料，为自身的观点提供支撑。黄先生与之不同，对笔记本身和作者群体做了深入而整体的探讨。黄先生讲演的论题不大，但涉及面广，包括宋代研究的趋势和宋代社会文化的特质，值得大家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