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周伟驰老师
2020年10月13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门徒:基督教初代知识人”。第九期邀访学者韩琦、陈志平、丁得天、李丹婕、李鸣飞、陆蓓容、孟庆延、邱靖嘉、吴敏超、姚泽麟、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周伟驰老师对讲题的题目作了一下解释。一般认为,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马礼逊到广州为标志,随后有伦敦会的米怜、麦都思等人在南洋一带活动——他们是初代新教传教士,带着当时西方新教的末世论观念。后来,美国的美部会等差会也派人来华或到南洋华人当中布教。在他们影响下产生了第一代华人新教徒。这些信徒一般没有什么文化,有文化的在当时科举制下也只算得上“边缘知识人”。他们领受并禀承了传教士的宗教观念,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展开宗教和著述活动,在中国人当中开展其中国化的阐教工作,但碰到了种种困难和障碍。
晚清著名的新教知识人有不少,比如梁发、何进善、王元深、张鼎、谢锡恩、许播美、许扬美、席子直、陈近南、黄品三、沈毓桂、任保罗、范祎等人,都留有著述。其中的日记、笔记一类文字,对我们了解其心路历程,理解其著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周老师重点讲述梁发、何进善、王元深、张鼎、谢锡恩、许扬美、许播美这几个“门徒”的故事。
梁发在1828年写了《熟学圣理略论》,讲述了他的皈信经过。他当时主要的困惑是因果报应问题,一开始想从佛教中求得解答,但遇到的一个从云南到马六甲的和尚,只是要求他念佛经,说是念经即可以消罪。他并不心安。后来,梁发觉得米怜所说的末世论有道理——基督教末日审判对于善恶有一次总的清算,善人恶人各得所报。可以说,梁发是由传统的轮回式报应观顺利地转化到了基督教末世论一次性的总报应观。《熟学圣理略论》后经梁发稍微改动,编入了《劝世良言》第六卷,对洪秀全产生了影响。1830年,梁发写了《言行日记》,记录了自己当年数月散发宗教小册、劝人信教的经历,也自然流露出宗教观念。他对于作为西方“大觉醒运动”重心的末世审判说深信不疑,以“得福避祸”来定义自己的活动价值和人生意义,对未皈信便死去者(未得救者)表示悲伤与恐惧,这跟当时新教拯救异教徒灵魂的信念是完全相同的。
《熟学圣理略论》
何进善是另一个典型的初代门徒例子。他长期追随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学习中外文,是理雅各在马六甲和香港时期的得意门生。二人有长期合作,他撰写了不少释经著作,亦曾为理雅各的中文著作撰写序言。写于1844年的《进善日记》,记载了何进善当年10月至11月间由香港回省省亲时一路上散发圣经及小册、劝人信教及与人辩论的事迹。时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因此,除了传统的祭祖、拜神佛这类问题构成争论焦点外,中西之争(华夷之辨)亦被摆上台面。何进善必须向本国人解释何以不能拜祖宗、如何才算真正地孝敬父母、耶稣如何能够替人赎罪、夷教是否优越于儒教等等问题。这都是构成当时中国人信耶教的主要障碍。
王元深晚年著有《圣教东来考》,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叙了新教来华的历史,对德国差会的记录犹为翔实。其发表于《万国公报》1875年11月20日的《信道实录》,回忆了他在1845年跟随郭士立的经历。由于郭士立急于找华人散发小册,常常在他们尚未完全明白教理的情况下为其施洗,王元深即其中之一。不过王元深后来长期跟罗存德、叶纳清等德国传教士合作。鸦片战争后条约仅规定五口通商,西方人不得往口岸外地区传教,因此,他们潜入内地传教属于非法。在此情况下,郭士立让华人信徒自己传教(具有后来的“三自思想”的萌芽),但这些华人信徒被同胞视为“汉奸”(王元深文中用到了此词),士绅经常煽动民众捣毁教堂、殴打传道人。王元深即曾被拘压殴打,险些丧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传教范围扩大,但中西矛盾深化,教案频发。王元深在此情况下,面临着民间士绅的反教风潮,跟梁发、何进善面临的主要问题尚有不同。
福建人张鼎少习举业,一心只读圣贤书,尝以功过格自律,发现罪过愈来愈多,无法自力得救。1856年在上海因听了麦都思、慕维廉讲道而觉有理受洗,1860年任牧师。他与传教士夏察理交往密切,曾在《万国公报》连载批评儒教和民间宗教的文章,是1870年代有深度的思想者。他对灵魂结局的信念跟梁发、何进善是一致的,即信者永生,不信者将沉沦,这在本质上是继承了初代传教士的末世论。他后来在《劝儒者信道文》里说,“安乐由夫祈祷,莫畏为难。审判有期,无忽生前之虔事。灵魂不灭,应求死后之永生。害道本多魔,贵识制魔之理,为善无所耻,合先祛耻之萌。庶乎无遭地狱之刑,得以永享天堂之福矣。”
福建人谢锡恩著有《海外闻见略述》,1890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记述他为美以美会教务事赴美游览时的所见所闻。在美期间,他还向美国总统陈述了排华法案之不公。1896年,黄九美(乃裳)在《薛牧师传略》里提到谢锡恩原开私塾,在传教士薛承恩教堂对面,因常听薛讲道而信受洗。谢著有《耶稣是谁论》(福州美华书局,1872年)、《救灵十要》(福州美华书局,1874年)等。
《海外闻见略述》
在福建,由于打马字、薛承恩等传教士注重培植中国本土牧师,涌现了首批中国牧师群体,他们在基督教本土化上下了很大功夫,很快打开局面。许播美著有《信德论》(福州美华书局,1872年),其晚年《笔记》总结了他的传道经验和遗憾,也记载了一些“斗法”的奇迹。某年大旱,各教求雨不得,许牧则求雨得验,信从者增多。笔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与巫士斗法的过程。另载有鬼附、狐精轶事,显见在民间社会中,基督教须与其他宗教竞争,显示更大“神力”,方能为众信服。
许播美之弟许扬美著有《许牧师信效录》(上海美华书局,1917年),自述其自幼笃信佛老,反感耶教,后与其兄许播美辩论不胜,求观音不灵,转信耶教,从传教士麦利和、基顺入教。许扬美成为传道者后,到处传道,见闻甚广。他记载了诸多与福音书中类似的治病赶鬼奇事,乃至海上止风暴之事,一些人因此而皈信耶教。这跟许播美的记叙类似,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播跟其传道者显示了比其他宗教更大的“灵力”有关。在教派竞争中,无疑,谁的“法力”大、更“灵验”,谁就容易获得更多的跟随者,从而打开局面。
围绕着广学会,亦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皈信了基督教,如沈毓桂、任保罗、范祎等人。但他们跟许播美、许扬美,乃至席子直直接从事牧师之职不同,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宣扬中华文明必须更新,方能现代化。而文明更新的核心内容,乃是“教道”更新,亦即皈信基督教——这无疑是接受了韦廉臣、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新教文明论”思想。
基督教传播何时最快?其实是新时期以来。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初代基督徒面临的主要障碍——如祭祖问题、华夷之辨,乃至与其他宗教“斗法”的问题——今天都已经不存在。就是说,整个文化根基、宗教生态已经根本变化,当这些障碍被革命意识形态扫荡一空后,基督教现代化形态便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获得立足滋生之地。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周伟驰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