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孟庆延老师

2020年10月27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意涵”。第九期邀访学者韩琦、陈志平、丁得天、李丹婕、李鸣飞、陆蓓容、邱靖嘉、吴敏超、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孟庆延老师对讲题的缘起做了简要的说明。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孟老师之所以围绕陈寅恪的史学传统展开讨论，一方面，因为自己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与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经验研究，实质上收到了这一研究传统的启发；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历史转向的趋势。孟庆延老师认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内在具有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底色，因此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理论资源。

报告第一部分主要为学术史回顾。孟庆延老师谈到了既往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对陈寅恪史学传统的研究，认为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展讨论。第一，是对陈寅恪史学方法的归纳与梳理，例如对其“以诗证史”研究路径的讨论等；第二，是以其“不古不今之学”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中古史研究的梳理来理解其问题意识；第三，最具代表性的，是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史学三变”之说。所谓“史学三变”之说，即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之初的、以佛教传播为核心议题，以比较语言学为方法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研究；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9年之前关于从魏晋到隋唐为时间段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核心又是围绕隋唐之际的制度沿革和政治变迁所展开的；而1949年之后陈寅恪所做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等作品则被余英时先生认为是其史学研究的“第三变”，即“心史”、“生命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孟庆延老师认为，目前围绕陈寅恪研究传统的讨论，更为关注其史学研究的“常中之变”，但是对“变中之常”缺少充分的讨论。加之陈先生的研究视野开阔、论域广泛、议题丰富，因而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下经常会被按照专业分科的逻辑被“肢解”到制度史、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等各个领域之中，而缺少对其背后总体问题意识的理解。由此，孟老师提出了其核心问题，即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是否有着内在一贯的总体问题意识？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1927

报告第二部分，孟庆延老师从陈寅恪先生早年所做《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展开讨论。他指出，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构成了理解其关于总体问题意识的重要切入点，即总体理解在政治变动、民族融合、思想碰撞与外来宗教传播的情况下，从魏晋到隋唐这一历史阶段，华夏文明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得以保存、延续、发展和重新生成的。具体来说，孟老师认为，思想、风俗与制度构成了理解这一研究传统的三个关键词。例如，陈寅恪先生关于宗教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传播史）的研究，一直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始终，他对佛经译本的比较分析，着力点并不在于翻译是否准确，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调和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调适之下，作为外来思想的佛教才和道教学说与儒家思想一同汇流交织，渐渐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局面。

陈寅恪先生对于诗歌、小说等的研究，其背后则有着对社会风俗融合易变的总体立意。通过对中国俗文学的历史源流的考察，陈寅恪强调外来文化（佛教）的影响，同时，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民俗文学，均经过了“士人”的改造——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包含了某种再造的政治或社会伦理，且流传很广，因此能够起到开风气之先河的功效，如《长恨歌》《莺莺传》《元白诗》《再生缘》等等。而陈寅恪关于隋唐制度沿革和政治变迁的研究，则包括了对“关陇集团”、“山东豪杰集团”等社会政治集团——亦即在制度变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群体——加以分析，从而具体揭示民族精神的易变和演化过程。陈寅恪先生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实质上勾勒出中古之际文明形态发展和生成的总体历史图景。透过他的研究视域我们可以看到，“华夏文明”在具体历史中，尤其是在魏晋隋唐之际，被内外各种不同民族和文化包围着。这些民族和文化有时进入到权力中心，儒家文化也常常从中心退出，缩在某一地域，适时再进入中心。正是这些“进退”的具体历史，给文明的存续和制度的易变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恰恰是“文明发生”的历史过程。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孟庆延老师主要讨论了陈寅恪这一“文明史观”的总体问题意识与古典社会学研究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和托克维尔，以至更为晚近的埃利亚斯和福柯，他们的研究尽管遍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议题，但是在其具体研究背后，蕴含着对“现代性生成及其后果”的总体文明关照。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作为有着深厚“旧学”素养，同时又受到当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资源熏染的学者，实质上将“旧学”与“新学”、东方与西方在其研究中心具体融合起来，并且将一系列带有西方社会科学色彩的理论和概念化为无形。孟庆延老师认为，陈先生的史学研究，尽管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引入，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其论证可能会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理解其每一个具体“研究切片”之间的关联方式，进而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文明史观，构成了我们今天真正意义上以总体问题为核心的实质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孟庆延老师颁发文研院邀访学者聘书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背后的宋学背景和学术底色问题，围绕其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风俗史研究的具体历史语境问题，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等进行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