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北大文研纪念”第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纪念与传承：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与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分为四场。第一场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主题为“纪念涂尔干讲话”；第二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主持，主题为“现代社会与政治”；第三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主持，主题为“世界文明与法国传统”；第四场由文研院访问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肖瑛教授主持，主题为“自杀与现代社会”。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苏国勋、研究员赵立玮、中国助理研究员陈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助理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赵丙祥教授、王楠副教授、杨清媚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倪玉珍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李英飞、魏文一，商务印书馆编审李霞、副编审白中林。

“纪念涂尔干讲话”部分，渠敬东教授谈到，本次会议是一个纪念性的研讨会，也是文研纪念活动的第一场。之所以在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召开，是因为西方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最近，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在举行纪念涂尔干的活动，而我们具有自己的特点。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中国社会学界研究涂尔干的前辈、中坚与第三代年轻力量，体现了良好的学术传承。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涂尔干研究积累了一批重要成果，涂尔干著作的中译本数量多于英译本就是一个体现，而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涂尔干文集十卷本也即将面世。商务印书馆李霞主任作为出版方的代表，首先介绍了新版涂尔干文集的出版情况，并对渠敬东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致谢。

商务印书馆李霞主任

苏国勋研究员表示非常高兴看到社会学的新生力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前辈，他回顾了四十年前的求学生涯，说明了其选择马克斯·韦伯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苏国勋研究员还阐述了他对当前理论研究的三点看法：其一，涂尔干的思想是理性主义的，当前学术界将涂尔干定位为实证主义奠基人是有问题的；其二，社会理论研究方面，应该多一些古典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凸显经典理论家各自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思想张力；其三，社会理论研究应该抛开门户之见，做到兼收并蓄、从善如流。

苏国勋研究员

杨善华教授则回顾了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初，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要对理论抱一颗敬畏之心，要精通哲学，要掌握两门外语，要有随时会被颠覆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要有将冷板凳坐到底的毅力……接着，杨教授指出了涂尔干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的五个方面：首先，他在做人方面为我们树立榜样；其次，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个学院式的社会学家，注重上课效果；第三，涂尔干能够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辩护，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第四，涂尔干具有追求自己学术目标的执着精神；第五，涂尔干具有极强的反思精神。

杨善华教授

王铭铭教授表示，以涂尔干为中心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对我们思考中国知识的系统化具有重要意义。葛兰言等法国年鉴学派的汉学研究产有许多重要成果，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王铭铭教授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民族改革和土地改革进程。当今的社会问题，有很多是一种民间式社会的复兴，即民间在重塑道德环境。涂尔干的《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拓展了宗教的边界，对于我们理解以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王铭铭教授

法国远东学院教授杜杰庸（Dutournier Guillaume）委托渠敬东教授宣读的发言稿主要阐释了重读涂尔干对法国当前社会危机以及涂尔干式中国研究的意义。杜杰庸教授首先梳理了涂尔干在和历史学、哲学的较量中确立社会学地位的社会及思想背景，并将其根本立场总结为：人类的思维从社会结构中脱胎而来。涂尔干强调宗教的必然性，并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主观主义。当前法国出现的恐怖袭击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宗教返归等现象，都能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得到重要的理论分析依据。

第二场“现代社会与政治”部分，渠敬东教授以《追寻神圣社会——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涂尔干对法兰西的贡献是从牺牲开始的，他将自己的弟子、独子送上了战场，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爱国心。涂尔干对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危机的判断是，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整个西方社会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权利和自我保存学说带来了极端个人主义，而《自杀论》作为一套人性论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回应；第二，由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纯粹抽象的政治；第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面对危机，我们不能只在形而上学的构想中去生活，必须回到社会生活本身。而社会事实不是物理事实，社会学必须处理整体问题。涂尔干试图找到将人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规范，其历史研究在社会范畴史几乎涉猎了所有的领域：法团、国家、财产、契约。涂尔干为契约寻找神圣性的起源时找到了宗教——不是形态学和分类学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所有政治体、共同体和人性的本质。整个现代世界危机最核心的部分便是世俗化，我们遗忘了所有的归属感与敬畏感。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将神圣性移植到每一个现代人的心里。西方在进入19世纪后有一种世纪末的悲情，而当代中国也很容易陷入到这个腔调里。我们纪念涂尔干，并不在于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在于它们就是生活本身。

魏文一老师则讨论了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国家与祖国。他以法国于1905年颁布的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为线索，讨论其由此确立的世俗性质。但是，此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即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在崇拜自由的总原则下，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了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进而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的主张，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相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为国家和个人所共享，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也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国家是社会的大脑。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则提供集体意识、共同情感。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邻人、同胞为敌。

李英飞老师的发言题目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他以涂尔干独特的社会观作为起点，梳理了涂尔干作品中对现代政治的思考。李英飞认为，涂尔干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法团与家庭、氏族、村落等）是现代国家必然选择，而法团和社会的概念也能帮助我们透视西方文明的实质性意涵，在表面的古今之变下寻找延续的本质。

第三场的讨论主题为“世界文明与法国传统”，王铭铭教授以《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展开。该文由涂尔干与莫斯合写，并于1913年发表在《社会学年鉴》上。王教授首先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年鉴学派以往关注的政治地理边界清晰的社会之外，存在着一种超国族（社会）现象，广泛出现在器物、工艺风格、语言、制度等领域。涂尔干和莫斯基于该现象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特性以及介于世界和社会之间的特征，用“文明”一词来概括这个既富有民族性又富有超民族性的事实系统。而这里的文明概念与孔德式的、人类普遍历史进程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有所不同，是复数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它既可“栖居”在国族疆域内部，还可“游动”在国族之间的——打开了涉及作为超国族“道德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文明因素扩散条件的研究视野。最后，王铭铭教授总结道，涂尔干和莫斯实际上展望了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研究，启发了其后的研究路径。

第二位发言的是赵丙祥教授。他通过阐释杨堃和弗里德曼对“法人团体”的运用来梳理涂尔干传统在宗族研究方面的传承方式。赵教授首先指出，杨堃的宗族研究继承并推进了涂尔干传统。他将家族和家庭看作社会的缩影，虽然家族仍然保留着“机械团结”的色彩，但“有机团结”越发成为其主导原则。在另一条线索上，我们如今对于弗里德曼的理解是将其思考问题的范围缩小了。围绕《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等文本，赵教授指出，在弗里德曼讨论的主题中除了集权政治与单系亲属组织之间的博弈关系外，还隐藏着一条涂尔干的命题主线，即环节社会与劳动分工。现代社会中的亲属制度、模拟亲属制度甚至是非亲属制度的法团正是它的表现。

赵丙祥教授

接下来发言的陈涛老师通过讨论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不同于传统伦理学，涂尔干强调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并以社会功能界定道德。社会的“神圣”从集体欢腾中再造出来，可被用以解释道德理想的创造与道德的变迁。宗教生活的神圣性相当于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陈涛老师认为，这种分析延续了涂尔干一贯采用的将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相结合的思路，但其对社会的实体化或神化的倾向是值得讨论的。陈涛老师还表示，对新道德和新制度的诉求应放在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并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真实需要。

倪玉珍老师从圣西门所处的历史语境入手对其宗教思想加以评析。倪老师指出，圣西门完成了对宗教理解的双重转化：一是将宗教去神圣化为人类的发明；二是将它神圣化为维持社会必不可少的世俗制度。从圣西门到涂尔干，重视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一脉相承的。涂尔干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职业群体以维护社会团结的理论。

第四场主题为“自杀与现代社会”，在场学者们围绕涂尔干的《自杀论》进行更加贴近文本的讨论。孙飞宇副教授认为，根据涂尔干的定义，自杀意味着有意识地选择死亡，其对立面即自我保全。涂尔干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达，就其文本关联来说，他对于自杀类型的界定与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之中对于社会学的界定有内在实质性的关联。作为一名道德科学者，涂尔干在《准则》一书中对于社会学的界定与在《自杀论》中所呼吁的某种道德状态异曲同工，甚至社会学本身即是某种现代道德人格的表达。

赵立玮研究员讨论与检视了《自杀论》中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包括自杀论与道德统计学之间的关联），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辨析。他十分强调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认为他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作为历史哲学的个体发生学。涂尔干通过对“自杀潮”进行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自杀论》的“经典”意义之一便是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赵立玮研究员

王楠副教授认为，《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呈现出现代社会完整的病理学分析。要克服因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病态问题，不应采取集体欢腾式的革命方式，而应回到历史去考察其源起和演进，以便在新时代接续传统，重建人心与道德秩序。

渠敬东教授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渠敬东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中国人阅读涂尔干会生发出强烈的亲近感，其学说包容着很多具有平衡感的经验性内容，与中国人的智慧非常贴合。对于中国文明的理解，不应是原教旨主义式的，而应在各种立场间取中，进而理解自己、理解世界。此外，对于西方而言，自杀是最核心的文明问题，而这一点在中国并不适用。我们要结合不同文明的历史和现实融会贯通，要深入地进行跨文明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