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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生学术论坛19】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

发布时间:2021-10-28

2021年6月19日至20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交界面上的佛教史”。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德堡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第一场 从印度到中国


论坛第一场的主题为“从印度到中国”,三位报告人都从梵·藏·汉文本对勘为基础,探讨了印度佛教的知识、实践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卢鹭以“印度医学在汉译佛经中的初登场”为题作首场报告。文章介绍了安世高译《道地经·五种成败章》在古印度医学文献中的梵文平行文本,并将其与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等汉文平行文本对校,为其中的疑难、讹误字词作了考释,展现了古译期汉译佛典反映的中印文化交流现象。


南开大学哲学院宗教学教研室讲师赵文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般若经》常啼求法故事之创作动机及其对中国中古佛教的影响”。赵文老师认为,《小品般若经》的主体部分虽创作于《般舟三昧经》之前,后者的念佛修行与极乐净土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般若经》中的常啼菩萨故事的创作。受其影响,中古时期汉地发展出了独特的金泥写经传统。


猕猴

西魏 莫高窟285窟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李灿的报告内容为“禽兽之网,何处遁逃——试论律藏、寺院与教团史研究的动物视角”,扬弃了原有的研究中关于佛教怎样看待与想象动物的视角,转而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发掘动物如何迫使秉持“怀善而生”观念的佛教团体做出改变,从而影响教团中的规定和僧侣的日常生活——包括寺院选址、寺院构件和佛教器物制作等内容。



第二场 西域佛寺


论坛第二场围绕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寺院遗迹的结构功能和联结网络展开,主题是“西域佛寺”。


文研院邀访学者、海德堡大学佛教学助理教授陈瑞翾的报告题为“一叶知秋——试论于阗佛寺的双层体系”。报告首先梳理了有关于阗著名佛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并将这些记录中的佛寺归类为“名刹”,其特点是多由王族建于王畿之内,拥有圣地记忆和特定保护神或瑞像;与此相对,距离都城较远、由信众供养的无建寺传说,无特定保护神/瑞像的佛寺,则属于“乡寺”。以丹丹乌里克、托普鲁克墩和卡达里克三处的考古资料为例,陈老师认为名刹和相关圣物处所的错位,很可能是“名刹—乡寺”双层体系的体现,二者权力有别、功能互补,共同在于阗佛教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热瓦克佛寺遗址


热瓦克佛寺遗址雕塑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立栋的报告题目为“考古重建丁谷窟寺:吐峪沟石窟新近发掘与研究进展”。报告分五个方面介绍了2010年以来社科院考古所对吐峪沟石窟八次全面发掘的成果。首先,夏立栋老师以斩山崖面为线索,尝试还原石窟寺院的营造次第。其次,他参照宿白先生“凉州模式”说,提出“高昌样式”说,认为丁谷窟寺呈现出融合河西、龟兹等多地区理念但又极具独特性的“高昌样式”。接下来,夏老师分别介绍了新出文书所见丁谷窟寺摩尼教团的情况以及西区回鹘佛教遗址在功能分区等问题。最后则介绍多语种的出土文书,特别是首次发现的寺院运行文书,这为探索中古时期丁谷窟寺运作体系和僧众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吐峪沟石窟寺


东区北部下层E57倒塌堆积层出土佛经写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的报告也围绕丁谷寺展开,题为“出土文献与回鹘时代的丁谷寺”,指出回鹘时代因实现了对不同族群的深度整合而成为西域历史上决定性时段。接下来,付马老师对考古发现的回鹘文书进行了翻译解读,重点关注了一部记录三十余人结夏安居之事的题记,指出这一僧人群体的成员也见于吐峪沟周边发现的材料。




第三场 佛教与汉藏地域社会


会议第三场主题为“佛教与汉藏地域社会”,报告所涉及的地域包括敦煌、川北和黑水城等汉藏交界地带。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武绍卫的报告题目为“地域社会中的识字僧:唐代佛教僧团识字率变动及其影响与意义”。报告利用敦煌文献中僧众签名单、抄经录、转经录等,推测了识字僧占全寺僧人的比例。武绍卫老师指出,归义军时期僧人识字率的降低,造成敦煌僧团由唯识宗主导的义学讨论转向禅宗、净土,也客观上拉大了僧人的贫富差距。同时,识字僧的数量以及识字僧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上升,僧人逐渐走出寺院,提升了地域社会的文化水平。


《唐乾元二年(759)沙州张嘉礼纳钱僧告牒》

P. 407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筱老师的报告题为“营建‘巴蜀石窟’:川北地区唐初佛教摩崖造像与地域社会”。她质疑了将川北石窟视作北朝中心区样式地方化的“中心-边缘理论”解释的有效性,提出结合空间、造像、题记等内容综合考察石窟遗址的生成过程,结合历史文献与实物阐释其发生情景。杨老师认为,7世纪川北地区佛教造像系统是南朝造像艺术传统与北方石窟建筑形式的结合。此外义邑的组织形式,四川工匠的造像技艺,北方官员参与支持,隋末大量北方僧入蜀,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张力等原因都对此地造像系统的形成有所影响。


四川巴中南龛山石刻

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9-1919)摄

1914年3月31日


四川广元皇泽寺28号龛


清华大学侯浩然老师的报告题为“黑水城文献中所见的替身仪轨:兼谈藏传密教文本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价值”。报告首先梳理了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替身”现象并阐述其宗教学原理,继而利用多语言校勘的方法,从黑水城文献所存仪轨本身出发,讨论其如何传入西夏,又因何而做与如何执行的问题。他认为,替身仪轨是理解西夏及黑水城民间社会的重要材料,其中涉及身体控制、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等复杂的现实问题,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其生活社区中存在的不利情况与暴力的应对方式,所以不应忽视。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科注圆觉经》刻本残页



第四场 中原汉地的佛教


论坛第四场的主题为“中原汉地的佛教”,围绕汉语佛教文献展开细致的解读。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曹凌的报告题为“关于敦煌遗书中的论衡资料”,集中分析敦煌遗书中的三件写本,内容分别反映了教内辩论的教学场景、佛道论衡中的道教答辞、中宗至玄宗朝宫廷和贵族在场的佛道论衡等生动的历史画面。曹凌认为,这些珍贵的藏外文献能够弥补或修正传世文献所造成的偏颇印象,对认识唐代三教关系的演变和相关文学体裁的发展均有启示。


P2820中的论衡仪式道士答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张旭的报告题目为“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宋代写本藏经考辨”。张旭老师在报告中介绍了开宝藏刊雕以后,以《金粟山藏经》代表的若干宋代写本藏经。张旭指出,宋代写本藏经的题记中,往往标记开始写造的时间。千字文帙号则与《开元录·入藏录》的帙号系统较为接近;目录编排上,将《续开元录》中的入藏佛典置于宋代新译经典之前,呈现出与刊本藏经不同的特点,而较多继承了唐代中原写经的规制。


金粟山大藏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卷第一卷

总长857.7厘米 高27.8厘米

共由15张经纸粘接而成


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作最后一场主题报告,题目为“道宣的绝笔——解读《律相感通传》”。陈志远老师首先梳理《律相感通传》日本和朝鲜刊本系统,并从《可洪音义》和《法苑珠林》的引用推测了该书在唐宋之际的文本变化。陈志远指出,这部作品是道宣晚年的一个新发想,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天人对话的文体形式,对汉地散在的圣迹做了新的阐释,并将阿育王舍利塔推早到迦叶佛圣迹——这反映了他对唐初一系列政教关系重大调整的回应。这些知识在道宣身后,也为西明寺僧和玄奘译场成员所分享。


学术论坛现场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和前来旁听的高校师生围绕佛寺建置、仪轨研究、文本对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以佛寺为场域的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文明交界面上佛教存在的生动样本,这一历史情景本身自然对跨学科合作研究提出了要求,也提醒学者在心态上勿以学科自限,而应积极关注其他领域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