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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鲁赫特: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

发布时间:2017-04-09

2017年4月9日至22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起并组织的“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经典文献读书会,在北大静园二院举办。著名社会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应邀主持读书会,带领相关学者与研究生,围绕“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社会科学中‘价值自由’的意义”、“以政治为业”等韦伯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讲解和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飞宇、田耕以及近二十名同学参加了读书会。

 

施鲁赫特教授

 

首次读书会上,施鲁赫特教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韦伯比较宗教研究的“导言”与“中间反思”的背景以及关系。1910年起,韦伯着手进行两项宏大的研究计划:经济与社会,以及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对于宗教,教义本身不是韦伯的重点,重要的是它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它,如何以此生活。比如,新教怎样构成一种生活方式,使人感到日常工作是“神圣的”。在比较宗教研究中,韦伯首先研究了“儒教”,将它与原先研究的新教对比。然后他转向救赎宗教,“中间反思”即救赎宗教部分的导言。韦伯认为救赎宗教与先知的出现以及二者相结合是人类宗教上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施鲁赫特教授特别强调韦伯在“中间反思”里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测定历史现象与理论建构的类型之间接近的程度……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建构的意义不止于此。因为理性——逻辑或目的论上的一致性,古往今来一直强烈地支配着人类,不论是采取知性—理论的理性,抑或实践—伦理的理性。”人类被驱使着追求逻辑一致性以及行动的一致性。世界宗教的比较于韦伯而言不只是知识手段,也基于人类的现实。

在方法论上,韦伯没有构建单向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是某种具体的机制尚不清楚的“选择性亲和”。“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的概念出自歌德的小说,两对主人公相遇,越走越近,突然原本的亲密关系崩解掉,人物“互换”形成新的亲密关系。类似地,禁欲新教与资本主义最初各自发展,直到它们“偶然地”相遇,才发现二者存在某种契合。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个“历史个体”之间复杂紧密的亲和关系。不同文化可能寄于同一形式,同一文化也可能有多种形式,不存在历史的普遍法则,所以韦伯总是从各个角度反复琢磨形式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而非法则。

 

 

第二次读书会所讨论的文本,《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自由’的意义》是韦伯1913年为“社会政策协会”内部讨论而作的,1917年发表。施鲁赫特教授认为“价值自由”(Wertfreiheit)有两重含义:一是避免价值判断(freedom from),二是自由地进行价值判断(freedomto)。韦伯的关键在于区分经验科学领域与价值领域,分清对事实的理解与价值判断。学者的科学知识无法为个人的价值判断赋予正当性,所以不能混淆界限,在讲台上利用教师的资格做价值判断。当然,学者可以在公共场合作为个人——不是作为教师——自由地评价。大学生应向教师学习的是朴素地完成一项给定课业的能力,是承认各种事实,不急于采取价值立场,最重要的是,始终将“人格”放在“事”(die Sache)后面,抑制无端炫耀“人格”和个人感受的需要。人格并不是人们有意追求的东西,惟有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一项志业,完成“日常的要求”(die Forderung des Tages),才能成为人格。

 

 

最后一次读书会上,施鲁赫特教授首先介绍了《以政治为业》的时代背景,当时德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旧制度不再,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民主制下如何理解政治领袖,如何理解以政治为志业的意义。施鲁赫特教授特别强调政治的“内在维度”,他基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区分了三种政治家:一种是适应一切的官僚,他们只权衡结果的利弊得失,既无信念也不负责,在韦伯看来是最糟糕的。另一种是革命家,他们出于自己最纯粹的信念采取行动,信念胜过整个现实世界,因此他们丝毫不计算行动的后果。对政治而言,最可取的政治领袖则兼具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他依照自己的信念来行动,为行动的后果负责。政治领袖对一项事业充满激情,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理想的政治领袖也会与现实拉开一点距离以保持清明。

施鲁赫特教授此次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来校访问并讲学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他尤其关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是全球研究韦伯社会学理论最出色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