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讲学计划系列讲座

2019年4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校长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三讲。

主讲人穆克吉教授

讲座伊始，穆克吉教授即表示，随着英国统治的确立，现代的观念和制度通过现代教育学、数学、天文学、政治科学、哲学等学科作为媒介传入印度，这些学科知识帮助塑造现代印度社会，使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同时，英国人的进入也帮助印度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从19世纪初开始，印度人对这些现代性也开始有所反应。

穆克吉教授接下来讲述了四位对现代性有积极反馈的杰出人物，并以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诠释本次讲座的题目。第一位拉姆·莫亨·罗伊(Ram Mohun Roy)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他出生于1772年，自学梵语、波斯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精通英语。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并曾经向喜马拉雅的高僧学习。穆克吉教授认为，他有可能到过拉萨。总之，上述种种原因使他成为一个聪慧的人。

拉姆·莫汉·罗伊，1964年印度邮票

在接触西方的现代化概念之前，拉姆著有一本反对宗教的书。他认为，宗教无关乎仪式，是对不可描述的强大实体的信仰。他还认为，神是不可描述的。1816年，拉姆移居到了加尔各答。作为一名杰出的研究西方的学者，他主张设立印度大学，倡议西方教育，反对偶像崇拜和种姓制度。这一点在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有所体现：他要求推进印度的现代教育。拉姆还认为，英国政府应当确保印度人民拥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等权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英国的统治是神所赐予印度的礼物。正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神的馈赠，所以英国人也有责任在印度推行现代化。

为了推进印度现代化，拉姆主导了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第一次印度社会立法改革。1829年，根据他的提议，政府禁止了萨迪（殉夫）制度。这次立法试图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印度社会进行改革，对于印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拉姆被称作“现代印度之父”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其他的英国制度，对于英国给印度人民和印度工业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可以说，拉姆不带批判地完全接受了英国的统治及其带来的现代化观念。

第二位是维迪耶·萨伽尔（Iswarchandra Vidyasagar），一位传统婆罗门学者。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和社会改革领域。维迪耶的梵语意思是“学习之海”，这一头衔对于梵语学习者来说是最高的荣誉。维迪耶出身贫寒，幼时前往加尔各答学习。19世纪中叶，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宽阔的胸襟和高尚的品德扬名于此。为了增加些收入，他做起了文印生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横向联合”。

维迪耶·萨伽尔，1970年印度邮票

维迪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给予孟加拉语字母以科学依据。孟加拉字母源自梵语字母。他依据英文字母顺序科学地建立了孟加拉字母的体系。此外，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为孟加拉语引入了标点符号系统。在此之前，孟加拉语并没有标点符号。后来，维迪耶成为了他的母校——梵语学校的校长。做校长期间，他改变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保留梵语的同时为高年级学生设置了学科，如外国文学、数学等。维迪耶试图将梵语学习和西方教育相融合，因为，他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将这样的教育推广到周围的农村和大众。此外，维迪耶推行《印度寡妇再嫁法案》。因此，他成为了一个人身安全威胁的争议人物。

第三位杜特(R.C.Dutt）是一名文职机构人员，著有一本《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史》(The Indian Economy under British Rule)。杜特在其中运用了现实的研究方法，描绘了英国在印度统治时印度经济的图景。这是一部具有先驱意义的书，因为它用理性来批判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杜特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府的任何举措都该是为了公民的福利。但是，英印政府并不关心印度人的福利，只关心为本国创造财富——英国通过资源、商品掠夺和直接的财富掠夺实现自己的目的。杜特认为，印度实际上在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买单。

杜特，1973年印度邮票

印度的农业种植方式从全年种植被改造成了商业种植，生产出的农产品也都被运往英国和欧洲销售。印度农民所支付的农业税奇高，甚至达到了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的税赋使得农民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由于逆工业化（英国破坏印度工业的方式），原本不用务农的人被迫务农，这就降低了土地人口比。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产出随之变少，饥荒大行其道。在杜特看来，可以通过为农民提供灌溉水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杜特还曾向印度政府建议修建运河，但未被采纳。政府要投资修建的是铁路，因为这有助于运输商品。由此他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实际上是在印度制造贫困。他建议：“读我这本书的读者应当用英语去翻译这本书，从而能让英国人读这本书，继而向英国制造压力，使得英印政府改变统治印度的方式。”杜特还表示，如果英国人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并且以适当的（或说以治理本土的）方式统治印度，那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统治。

拉姆和杜特，一个完全接受了英国的统治，一个批判了英国的统治——二者都没有否定英国的统治，也没有完全拒绝异邦统治下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上述三位人物对于现代思想接受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第四位是我们熟知的甘地。1915年，甘地举家由南非迁回印度。1909年，甘地利用船上的十天时间写了一本书——Hindswaraj（《印度自治》）。如果根据方言法案，他的书会被禁止出版——法案规定一切用印度本土语言撰写的书籍不得出版。甘地非常聪明，他用英文重新撰写。在甘地看来，这本书里蕴含着他这一生最核心的思想，由此对它十分重视。

Indian Home Rule，为Hindswaraj（用古吉拉特语写成）的英译本，原书因使用了印度本土方言而遭当局禁止，故甘地又将它翻译为英文出版。此为Indian Home Rule的首版（1910）扉页。

但是，尼赫鲁并不喜欢这本书。1946年末，甘地在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本书，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但是我想说，哪怕我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矗立着的人，我也会坚持我这本书中的观点。”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甘地反对英国统治。他说，英国的统治是不道德的、邪恶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西方文明的表现形式，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商品生产和工业文明，而工业化文明又不断带来商品。越来越多的商品只会导致人们贪婪，贪婪导致竞争，竞争引起冲突，冲突带来暴力，暴力则带来死亡和毁灭。文明本应该让人民富裕，而非毁灭。神使生命富足，而恶魔使生命毁灭。印度需要拒绝这邪恶的文明。因此，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甘地解释为什么印度应该拒绝西方文明。

1905年，印度人民开始反抗英国统治并开始接受自治（swaraj）。但是，他们只是尝试获得自治，而非质疑英国统治和西方文明的本质。甘地说，如果我们保留他们的教育、司法、政治、行政制度，我们获得的只是没有英国人的“英国式统治”。这是政治自由，不是自治。如果只是摒弃英国的统治而不摆脱英国式统治的影响，印度仍会被邪恶的文明影响，而我们需要摆脱的就是这些负面影响。

甘地与尼赫鲁

甘地认为，印度的一些地方（内陆和偏远村落）未被工业社会和西方文明污染。那里的人们仍延续着几千年的生活传统。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何摆脱工业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影响。那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在甘地看来，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并从下四个方面考虑：简单生活、非暴力、不怀恨意、真理。一旦参悟了这些，你就会发现，村落中的人不为私利而是为了群体利益而活。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基于对责任的认识。如果印度想要重建自身，就要从乡村开始。

这里甘地赋予了swaraj新的意义—自我治理，即每个人都依照原则行事。不用依赖于国家的治理才是真正的自治。这是甘地的信仰，也是他想带给印度民族运动的。因此，他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改变形象。甘地将自己的形象变得和印度普通农民一样。接着是闭关，一年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和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游遍印度乡村，以期更加了解印度。最后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的统治存在是因为印度的合作。若印度去不合作，英国的统治者就会印无法维持统治离开。

穆克吉教授最后说道，我们能在甘地的著作和工作中发现，他对于现代性是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