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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考察活动在粤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2018-05-31

    2018年5月18-24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顺德区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以及顺德区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顺德乡村振兴考察活动”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举办。文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带领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团队参加考察和研讨活动。参与学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大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王铭铭、周飞舟,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孙歌,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等。

 

参与考察学者合影

 

   本次考察以顺德区杏坛镇下辖的青田村为基点,重点聚焦以顺德乡村为代表的村落建设与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地带,青田村是一个典型的水乡聚落,建筑具有浓郁的岭南“广府民系”地域风格,石板路、青砖瓦房、东西炮楼。三年前,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著名艺术家、学者渠岩在此发现,青田在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下,竟然仍旧保留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完整的文化脉络。此前,他曾在山西许村深耕十年,联合各方力量将太行山下一个快递都送不到的小村庄变成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艺术之村”。将眼光转向华南之后,他决心扎根青田,在对青田乡村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思考如何与当今社会相链接,来构建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2017年3月,在榕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顺德区杏坛镇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渠岩在青田主持开设“青田论坛”,对外发布《青田范式》。青田尝试以“去规划改造”的方式对青田乡村进行文化重建。这意味着一切规划与建筑上的设计和布局都将充分尊重青田的历史遗存、水系文脉和地形地貌,保留青田原来的自然风格和建筑神韵,动实现兴乡村文明,重构村价,保育村文化,实现本心回,探一条中国村复展新路径。

    考察期一行30多人无惧赤日炎炎,使汗流背依然兴趣盎然,先后考察了青田、古朗、北水、逢马冈、碧江等传统村落。学者们从社会学、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出发,围绕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布局,民居与祠堂建筑,民俗与信仰系,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产业及人口流动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走访调研。

 

大卫、刘志伟、赵世瑜等教授在祠堂中寻访碑刻

 

    5月20日,主办方在杏坛镇青田村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会议室,召开了“中国南方乡村的变迁与重建”论坛,就岭南乡村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及乡村建设的未来展开讨论。在论坛前的致辞环节,邓小南院长表示,本次考察经过长期酝酿,是文院先后举办的“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研讨会、“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与北方”论坛等学术活动的延续。立足于青田的乡建实践,文研院学者团队希望从中获得新的激发,进一步延伸“社会转型与精神重建”这一核心议题下的相关讨论。她认为,中国乡村的振兴,面临着艰巨的人文建设的重任,需要调动乡村内涵的因素,激活乡村的人文动力。她希望此次考察,能够发挥跨学科的优势,开启学院、学者与地方政府、乡村建设工作者之间长期互动、积极沟通的过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会议现场

 

    在发言环节,科大卫教授表示,历史人类学者面对乡村时所采取的研究态度,首先在于尊重当地人的权利,尊重他们的表达,了解乡村变迁的历史动力。在他长期从事研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此延伸到江西、徽州一带,在由宋代到清代一千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以拜祭祖先作为乡村核心活动的历史传统。在他看来,岭南的乡村建设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异乡人旅游的目的地,而是要将祖先和祠堂重新界定为,帮助离家的人回家,通过崇敬祖先,寻回失落的人心。

宋怡明教授同意科大卫教授的观点,认为在从事乡村文化价值的保育方面,应尊重当地人的选择和判断。他同时希望发现顺德乡村独特的地方性特点,一是曾经主导乡民文化信仰的水上生活;二是有相当的人口移居海外,另外,从旅游规划的角度出发,他强调旅游如何促进外来者与本地人的交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铭铭教授指出,顺德当地流行于清末到民国的“自梳女”现象,强大的宗祠系统,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组织传统,对中国人类学教育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回顾了1930年代燕京学派社会学所发展出的一套社区研究方法,以及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在中国东南与西南地区所作的调查工作,从而指出,顺德的经验如果置于这一学术史的视野下,会有更多值得深入的问题,包括士绅如何引导本地的工业化,礼教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民间宗教在本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角色,等等。最后,他倡导在对乡村的研究方法上,将横向上的联系——村庄与村庄、更大的外部世界以及神圣世界之间——和纵向上的历史脉络,综合起来考察,也就是他所倡导的“广义的人文关系”。

    北大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从大规模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在他看来,乡村的空心化、人口的外流,是乡村振兴最大的挑战。当前中国城镇化人口流动存在候鸟式和潮汐式两类流动方式。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为发达和便捷的交通体系,尽管也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出,但也不断的有人回来。这背后隐含着城乡互动的重要命题。不能以封闭和孤立的视角看待乡村,乡村始终需要各种因素的流动,有不断的人口交换;但同时也要警惕资本下乡圈地,反对过度发展旅游业。另外,许多调查显示,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很少选择在城市买房安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涉及到农民工的流动,始终伴随着这一人群对“家在何处”的思考:我的祖宗和未来的子孙,他们在何处落脚?将来老了要回哪里?真正的乡村重建,应该是“家”的重建。

 

周飞舟教授发言

 

    刘志伟教授同样重申了研究伦理,研究者作为进入乡村的外来人,不仅要重视注入碑刻、族谱等被铭写下来的制度,也要理解本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奉行的鲜活的观念。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少名为书院或书舍的建筑,实际就是当地的祠堂。他也指出,当前研究者所写作的村落调查报告,往往是一个从陆地视角出发的叙事。可是不要忘了,从历史上看,顺德是一个水乡社会,居民出行依靠河道,以至于他在上世纪80年代来顺德从事田野调查时,还不太有方便的陆上交通。但另一方面,正是出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傍水而生的居民往往会努力学习陆地上汉人社会的文化、习俗、信仰。由此再来观察村落的空间布局,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解释。因此他主张,从知识者的角度谈论乡村重建,重要的是要回到当地人的心灵世界,明白他们的生活经验。

    郑振满教授从他发现村中废弃的老屋中,有居者未带走的神主牌谈起,认为文化解体是当前乡村问题的核心。从顺德的历史经验来看,人口流动一直存在,但外出的乡民、包括本地闻名的自梳女,都没有切断和老家的关系,而现在很多人移居外地,和老家失去联系。原因何在?传统的乡村能够为乡民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一是生态环境,二是安全,三是文化生活。过去乡村并不是文化的“洼地”,例如他的母亲这一辈人,曾经在村里一年可以看两百多场戏。然而近三四十年来,这些因素被逐步破坏。从事乡村建设的前提,是我们要自我追问: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基本的条件还给乡民?

    考察期间,邓小南教授与科大卫教授还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签署了双方的合作备忘录。作为合作的具体实施,双方将于今年8月,在浙江省遂昌合作举办历史人类学研习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