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1日，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靖国副研究员作题为“明代边海防地图的绘制特点——兼论中国传统地图的‘小传统’”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周雪光、欧珠次仁、何平、孙卫国、王宇洁、邱忠鸣、陈利、范广欣、毛秋瑾、郑小威、张达志、朱晓峰、汤志波、王子奇、李子捷、陈浩，文研院院长杨立华，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以孙靖国老师解释何谓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小传统”开始，他指出：目前研究中国地图学史大概有两种角度：“科技取径”和“文化取径”。同时，如果我们对存世的大量中国古地图进行广泛的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大部分地图，尤其是绘本，都是特定的：由特定的人绘制，描绘特定的对象，表现特定的内容，给特定的人看，所以其表现方法也以其认为最适合于所表现内容的方式来呈现，而不必考虑其阅读对象范围之外的读者的需要。从“功能取径”出发，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地图存在若干局部部门传统，他将其称为“小传统”。

在这一研究方法基础上，孙靖国老师对明代的边防地图和海防地图的绘制方式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他首先指出：明代自建立伊始，就面临着蒙古各部的沉重军事压力，并几乎贯穿明朝始终。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军事态势转为被动，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从而促使边防史地撰述进入高峰期，其中边防地图亦为数众多，其绘制方法有很高的共性。为了验证这些地图所反映的绘制方法，孙靖国老师采用GIS等数字人文手段，对多幅明代宣府、大同地区古地图上城堡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进行了校验，发现与实际情况相符程度较高，说明明代中央和九边地方衙署对当地军事设施非常熟悉与了解。

同时，孙靖国老师发现有若干幅地图上的地物位置相互关系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经过分析，这几幅地图主要包括两类地区：一是山区，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对于辨认方位困难较大，影响了古人对地物的相对位置关系的认知。另一类是非核心区域，由于地图形制的关系，迫使对这类区域的绘制发生变形。孙靖国老师指出：古地图由于形制和材质的限制，往往会为突出表现重点，而对非重点地区进行变形或夸张，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古地图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海防地图方面，孙靖国老师首先对明代影响颇大的郑若曾系列海图中岛屿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对基岩岛和堆积岛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区别，将前者绘成山形，而后者则绘作垂直平面轮廓，这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水手、海商在水面上观测的体验，也是为让看图人能够有置身于航海活动场域中的现场感。在此基础上，孙靖国老师列举了大量明清时期地图中对岛屿的表现形式，得出结论，这一表现方法是中国古代舆图的主流传统，反映出中国先民在航海过程中对海域环境的感知与体验。

第二，孙靖国老师对明代特殊的江防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明代的江防与前后各代均有差异，因此催生了系列的江防地图。孙靖国老师对明代的多种江防图进行了比较，并对绘本地图和刻本地图、官绘本与私绘本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讨论。

在梳理明代边防与海防地图系列、特点的基础上，孙靖国老师对明代地图绘制“小传统”传达出的明代地图学信息进行了讨论：

其一，古地图体现出古代地理知识的形成与层次。孙靖国老师指出：在传统社会，不同的人群对地图产生了不同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绘制群体和地图表现传统，正如清代沿海高官陈伦炯所述：“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同时，地图上署名的“作者”未必是地图的绘制者，也未必是地理信息的采集者，很有可能是最后的汇总人。

其二，在指出存在基于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地图绘制、使用的不同群体之后，孙靖国老师发问：简单粗略的地图与更加精准、更加科学、更加美观的地图之间，是否在所有场合下一定存在线性的替代关系？

其三，孙靖国老师指出了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不同步性：即使在已经广泛使用投影测绘方法的时代，为了凸显其重点关注部分，依然会牺牲比例尺等精确度，而以夸张变形的比例来表现其重点。

最后，孙靖国老师指出：统一的科学规范的形成，是比较晚的事情，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地理知识、地图绘制还处于多线并存的状态。不同层级、不同来源和不同使用场合的地图存在差异。但因为在实践中所使用的地图大多因其过时，或者载体并不经久耐用而损耗或者被废弃，保留下来的更多可能是知识分子根据实用地图或者其他地理信息绘制而成的地图，不能代表当时地图绘制与所呈现的地理知识的普遍面貌。这种地图的综合、转绘和地理知识的传递、整合，应该是下一步地图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演讲结束之后，与会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提出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