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0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做主题报告，题目为“竹内好的亚洲观及其时代脉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参与讨论，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平，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幕唯仁（Viren Murthy）出席。
孙歌教授
开始于1946年5月、结束于1948年4月的东京审判，是与冷战的“铁幕”一起拉开的日本战后历史的序幕。时至今日，这个决不单纯的审判仍然构成理解日本政治特征的基本线索，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揭示着构成今日世界张力基础的历史结构关系。
1956年汤因比访日。他的造访在日本知识界引发了对“挑战与回应”这一《历史研究》核心命题的兴趣。
梅棹忠夫在1957年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大胆地提出了重新划分世界认识基准的假说。这个假说提出，由于社会生活的基本样式千差万别，很难认为亚洲这个范畴可以统一地囊括处在亚洲地域的各种文明。亚洲不仅多样，而且在历史发展脉络上无法整合为一体。因此，应该避免使用亚洲、欧洲这类范畴，可以把世界分为第一地域和第二地域：第一地域是由西欧和日本构成的，第二地域是由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斯兰四个文明圈构成的。
梅棹的假说在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知识界的热议。竹山道雄于1957年9月在《新潮》上发表了《论日本文化》一文，把梅棹讨论的视点压缩到了“西欧与日本的平行发展”这一个角度，并试图对西欧和日本进行横向比较。他完全无视梅棹建构世界分析新结构的学理目标，无视其学说中日本与西欧的“平行发展”仅仅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一个环节，而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梅棹的论述直接转化成了确认日本的“西欧”性格，使其置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
1958年，竹内好发表评论《两种亚洲史观——梅棹学说与竹山学说》，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在同样强调日本不属于亚洲且与西欧近似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但是，梅棹赋予日本的这个定位仅仅是为了对共同体生活样式进行功能性分析，他为此而把历史视为“主体环境系的自我运动轨迹”。竹内好认为，这是一种把历史平面化的方法，它使得历史在终极意义上“零化”了，即破除历史进化论的单一想象，承认不同文明历史演变轨迹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健全的现实主义态度。而竹山却在论述日本与西欧平行发展的时候，自觉维护等级化的价值判断，在亚洲与西欧之间建立了一个歧视性的“进步序列”，认为亚洲要以日本为榜样。
竹内好
1961年，竹内好发表了《作为方法的亚洲》。他回顾了自己于战前第一次造访中国的经历，进行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价值观翻转。竹内好指出，中国生活着大量与日本人同样的人，他们有着和日本人相近的喜怒哀乐，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日本人意识到。他结合日本的战争责任等课题，进一步深化了上述问题。他特别指出，日本人觉得自己败给了美国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是一种物质至上的想法。除了战后被美国占领这个要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就是蔑视中国，觉得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但是，在现实上中国赢得战争，靠的是精神力量，也就是中国拥有战胜日本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讲演的最后部分，竹内好回应一位提问者的如下问题：战后日本的教育是把美国的教育制度从外面引进来，这种直接套用以西欧式个人为前提的民主主义规则的做法是否合适？是否应该不要这样追随欧美，而是以亚洲原理作为基础？
在回应的时候，竹内好又进行了一次价值翻转：他强调人类具有等质性，亦即人类在价值意义上是完全相等的。这个判断呼应了他在讲演部分所谈到的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同样的人的说法，强化了人类平等的价值判断；不过竹内好所说的“等质性”并非是“同质性”。换言之，他强调的是价值而不是内容。就人类的内容而言，他说的是“相通”，而不是“相同”。等质而相通的人们，各自具有自己的个别性，却又平等地对其他文化开放——这样的集合体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人类。
竹内好所说的“方法”，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就是说“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一个关于获得“亚洲自觉”的运动过程。亚洲自觉并不意味着在实体意义上确定与欧美之间的抗衡关系，而是意味着包括这个抗衡在内、但是同时使其转化为对于各种意义上的等级次序、霸权意识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