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当前国际秩序与世界政治趋势”。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担任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担任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

主持人袁明教授（左）与主讲人王缉思教授（右）

王缉思教授从“如何看待当今世界”这一问题展开。他认为，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内容：有的能维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的却并没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但最基本的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规律和主题是稳定的，这也就体现并要求了问题研究中动态与静态、学术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首先，王缉思教授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基辛格曾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就欧洲、中东、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秩序规则进行探讨，且不限制于主权国家。国际秩序包括了力量格局和国际规则两个要点。其中，前者关注当今世界的力量组成部分，与实力对比、国际关系紧密相连（如联盟或反联盟的形成）；后者则相当于国际社会活动中需要被遵从的游戏规则。

由这些基本概念延伸，王缉思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二战前，国际形势逐渐由多极格局向着同盟国、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转变。这一时期虽同样强调主权与和平，但国际规则的实质仍旧在于以战争手段争夺领土、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战略资源。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国际秩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证明，人们不能只依靠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但冷战时期仍然存在着与联合国规则相悖的情况——即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与此同时，民族解放的潮流打破了殖民地时期的固有局面，并推动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接下来，王缉思教授总结并分析了当前国际秩序的特征：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六大国际力量呈现出“一、二、三”的梯形权力结构。美国位于第一梯队，目前仍是唯一的、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位于第二梯队，后者的经济体量虽大，但军事短板也较为明显；俄、日、印位于第三梯队，俄罗斯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日本则有着较强的经济和科技力量。总体而言，美欧日的“西方集团”仍占据着优势和话语权。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拉美、中东的部分国家）虽处在发展进程之中，但仍未形成核心力量。王缉思教授认为，六国之间存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分界：西方国家有着共享的价值观，且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结成联盟。

主讲人王缉思教授

王缉思教授认为，就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来说，西方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金砖国家的存在也正对这种既有局面形成冲击和挑战。现代的国际规则与以往不同，安全、自由、生态等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的生命安全也被放在重要位置——这充分体现了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国际规则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关。这种转向，与冷战后形成的整套秩序紧密相关。

国际秩序的基础，是世界政治及不同的价值观；国际关系的基础，则是世界政治和国家内部政治的深层变化，并与经济、文化价值等内容相关。王缉思教授援引基辛格《世界秩序》中的理论和实例：世界上的不同区域奉行着各自的秩序规则，这些秩序规未必能被所有人接受，但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奉者。

谈及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王缉思教授揭示了如下事实：战争正在减少，但毁灭力却在增强。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有四：首先，发动核战争的后患过大；其次，在战争成本高于自身建设的今天，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教育、科技解决以往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再之，发达的通信网络使得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得以就相关问题进行及时交流，并逐步建立决策和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冲突发生；此外，还包括核不扩散条约等限制，以及普遍追求和平的愿望等等。

与此同时，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新的关注重点。随着物质财富和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的走高使得社会的不平衡加剧。虽然在政府的努力下，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被平均分配——贫富差距依旧较大。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成就：与上一时期对比，个人自由与尊严、族群和宗教的平等、女性地位的提高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也证实，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发展。然而“自由度”增加的同时，人们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完全来自于政府和法律，也来自于社会和道德。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上，王缉思教授展开了深入陈述：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中，民族主义一度被压制，但个人自主意志却在逐步上升，民族认同得以产生并持续加强，民族主义的强大甚至逐步超越了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只能提升内部的凝聚力，而不能从外部加强。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如影随形，且不会随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自然消亡，社会经济发展、安全感、自由、社会平等因素与信教人数的多寡没有明显关系。宗教的发展历史甚至长于国家和民族，且不会轻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然而相对乐观的是，全球政治体系正向着有序的局面迈进，整体来说，国际秩序是稳定的。王缉思教授认为，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信仰和公正将成为更大的问题——正如中东问题的棘手之处不完全在于资源，也在于社会的不平等。

王缉思教授随后对国际热点进行分析。首先，他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他对中美关系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二者虽不时有矛盾发生，但不至于打仗。第二点是朝核问题，他认为不能爆发核战争，且此举破坏了核不扩散的国际规则。推动事态发展的两种力量还停留在前现代意识和旧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也是不可行的，应当尽量采用谈判等现代方式。第三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如印度），对此，他保持了类似的态度和意见：考虑到战争爆发后局势将难以控制和解决，不能轻易采用战争手段。第四点是中东问题，这比朝核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该地区的乱局不仅是主权国家的问题，且仍会持续存在，甚至可能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此外，王缉思教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与贫困问题也表现了较热切的关注，他表示，这些问题若未得到妥善处理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尽管不一定以战争的形式呈现。其他的极端手段，如政变、革命与镇压等也是不可行的。一言以蔽之，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政治手段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讲座接近尾声，王缉思教授重申了研究国际政治的几项要点：研究者应力求学术与实际相结合，当下与历史相结合，时刻谨记国际关系问题以政治为基础，并和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联系在一起，实现融会贯通。

交流环节，王缉思教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关于“宗教思潮能否建构起成型的世界秩序观”，王缉思教授认为，宗教可以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但其中存在一定差别。伊斯兰教国家和团体试图利用话语权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这一过程虽以宗教形式表现，实际代表的却是宗教集团的利益。当民族、国家、宗教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掺杂在一起时，局势将更为复杂，甚至会超越朝核问题——尽管后者并未涉及种族和宗教纷争。对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中相对领导地位的变化，王缉思教授则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其硬实力并未削弱，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发展速度和水平依旧可观，所谓“衰弱”实则是与中国的上升进行对比而得出的。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发言，并希望文研院能够借助北大深厚的研究基础，发挥平台功能和作用，将相关议题进一步深化，面向学界和社会产生长远的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