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作召集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就实大学等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叶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叶炜教授首先感谢各位学者在繁忙的答辩季来参加本次论坛，并简要说明了论坛旨趣。他介绍说，“族群凝聚和国家秩序”其实是文研院成立时就已经准备在历史学领域进行讨论的一个题目，曾经也组织过相关的一些活动，本次论坛是以往讨论的延续。族群和国家这两个概念是这次讨论的核心概念，它们既是古代客观存在也是今天观察古代的重要视角。关于历史上族群和国家的研究特别丰富，本次论坛的主题其实是希望能够把相关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要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加以讨论。除了二者关系之外，还可能存在一个文化的问题，也是这个课题的应有之意。希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从而能够获得一些互相的激发。
论坛根据议题分为三场进行讨论。
第一场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担任与谈人。
陈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勇研究员以《“帝之十姓”与道武帝时期拓拔本部的形成》为题作报告。陈勇研究员介绍说，这一研究产生于读《魏书·序纪》产生的疑惑，史书中“帝之十姓”以献帝邻（与邻）为本源，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各类传世及出土文献，对于九姓的世系传承，却是语焉不详，与神元一系代代相袭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据此提出一个假说，《魏书·序纪》关于拓拔早期历史的叙述是一项构建。陈勇研究员认为，北魏道武帝建国过程中再造了拓跋与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该叙述框架的关键节点以及各个段落反映的是现实的政局变化和族群分合。随着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道武帝为加强该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主动扩大拓跋及鲜卑认同的范围，将众多族群的祖先纳入本部的帝王事迹，同时为了协调各族群不同的历史记忆，避免各家发生冲突，又将拓跋部历史一再拉长，最终形成了北朝正史中的局面。这说明征服王朝历史延伸的长度有时是由其族群拓展的宽度所决定，拓跋鲜卑构建了其庞杂的历史脉络，对于王朝时代入主中原的北族人群具有某种示范的作用。
评议人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佐川英治教授指出，陈勇研究员讨论了族群凝聚怎样进行和国家秩序如何形成的问题，与论坛主题十分贴合。他认为，陈勇研究员的报告提示了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北魏皇室是什么时候开始独享拓拔姓氏，这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又比如，陈勇老师指出“帝之十姓”是为了特定政治目的的创造，很有启发性。不过，对于其他姓氏为何愿意进入这个共同体，陈勇老师的文章对长孙氏之外的姓氏探讨较少，如果再补充一些会使研究更为完整。陈勇研究员对此回应说，努力想找到“帝之十姓”的缘由的时候会发现材料少得几乎很难下笔，这是选择长孙氏切入和作为重点的原因。他还提出，受佐川老师启发，没在“帝之十姓”之内而被《官氏志》列入其他类别的姓氏，很有可能是曾经进入四十九姓的姓氏，以此为线索扩大视野，或许可以有所发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在讨论中指出，陈勇研究员的研究有几点特别重要的提示：第一，认为早期拓拔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政治结构，虽然细部的讨论还可以继续进行，但这是一个新的理解，今后会成为北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第二，西郊与南郊的并存，这是此前研究者所没有重视的，陈老师提出并存的南郊是后来南郊的起点，由此发现了北魏历史的连续性，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断裂的意义。
最后，陈勇研究员补充了两点：第一，崔浩之狱主要罪名是在国史撰写中把北魏早期不堪的历史揭示出来，但是口口相传的历史并不能延伸几代，那么道武帝时期应该形成了一个文本，这可能是崔浩国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后裔对不堪的历史不能接受，虽然可以不采纳，但也不好改动，因此只要道武帝在文本中编造了一个祖先世系，后来者就很难再做改动。第二，拓拔祖先历史延伸这么长是有问题的，其中最可疑的是《序记》帝王世系中硬生生加入的六十七世，他认为这与孝文帝时期百世观念的产生有关系。
佐川英治
东京大学文学部
第二位做报告的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佐川英治教授，他的题目是《北魏道武帝的“部族解散”与高车部族的羁縻政策》。佐川英治教授首先对《魏书·高车传》关于高车“得别为部落”的记载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主要是为了显示高车既接受支配，又在解散对象外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北魏与高车的邂逅始于高车部族对北魏北边的侵犯，因而道武帝初期对高车的态度与其他部族并无二致，亦是试图征服之。但是，随着柔然的勃兴，道武帝天兴五、六年左右或相近时期制定了对高车部族的怀柔政策，即“得别为部落”，借此拉拢高车部族协助北魏对抗柔然。其后，佐川教授又对“得别为部落”的具体实态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护高车中郎将是通过部落大人进行统帅，而非直接支配部众，而这也是“附国高车”的实际意义。佐川教授最后总结说，道武帝时期北魏部族政策开始分为三种：一是在中央集权支配下维持部落形态，二是解体部落，编入郡县，三是采用更加松散的部落联合方式，“附国高车”就是第三种。而在设置六镇的时候，大多数采纳第三种形式的高车部族与曾受柔然支配的东部高车一同被编入六镇，体现了太武帝对六镇的羁縻政策。
在评议环节，陈勇研究员认为佐川教授把六镇与北魏离散部落问题结合起来，这将以往关于六镇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他说，佐川教授提示以往日本学者对北魏离散部落之后长期维持部落与郡县并存共治局面讨论较多，这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很有启发意义。陈勇老师还提出，佐川教授论证的一个关键是六镇由大量高车人群充实，但是从材料来看，六镇之乱起兵以后呈现的却是更为复杂的人群，如果说高车是进入六镇的主体，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的经过改造的高车的六镇人群，是不是当时至少一定程度上有受鲜卑影响很大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这个人群是否一成不变也值得怀疑。
罗新教授表示佐川教授论及的许多问题他也在思考。他认为，解散部落是为了打散原有的政治构造，从而纳入新的政治构造。而高车“得别为部落”并不意味着保持原有的构造，只是让它区别于其他群体，但一定会将之打散。罗新教授还提出，高车虽然在历史上经常被提到，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政治架构。因此，北魏对高车的政策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笼统讨论可能存在危险。对于北魏来说，凡是放在六镇的人群其实都是征服的结果，因为不好管理，所以要别为部落，但是这并不是放任不管。最后，罗新教授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附国应该是被收买的漠北的高车，而非高车的全部，可能它本身就在北魏有效控制之外。
第一场讨论的最后，与谈人叶炜教授对整场报告和讨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北魏早期历史记载很少，两位报告人都从历史整体脉络出发来对北魏早期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力图获得“通解”，特别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第二场讨论的主持人和与谈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教授。
刘子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子凡副研究员首先发表了题为《“胡运将终”与“中国有圣”——唐玄宗初年的胡运观及边疆秩序重构》的报告。他从唐玄宗初年出现的胡运观入手，探索开元初年“胡运将终”与“中国有圣”理念产生的背景及其政治意义，并将这一理念与唐玄宗时期北部边疆秩序的重构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刘子凡副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唐玄宗初年的胡运观还是边疆秩序的重构，都是其积极边疆政策的投影。唐玄宗开疆拓土、威服四夷的雄心与突厥默啜败亡的时局相合，就产生了“胡运将终”和“中国有圣”的观念，配合其积极的政策，最终军事布局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内轻外重，军事和财富都向边疆聚集，导向了军镇体制下边疆秩序的建立。他进一步指出，经过持续的经营，唐玄宗在边疆几乎达到了全胜，不仅突厥再难对北方构成重大威胁，唐朝在西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导致唐朝国势转变的安史之乱，虽然有极为复杂的背景，但却也是直接产生于边疆。新的秩序也蕴含着新的危机。
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付马博士对报告中提到的胡运观的频繁出现是玄宗政治抱负的一个反映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认为作者的这一观察非常精彩。同时他还提示，敦煌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也提到胡运观，这种民间的观念是否与报告中提到的唐玄宗的胡运观有联系，可以进一步考察。付马博士认为唐玄宗的边疆政策是相对保守的实践，唐玄宗增设节度使（军镇化）是为了防御边疆依附民族，而非为了进攻突厥。对于军镇化影响了唐朝边疆秩序的观点，付马博士表示认同。但他也指出，文章中用西州文书来讨论营州存在一定危险，因为西州有稳定的汉人社会，而营州则主要是胡人。刘子凡副研究员对付马博士的评议表示感谢，指出付马博士的视野非常开阔，两人的观点虽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意识到唐玄宗时期强化了对边疆的控制。对于付马博士提出的问题，刘子凡副研究员解释说，西州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也主要是因为只能看到西州的文书，营州在微观上的特殊性，暂时没有材料来确定。但是，营州是正州，并不是羁縻州，实行的是汉制，庭州也是一个例子。关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提出，从万岁通天元年到开元五年，唐朝完全失去了对营州的控制，而开元五年之后，唐朝对营州的控制也就十几年，此前营州的变化非常大。
在讨论中，孟宪实教授认为“胡运将终”这一观念在此前确实没有受到重视，把它提出来在思想史上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胡汉之间也有一个彼此兴亡的关系。他建议作者可以再关注一下魏晋南北朝的材料，看当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此外，孟宪实教授指出，文章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有一些脱节，思想和政策是不是一定有联动性需要再考虑。他还提示，胡汉二元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以及中国政权应对胡汉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是可以郑重其事地进行研究的。
陈勇研究员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唐玄宗三个诏书主要是为了招抚胡人，那么“胡运将终”这种说法为什么能够招抚胡人呢？哪一些时期哪一些人群认为自己是胡？哪一些人对胡人的说法很反感？是否可以说清楚？刘子凡副研究员回应说，唐朝“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是诏书中是泛称，主要指北方草原的政权，“胡运将终”并不完全就是指整个草原的部落全都要灭亡，因为天运观主要指的是政权，另外，材料中汉人书写的墓志也并不能反映北方草原民族自己的想法。
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在发言中提示，《史记·天官书》中三、五的含义应该放到上下文中去理解，它实际讲的是天文星占的变化，而不是人事之变。另外，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内容，不仅仅有民间的，很多也是用于军国之事，与文章主题关系比较密切，可以参照相关的研究，补充作者的论述。
付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付马博士的报告题目是《回鹘是“突厥”吗？——以回鹘文献中所见的“突厥”为中心》。付马博士首先考察了回鹘人的自称和漠北时代回鹘与“突厥”的关系，指出九世纪中叶以前，回鹘虽然是突厥属部，但此时“突厥”专指蓝突厥人，回鹘的自我认同则属于九姓铁勒系统。十世纪中亚突厥部族伊斯兰化以后，中亚普遍形成了突厥认同。付马博士仔细研究了这一时期回鹘文献中的“突厥”一词，认为其中作为泛称的“突厥”是回鹘人对自己语言的称呼，而狭义的“突厥”则明确指历史上的突厥部，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同期中亚穆斯林相同的突厥文化认同。而且，回鹘文献中“突厥”含有指代北方荒蛮之地喻义，也存在中亚突厥穆斯林这一现实所指，可进一步证明这一判断。那么为什么回鹘人会排斥“突厥”这一认同呢？付马博士指出这一方面受回鹘与突厥对抗的历史记忆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九至十一世纪中亚突厥穆斯林与回鹘的对抗这一现实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当然，受粟特人的影响，回鹘人还是接受了“突厥”作为突厥语族共同特征的概括性词汇。
评议人刘子凡副研究员对付马博士使用回鹘文献进行研究的能力表示钦佩，并指出付马博士的研究回答了他自己非常关注的两个问题，即回鹘与突厥的关系和泛突厥的形成过程。同时，他也对这一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回鹘人并不一定是排斥“突厥”认同，而是根本不需要产生这一认同。回鹘也存在一个以回鹘为中心的时代，有过把更多部落容纳到自身体系中去的尝试。另外，刘子凡副研究员还提出：回鹘帮助唐朝打击安史叛军有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能与突厥关系不大；除了粟特，回鹘有可能还受到汉人等其他接触较多的他者的影响。在回应环节，付马博士指出回鹘作为第三方对于当时战局输赢影响很大，帮助任何一方都可以得到金钱，所以应该还是有其他考虑。关于他者的影响，付马博士认为还是要看谁是主流，回鹘的很多历史记忆都是由粟特人帮助的，回鹘文很多内容也借鉴了粟特文。
在讨论中，孟宪实教授指出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回鹘是战胜方，因而政治体的自我认同更为重要，不需要认同突厥。但是回鹘在语言上也部分认同突厥，那么它最后在什么时间不得不接受突厥认同是一个需要阐释的问题。罗新教授则对付马博士把回鹘文的材料作为坚实的史料表示了赞扬。
第三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林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首先发表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鹄副研究员，他的主题是《契丹世选小考》。林鹄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前人关于契丹世选的不同观点。接下来他就相关材料进行辨析，指出除了极个别因人定制的特例外，契丹世选涉及的只是北面分掌部族的二府宰相及部族节度使，只是北面官中的一小部分。而即便是宰相及节度使之选任，世选也只是方式之一，并非唯一的方式。世选对象则仅限于狭义的部落民。他认为世选从传统北面系统扩展到南面系统只是一个推测，现象本身并不能提供解释，史籍中家族成员出任同一职务的个案有其他的解释可能性，笼统来讲，从熟悉事务的技术角度看某个家族长期出任一个职务是有可能的，所以不一定是由于世选。林鹄副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如何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故事与策略，恐怕是制度史家必须面对的挑战。
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指出，林鹄副研究员长期关注辽代官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体系，《契丹世选小考》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做的一种尝试，提示我们去反思一些天经地义的契丹本俗有多大的适用性。不过对于契丹历史来说，往往提出一个问题意识的时候，材料却不足以支撑。《辽史·刑法志》是金人用零散的材料拼成，能多大程度上反映世选的范围值得怀疑。而《兴宗纪》《道宗纪》等也集中于个案，由此分析世选范围可能并不可靠，但分析那些特例的特殊性，亦不能完全予以解释。他进一步提出，在材料本身很少的情况下，如果特例过多，那么通例的有效性亦值得怀疑。
在讨论中，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李开元教授提示，在做这一类选题时，除了对已经研究进行质疑之外，还是需要寻找自己可以立论的地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则指出，《辽史》关于世选有一些规定性的记载，但更多的是故事。制度本身一开始是应用性的策略，然后变成故事，进而演化成为制度。换一个角度来看，不要固定地讨论什么是世选，除了那个以外从很多证据里可以做不同的例证分析，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类故事。邓小南教授还提出，文章中提到历史现象本身并不能提供解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很多历史事实过于仓促的就归结到某一种制度里，但是没有看到制度其实是层层叠叠的，可能有大量的是介于这个之间的应对某种情况的处理策略，而这个策略可能慢慢就形成一种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些，或者核心的部分，或者将来发展的过程没准就会成为一种制度，而这样的讨论基本上可以立得住。
苗润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作了题为《从东夷到北狄：中古正史有关契丹的归类变化》的报告。苗润博博士关注到，历史上对契丹的定位是存在混乱的，他尝试对此提出一些解释。《魏书》把契丹列为东夷，其史源应该是太和十一年李彪国史，魏收只是进行增补。而李彪国史首先以中原王朝角度自居，要构建自身正统性，就必须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隋书》将契丹列入《北狄传》，分析其史源，基本可以确定是唐初史臣的更改。而中原王朝与契丹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改变观察者自身的视角。在东夷、北狄的定义方面，对《魏书》来说最重要的朝贡称藩，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分类标准，而《隋书》则更强调东夷天性柔顺的特性，这种叙述传统在《汉书·地理志》开始出现。由此可以看出，魏书是对《汉书》《后汉书》叙述传统的背离与反动，而《隋书》则是回归。此外，苗润博博士还指出《隋书》的回归是有其现实指向，从“史臣曰”看主要是劝诫君王不要像隋代皇帝那样劳民伤财东征，那么，在选择《东夷传》叙述对象时就有所考量，而在唐初史臣眼中契丹与东夷并不符合，与北狄则更契合。在《隋书》时代，这种定位具有先导性，无疑，华夏秩序是中心考量，而其他则是围绕在同心圆周边的差序格局。这种书写在当时有其特定国际关系动因和政治诉求，而在此后，这种认知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固化。从两《唐书》史臣曰（开元年间韦述国史）就能够看出既强调不同，又希望产生某种调和的可能，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从东夷到北狄的书写传统对《辽史》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呢？苗润博博士认为《辽史》“辽本朝鲜故壤”的叙述应该是金朝的历史书写，主要是为了强调朝鲜文化的价值，而其根原则在于金朝对高丽的亲缘认同。
在评议环节，林鹄副研究员充分肯定了苗润博博士的研究，认为他读书得间，对材料细微处的问题很敏锐，也善于解决问题，论证逻辑很强，环环相扣。不过他也指出，“辽本朝鲜故壤”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文化认同上的，但文章最后提到的《萧袍鲁墓志》中的类似说法则应该是地理概念，放在一起讨论可能不是很合适。同时，他还建议作者可以将汉唐之间四夷分类做一个系统考察，可能会有更有意思的收获。至于所有的历史书写是不是都是在政治等方面影响下建构的呢？林鹄副研究员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任何时代应该都有一些纯粹的书写，所以需要对有意识的建构与无意识书写进行区分，如李延寿因循《魏书》可能就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
刘子凡副研究员提示，《隋书》把契丹列入北狄，可能主要是因为突厥在北狄。《北狄传》主要是写突厥及其附庸的民族，而契丹与突厥的关系非常近。付马博士则指出，契丹文化上更像突厥，位置正好处于东、北之间，偏北，跟高丽风俗不像，这应该也是一个因素。
与谈人党宝海教授对第三场的报告和讨论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林鹄副研究员可以在结尾将文章主题提出来，契丹官僚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因此保留了一定的贵族制，那么世选除了形成制度外的几个官职外，也应该还有大量的非制度的故事性的官职向贵族开放，这其实也是一种制度。关于契丹归类问题，党宝海副教授指出，古人划分四夷并没有客观标准，为后世史官留下了极大的空间，那么中间的选择是如何运作的？苗润博博士的研究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论坛的最后，文研院特邀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分别作了发言。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他的三点感想：第一，论坛很多论文都涉及北方族群，这从中国学术脉络上来讲，有其合理性，但是葛兆光教授提示在座研究者是不是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南方，南方可能是将来研究族群、国家和边疆，或者说另外一个意义中心的新重心。南方如何成为中国，有些地方如何成为外国，是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二，葛兆光教授注意到现在学界很多重心都放在中古时期，他希望同样主题可以考虑是否能放在明清进行研究。第三，葛兆光教授指出，现在做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研究，二者中间还有一个汉化与统合的问题，或者说文化的问题，他建议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应该在文化史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邓小南教授指出，文研院提出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各个时期不同的问题，“族群凝聚与国家秩序”之所以主要选择中古这一段进行讨论，是考虑到从汉代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到宋这一段时间，周边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另一方就不能了解我们习惯上讨论的中原。以前我们讨论什么是核心，什么是边缘，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去看，可能看到的，呈现出来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文研院就希望能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更开阔的视野下重新去认识我们以前习惯了的一些问题，争取有一些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