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第四十三期“北大文研论坛”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大文研院访问学者袁一丹担任召集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陈言参与讨论。

作为召集人，袁一丹首先介绍了本期论坛的学术缘起与基本题旨。在她看来，二十世纪东亚经验有两个关键词，一为“革命”，一为“战争”，近年来革命研究在文史学界日渐回暖，但对“战争”这一议题却缺乏原理性思考。基于此现状，本次论坛试图经由中国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两方学者的讨论，摆脱既定的学科边界、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将图像材料、都市空间、思想论述、视觉装置、地方书写等广义上的“修辞”内容均引入分析向度，以期重新思考战争体制下“文学”内核的改写与扩容，从而更深刻地把握“战争”与“文学”的咬合关系。

王中忱在题为《两次战争之间·图像与文字之间·殖民地的现代主义》的发言中，主要谈及日本成为大连、旅顺的“殖民主”以后如何用图像和文字表述殖民地，同时也讨论了诞生于殖民地风土之上的日语现代主义诗歌的修辞特征。伴随着近代印刷术与照相术的发展，图像在日俄战争与九一八事变之间被大规模生产出来，而图像表征与战争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也由此得以凸显。王中忱以公开发行的《关东都督府·在职纪念写真帖》为例，说明这套影集如何以“满洲”地理风景、在职军政人员肖像、公共建筑物等系列图像的排列组合，形象化地呈现出了日本在殖民地空间中的统治结构。除此之外，他也以《亚》诗刊同人的作品为中心，尝试分析这一诗人群体对于“视觉性”诗歌意象的追求，以及其中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形象、殖民地风土之间的互相呼应。在他所举的诸多例证中，安西冬卫的《过街桥和不幸的少女》是其中之一。而王中忱将对此诗的解读引入梵高的《过街桥》作为原型，又通过展示殖民地大连大量的过街桥景象，说明其诗歌写作有着“试图拆解透视法，切断画作与语辞上的纵深感，将殖民地风景与历史观点平面化”的群体性特点。

陈言的报告则围绕“殖民、博览会与东亚都市空间的开拓”展开。通过梳理日本对欧洲万国博览会的接受史与模仿史，陈言阐明了日本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博览会这一殖民知识体系对世界、对东亚进行重新编码，进而成功地将自身衔接到了18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所形成的全新视觉霸权体制之内。据陈言的思路，日本博览会同时也对东亚都市空间的构成与拓展具有重大影响，其自明治以来建成的劝工场日后逐渐发展为百货公司，而这种城市空间形态随即在二十世纪初传入天津、四川等中国城市。她还指出，博览会所包裹的殖民经验也集中体现在日本对“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建设规划之中。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实验室之一，“满洲”在不同类型的博览会上随着日本的殖民统制需求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和功能，其后续影响一直蔓延至战后：一方面，1960年代韩国在实行战后“再建”体制时，从不同侧面吸取了“满洲国”的“建国”理念；另一方面，“满洲摩登”也回流日本，内化至战后日本的都市空间，1970年的大阪万博会即例证之一。就此言之，“满洲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战后东亚现代化的出发点，而现代化与殖民化相互缠绕的源头也可以追溯至“满洲国”。

其后，赵京华将论说焦点放在了“战争、社会革命与东亚社会主义构想——尾崎秀实战争期间的中国论述”上。作为中日战争期间最活跃的中国观察家及隐蔽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从1936年到1941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运动、中日战争和亚洲改造的言论。赵京华认为，这些言论表面上是一个新闻记者乃至日本军政府智囊有关时局的判断和献言献策，内里却隐含着其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丰富理解，以及反战革命和东亚社会主义改造的战斗性理念。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进入，赵京华以尾崎秀实《张学良政变的意义》、《现代支那论》等文本为例，探讨这位“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所不能忽略的中国观察家”借以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方法、思想动因及其伦理真意；同时也指出，尾崎秀实1940年代提出的“东亚社会主义圈”构想有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显影，而其对于各民族平等联合等理念的强调，更是延伸出一种“东亚同时代史”的可能——二十世纪的战争实质上在东亚各国之间造成了更为密切、也更为复杂的关系史，而对此的讨论必须突破已有的民族国家视野，那么一种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全新理解或许得以构筑。

姜涛则以沈从文“重写湘西”的文学实践为个例，同时借助“内地的发现”这一生产性视角，旨在深入探讨“‘内地的发现’与新文学的战时重构”。姜涛认为，“内地的发现”是继五四“个人的发现”之后又一个文学核心命题，它触及发端于沿海都市的新文学如何在迁徙流动中与广大的“内地”或“边地中国”结合，进而重构自身的政治意涵、伦理姿态及美学可能的问题。而“重写湘西”赋予了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写作以整体性和动态性，其中显露出相当开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可以被视为战时新文学“内地的发现”的典型案例。有意味的是，沈从文的“重写”冲动建国以后也没有终止，五十年代下乡以后他曾打算以赵树理的小说为参照系再度续写湘西历史。对此，姜涛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即从外部社会历史变化与内在文学形式追求的双重维度上，将三十年代末的“回乡”与五十年代初的“下乡”勾连起来看待，进而观察沈从文在战争与建国之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姿态及社会感知。姜涛指出，此写作计划将围绕三条线索展开：其一为如何在社会史视野之下解读国家权力与地方重组的关系；其二为如何阐释沈从文“文体综合的努力”；其三为如何从“家边人”的角色理解乡绅阶层的社会职能及其历史命运。

在随后的发言里，董炳月通过对新发现的史料查考辨证，以《“大东亚战争”文学体制下的汉诗汉文——以<文学报国>为中心》为题进行了会议发言。从其发展历史来看，日本文学报国会是标准的战争文学组织，该会机关报《文学报国》则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文学报”。1943年7月底8月初，即《文学报国》创刊之前，文学报国会增设“汉诗汉文学部会”，自此，汉诗汉文被制度性纳入日本的战争文学体制。董炳月结合具体文本指出，该报所刊之汉诗皆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此处“诗人”成为为“战争之国”代言的国民，诗歌崇尚“杀戮”与“死亡”，呈现出战时日本普遍性的“战争美学”面貌。此外，它也明确体现出战争体制、军国意识形态对汉学家的收编，如1943年12月10日出版的《文学报国》第12期，头版上方显要位置刊登题为“向五大共同宣言进军／汉诗汉文学部会之精锐崛起”的报道，所载内容为汉诗文学部决议邀请十六位“精锐”创作汉诗，供应报刊发表或电台播送，以配合“五大宣言”。董炳月认为，虽然日本文学报国会将“汉诗汉文学”纳入战争文学体制，但在《文学报国》中汉诗以异常的形式存在，汉文则近乎缺席，这说明在“脱亚入欧”的近现代日本，“汉文学”的没落难以避免，战争只是为之提供了新的没落形式。

最后，袁一丹以周作人事伪时期的官样文章为中心，提出了“思想战中的政治‘拟态’”的说法。她将周作人北平沦陷时期以伪教育督办的身份所发表的公开讲话、训词、笔谈等统一称作“官样文章”，并将后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留声机式”，多为秘书代笔；一类则“假公济私”，指夹带私货的“应酬文章”，乃是敌伪意识形态与周氏思想的混合物。袁一丹认为，后一类官样文章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和一种暧昧不明的混合物，恰好能够还原周作人的正经文章与当时舆论环境、政治态势的隐性关联，亦能从中窥见他在所谓“大东亚战争”背景下所采取的政治性拟态。据此，袁一丹进一步将论题细化，首先指出了周作人沦陷时期“文人督办”的自我形象塑造，其次通过对周氏“大亚细亚主义”、“另树‘中心思想’”、“东亚一体性”等言论行为的详细考察，说明他如何以自创的“儒家思想”置换了当时的“大东亚主义”，并将“儒家思想”改造为了具有普世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儒家人文主义”。她在发言中强调，一面是扮演伪教育督办的周作人，一面是作为文章家、甚至以“道德家”自居的周作人，这两面或许是分裂的，但只有把这两面拼贴在一起，才是沦陷时期周作人的一个完整形象。

随后，与会者就论坛题旨及发言内容与在场听众进行了多次互动，召集人袁一丹发言作结，期待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在东亚文学场内围绕战争与图像、战争与语言政策等问题，展开更细化、更有针对性的系列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