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姜文涛老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英国18世纪的情感与印刷文化——以埃德蒙·伯克之美学观为例”。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李天纲、刘永华、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出席并参与讨论。

报告伊始，姜文涛老师首先从印刷文化的研究脉络谈起。这起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当时收音机和电视机作为新媒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甚至也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哈佛大学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有关荷马史诗是一种口述传统的猜想。及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从宏观层面展开近现代印刷技术对西欧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在发表于1998年的《书籍的本质：印刷和形成中的知识》（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一书中则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印刷文化，从微观层面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历史性的讨论。这其中，有关口言、口语性（orality）、口言传统和书写、识字能力、文学素养（literary）、文字系统等方面的问题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认为英国的18世纪为一个“情感的世纪”（the Age of Sensibility），其时关于情感、感觉、感官的论说是自17世纪开始的近代知识形成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后者包括培根的《新工具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欧洲大陆的生理学知识、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等。而18世纪的英国又是印刷媒介逐步充满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时期。

这在埃德蒙·伯克关于“崇高”与“优美”的美学理论中有所体现，其“崇高”与“优美”的理论于1747至1756年之间逐渐成型。他在1757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美学经典文献的《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一文。姜文涛老师对这个文本进行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化的分析，将18世纪的情感、印刷文化和美学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

英国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

本次论坛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伯克的“同情”观。“同情”是一种身体情绪和感觉，是18世纪美学和道德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涉及身体感官层面。在伯克这本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不可描写的，我们交给同情”。对伯克来说，同情作为人类“情感”之一是通过身体的美学运作习得的，这种运作反映在字词的描写上，而字词的美学运作未必一定会滋育出同情。伯克强调情感的修辞性功能甚于逻辑，这与古典传统中修辞的定义和功能正相符合。他强调身体、声音在交流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涉及到伯克对所谓“后洛克时代文体标准”的态度。培根在其《新工具论》（1620）中倡导印刷文化中呈现的客观性、清晰与民主的精神动力学之间的关系，并与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等人提出后来被学者归纳为“普遍性语言”的计划。伯克则在处理感官印象与字词、观念之间的关系时，发展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理论，形成一种历史修辞——强调语言的声音，并将之诉诸于维护英国的习惯和风俗。这种历史修辞也体现在了他1790年发表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中。

第三部分，姜文涛老师讨论到伯克对于诗歌、绘画等不同艺术表现效果的看法。对伯克来说，模糊不清、不确定、朴素以及面向无限这些因素更重要。相比而言，明晰和确切的效果可以通过具体、模拟性的描写完成，反而不是那么重要。近代书写技术和印刷文化引起了语言交流功能的变化，使得各种感官分离。如多萝西亚·范·穆克（Dorothea von Mücke）所说：“语言开始符合逻辑的规则，并且拥有全副的人类自造的符号，并因此成就了用来分析的完美工具”。伯克所采取的则是一种情感中心的美学感觉感官模式，认为身体及其美学的情绪不应该是分开的，而应该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富有通感韵律的舞蹈时刻中。他认为诗歌和修辞要优于绘画：它们是更为口言和听觉的媒体，能更多地引起直接（immediacy）和在场（presence）的感觉，它们在新的、更为视觉的感官方式来临之前，面向一种英国的听众。

伯克的美学理论所强调的同情产生出直接的、个人的触知性，而这种由触觉带来的感官方式会迅速地被“诡辩家、经济家以及计算者”带来的抽象方式取代——后者是塞缪尔·科勒律治称之为“言语真理”（verbal truth）的符号充斥的一种表现。文化史家通常认为，一直到18世纪后期，一个引起当代人不安的近代意义上的阅读和写作的世界开始形成。这似乎可以表明一个近代意义上“阅读公众”还未形成之前的文化时刻。

本次论坛最后，姜文涛老师还讨论到了德国、法国以及苏格兰的启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