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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读书28】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研读会

发布时间:2021-07-03





文研读书|第27期


2021年5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2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同时举行,主题为“战国秦汉政治地理结构演进——《西汉侯国地理》研读会”。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李大海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所教授李晓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孙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编辑部高智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马孟龙老师的《西汉侯国地理》一书展开。西汉分封体制存在鲜明的地域特征。学界对诸侯王国地理分布多有关注,然而对于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除了武帝以后的王子侯国,其他时段、其他性质侯国,以往认知并不清晰。《西汉侯国地理》对西汉封置800余侯国地理方位进行梳理,设置七个标准年,逐一复原七个年代的侯国地理分布状况,全面展现西汉不同时期侯国地理部分特征及演变过程。全书不仅从宏观上探讨了西汉侯国地理分格局的整体演进,还在微观上关注某些特殊性质侯国的分布特征,以及侯国集中迁徙的现象。


研读会伊始,马孟龙老师简要介绍了侯国地理研究模式的演进情况。侯国地理研究可划分为沿革地理、政区地理及政治地理三个阶段。沿革地理阶段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代表,关注侯国置废年代及侯国地理定位,集大成于台湾学者王恢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为了与沿革地理阶段的研究旨趣“划清界限”,马孟龙老师将侯国沿革和方位的考订放置于《西汉侯国地理》“附表”部分。政区地理阶段以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为代表,主要关注王子侯国地理分布特征。马孟龙老师指出,王子侯国主要产生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之后。对西汉初年功臣、外戚恩泽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探求,是他写作博士论文《西汉侯国地理》的初衷。这部分内容反映在《西汉侯国地理》的中编和下编。在《西汉侯国地理》下编部分篇章,马孟龙老师尝试将侯国地理研究提升到政治地理阶段,着重讨论了汉武帝“广关”与扩大“京畿”对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影响。


马孟龙老师指出,中国历代王朝政区设置存在等级结构差异。某些区域在王朝政治中地位特殊,国家会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保障这些区域的政治地位,并依赖这些区域控制其他地区。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学界很难关注到王朝区域等级差异。而“侯国”犹如一份“试剂”,有助观察西汉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这正是本书的用力之处,即从侯国地理分布观察西汉政治地理结构及演变过程。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马孟龙老师以高帝十二年、武帝元光五年、武帝太初元年、成帝元延三年四个时期为例,具体说明侯国地理与政治地理结构的紧密关系。


高帝十二年,刘邦剿灭除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对天下政治格局进行统一规划。通过侯国地理分布可以看到,关西地区没有侯国,暗示这一区域在国家地理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在关东地区汉郡中,河南郡没有侯国,表明河南郡同样地位特殊。在关东同姓诸侯王国地区,与蛮夷相接的“边郡”没有侯国,说明关东地区存在“内外有别”的地域差异。这表明西汉初年存在由内而外“内史-郡-王国”三层政治地理结构。“郡”又可由内而外划分为“关西郡-关东郡”两个层级。关东郡中,河南郡因为汉初短暂做过“京畿”在整个西汉时期具有一种“准京畿”的特征。这种由内而外层层环绕,内外有别的地理结构,某种程度是对《尚书·禹贡》“五服”圈层结构的构拟。该政治地理结构以皇帝为核心,将与皇帝的地理远近做为区域等级划分的标准。



马孟龙老师特别指出,秦至西汉初年国家地理结构有很大延续性。秦统一后,将其疆域分为旧地与新地。关于“新地”具体所指,目前学界存在重大分歧。而从高帝十二年的地理结构来看,刘邦似乎有放弃“新地”交予诸侯王管理的想法。因此高帝十二年的王国地区,可能就是秦朝的“新地”,即秦庄襄王三年以后置郡,皆属于“新地”范畴。


在武帝继位之初的元光五年,国家地理结构仍带有高帝时代特征。内史由关西地区汉郡环绕,关东地区汉郡又在外围,关东汉郡中的河南郡依然没有侯国。稍有不同的是,随着王国属郡收归汉朝,关东地区出现汉郡与王国交错的局面。而王国中没有侯国,说明王国虽然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特殊的政治地理地位。



元鼎、元封年间,汉武帝试图建立与秦制不同的汉家制度,由此对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进行重大调整。太初元年,随着边疆大量新郡设置,“边郡”地位大大突出,将“内郡”、王国环绕。原关西地区汉郡都转变为边郡,汉武帝通过“广关”,把太行山以西的郡改为新“关西郡”。新“关西郡”境内的侯国被迁徙到太行山以东。关东的河内郡没有侯国,暗示河内郡具有了与河南郡相近的“准京畿”特征。太初元年的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呈现出边郡环绕内郡、王国,内郡、王国环绕关西郡,关西郡屏蔽三辅的新格局。总体而言,其格局呈现出“京畿-郡国-边郡”的三级圈层结构。




元延三年的政治地理区划延续了太初元年的特征与格局。结合以上四个时期的政治地理情况,马孟龙老师认为西汉地理结构存在高帝体系与武帝体系,二者都较为稳定:高帝体系一直延续至武帝初年,而武帝太初年间形成的武帝体系一直延续到西汉灭亡。此外,马孟龙老师特别指出,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先生认为《汉书·地理志》排列在会稽郡之后的长江以南诸郡皆为边郡。而马孟龙老师认为,由于西汉时期边郡不分封侯国,而长江以南的零陵、桂阳、豫章等郡置有侯国,显然在西汉观念中不属于边郡,由此认为《汉书·地理志》排列在汉中郡以后的郡才属于边郡。


接下来,孙闻博老师以“秦统一政治军事史新探——以南郡、东郡设置为例”为主题进行延伸讨论。他首先提出秦灭六国,成就帝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前人谈及秦统一战争的军事进程时,表述较为简略。这主要受限于文献记载本身的缺乏。


对于这一问题,孙闻博老师认为可从郡制推行的角度,解读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孙老师认为,秦与六国战争的推进,存在东、南两个方向。秦国郡制推广,多与这两个方向的军事行动有关。早期秦与楚交往较为和睦。但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在东南地区展开积极经营,对楚国用兵。秦惠文王通过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控制汉水上游,设置汉中郡,反映秦国对汉水上游的重点经营。在此基础上,秦继续沿汉水往南推进。秦昭襄王凭借鄢郢之战,夺取楚国核心区,设立南郡。孙闻博老师特别指出,南郡在秦郡体系中地位特殊,直到秦灭楚国前,一直是秦国稳定的南疆。“南郡”一名暗示秦国规划的国家南疆就在长江中游地区。


白起破郢与南郡之置,使秦获取了对长江中游以北的控制。秦通过进据汉水,以南郡为基础,与楚对峙。


与此类似,“东郡”名称也体现了秦国向东经营的战略。在秦王嬴政亲政前,秦在东向主要有两大举措:一是“东收周室”设置三川郡,第二是设置东郡。三川郡与东郡联系紧密,与东方齐国相接壤。战国末期,齐国在各国战争中的态度近似于中立。而东郡所承担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东向领土伸展,隔断南北合纵之势。“东郡”一名似乎暗示战国末期秦国似有将东郡视为国家东疆的意图。


接着,孙闻博老师就东郡在西汉早期的重要作用进行介绍。西汉建立初期,刘邦曾分封燕、韩、赵、楚、淮南、梁、长沙等异姓诸侯,所封地域基本对应秦统一战争发起前的六国疆土。刘邦自领二十四郡之地中,除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所拥郡县外,还有临淄、济北、胶东、琅邪。汉以东郡与上述齐地四郡相连,形成汉郡的东向伸展,从而隔断了东方异姓诸侯王国可能的南北合纵。文帝即位之初,齐国成为汉廷在东方的主要威胁。东郡仍对齐系王国起到监控作用。景帝初年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迫于东郡的压力,齐系王国中的齐国、济北国没有参与叛乱,大大削弱了关东叛乱王国合纵的地理形势,为汉廷迅速平定叛乱奠定基础。


高智敏老师对两位老师的发言进行评价。他认为马孟龙老师的研究更加关注结构性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关注到表象的政治地理区块变化,还透过这种变化,结合不同时段的政治形势,梳理出西汉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特征,并将地域控制政策与统治者考量纳入讨论的范围之中。这种结构化的学术研究思想对他启发很大。而孙闻博老师则以秦灭六国的线性军事发展史为线索,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地叙述南郡与东郡在秦统一政治军事史中的重要作用,将地理与政治史相结合,对两郡的军事战略地位进行详细说明,见解独到。


郑威老师指出,西汉侯国制度实际上可以溯源至战国变法时期。如楚国吴起变法后实行军功制,原来的士大夫改称为君,冲击了原有封建制度。郑威老师对《西汉侯国地理》进行三方面点评。第一,此书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不仅辨析原始史料,还特别重视与考古遗址对应。第二,注重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归纳,就其演变过程形成规律性意见。第三,将侯国地理放置在宏大政治背景中,对京畿、关西、关东不同区域的侯国分布特征进行解析。整本书从点到线再到面,最后形成三维立体图像,推进了学科发展。


接着,郑威老师还就本书内容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书中提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汉廷明确存在的政策还是在实施过程中默契的不成文规则?第二,对于西汉初年长沙国境内的侯国,是否还需要考虑偶然性因素?第三,可以从政治史角度进一步分析秦始皇对空间的认识。第四,战国秦汉的领土建构存在不确定性,与后代王朝对比鲜明,其中发展历程需要进一步思考。


曾磊老师围绕本书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他认为此书在前人基础上有重大突破,这不仅与其详尽的史料论证有关,还在于其大胆假设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其次,通过考古实地调查,增进结论可信性,丰富了读者对内容的认知。他还提出,未来政治地理研究可以在两方面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拓展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及时分享研究成果,方便其他学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研究。


李晓杰老师补充介绍了历史地理三种研究模式——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他指出,沿革地理主要处理政区建置的纵向(历时)变化以及政区建置的横向(共时)变化。政区地理则注重研究政区辖境的纵向(历时)变化及政区辖境的横向(共时)分布。从政权形态划分,断代政区地理可分为两大类:统一王朝时期的政区地理与割据时期的政区地理。两类研究各有侧重。最后,政治地理是一个较为规律性、总结性的表述,除具体政区地理研究对象外,还应关注政治中心的发展情况。


李晓杰老师紧接着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地理研究情况进行介绍。他指出,商鞅变法之将小乡集合为大县,郡则多设立在诸侯国的边地上。郡县之间慢慢出现统辖关系。战国时期诸侯国政治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着重探讨七国置郡的政治空间格局,概述其布局、变迁,这是讨论该时期政治地理研究的史实基础。其二,探讨政治核心地带诸县与处于政治边缘地带诸县的各自运作特点,将考察点深入到县级行政区域的详细变化过程,突出各王国县制之间的差异。其三,以战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军事谋略“合纵连横”为切入点,全面剖析该现象前后的各国政治地理变迁,厘清其疆域变动的轨迹,揭示政治军事谋略与政治地理格局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李晓杰老师还指出,西汉政区设置与变化则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汉初异姓王的分封。第二是同姓诸侯王国的设立。第三是文帝时的“众建诸侯”到武帝时颁布“推恩令”。


郡县与分封的混合体


胡恒老师高度评价马孟龙老师的研究,认为这一著作体现出很强的文本细读能力。明清历史研究对史料分析尚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而秦汉历史则对有限文本“精耕细作”,这值得明清史学者借鉴。其次,马孟龙老师的著作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从众多个案推导出规律性的特征。再次,马孟龙老师在回顾相关学术史时,能够重视清代考据成果。最后,图表和考证文字都清晰可读,充分考虑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能力。


接着,胡恒老师就书本内容提出三点意见。首先,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时间较长,在不同史料系统中如何择取一个标准。其次,不同材料对同一对象的指称也需要甄别。再者,需要将具体概念放置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定位。最后,他就政治地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观点分享。他认为未来政治地理研究需要与社会科学、历史学相结合,并最终上升到政治思想体系的认识,形成虚实结合的研究特点。


最后,李大海老师就本次读书会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马孟龙老师的报告紧切西汉侯国地理的研究主题,而孙闻博老师就南郡与东郡的阐述也深化了讨论空间。郑威老师对西汉政区地理采用逆推的研究方法,从政区沿革、组成要素以及政治原因这三个层次解释侯国变化过程。李晓杰老师则强调选取中间的一个时段,采用逆推、顺推相结合的方式,打通战国到秦汉的政区变化,并进行全景式回顾。胡恒老师的发言则从清史的角度比较秦汉史研究特点,与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构成了良好的对话关系,并提出许多思考。最后,李大海老师还放眼未来学科发展,认为研究政治地理时应在兼顾特殊性的同时进行贯通式的研究方法,既灵活又全面地总结历史规律。


本次讨论涉及历史贯穿战国秦汉乃至于明清史研究,诸位学者围绕西汉侯国政治地理中的新地与旧地、京畿与边郡、关西与关东等几个核心问题进行阐述。同时,学者们对政治地理研究思路各抒己见,展望了史学研究背景下政治地理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