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施鲁赫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过去与当下

发布时间:2017-04-17

近日,著名社会学家、海德堡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冈·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4月17日晚,施鲁赫特教授发表了第二次演讲,题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过去与当下”,从理论视角而非历史视角来切入资本主义的问题。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

社会理论反映并诠释现实。有趣的是,有时一种理论立场基于另一种理论,由此构成一道理论立场的序列,反映出社会实在的重要变化。施鲁赫特教授选择了马克思、韦伯与后来法国的波坦斯基/夏佩罗这三种理论立场,原因很简单:从马克思开始,韦伯的理论部分基于马克思,而波坦斯基与夏佩罗基于韦伯。今年正好是《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150周年,马克思的著作回应19世纪中期的社会情形,韦伯回应了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情形,而波坦斯基与夏佩罗则立足于20世纪末。因此施鲁赫特教授的演说一面构建理论立场的序列,一面是一连串社会事实。

此外,他们分析资本主义参照的理论框架也有所转换:马克思的框架是我们熟悉的基础(base/infrastructure)决定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韦伯批判了马克思的框架,构造形式(form)与精神(spirit)之间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而没有采用因果决定的关系。波坦斯基与夏佩罗在形式与精神之外新增一个要素,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三要素的相互关系为基本框架。所谓批判是出于对不公的义愤,包括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

 

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的限度

施鲁赫特教授首先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切入,尤其是马克思晚期的著作。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问世,后两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身后整理修订出版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的起点是商品生产。就像今天我们去超市的感受一样,他面对当时极大丰富的商品,也感到目不暇接,因此他的研究就以人面对的商品为起点。商品被定义为一种为市场而生产的使用价值。商品必须是有用的,能够满足欲望与愿望,它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为了市场而生产的。

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物物交换中,人们可以直接用使用价值交换另一使用价值;以市场为中介的交换则不同,交换要通过货币来进行。所以马克思关注货币的发展历程,起初某种商品可以发挥“货币”的作用,后来改用贵金属及至纸币,直到今天,似乎连纸币都可以被网络替代了。不论如何,货币都是(超出物物交换的)交换过程之要害,资本主义经济是货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

但是这些尚不足以定义资本主义,于是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简单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应的两种流通形式:简单的商品生产是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前后两商品有质的差别,比如某物对某人无用,他就准备转手给他人以换取其他商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简单的商品流通过程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却不同,它始于货币,从货币到商品,再通过该商品换取更多货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自我增值,不断追求更多货币,无穷无尽。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交换就能让人不断获得更多货币呢?在破灭幻象之前,我们先得看看马克思的两条一般原则:(1) 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那里继承了劳动的价值理论,亦即商品生产中唯一生产性的力量就是劳动。其他的手段或技术要素都在商品生产过程之中再生产,惟劳动能够在生产过程之初增加价值。劳动所费的时间是产品价值的关键。(2) 施鲁赫特教授认为马克思以一种“理想类型”的方式提出,倘若满足所有条件,那么所有交换都是等价交换。尽管市场上可能存在供需之间的力量斗争,但严格来说,交换是等价的。这一点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因为交换本身无法增殖价值,马克思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劳动价值理论,重要的是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而不是市场交换。对马克思而言,仅仅在流通过程之内考虑价值增殖是荒谬的,惟有生产能增加价值,获得更多资本。因此,市场里必须要有一种特别的商品,即劳动。劳动成为商品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废除奴隶和农奴,取代他们的是形式上自由的劳动者。

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订立契约。从貌似公平的契约中,劳动者获得一家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资。但是相较于资本家,“形式”自由的劳动者可供出卖的只剩下自己的劳动力了,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根本无力拒绝资本家提出的任何“契约”条件,即使资本家总是“超时”无偿地剥削其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所订立的契约是“目的契约”(purposive contract),它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不是原来农奴所立的“身份契约”(status contract)。马克思认为形式上的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之要害,后来的韦伯也强调自由劳动是理解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一点。总之,货币增殖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自由劳动者处在目的契约关系中,他可供出卖的仅剩自己的劳动力;二是,生产要素由不劳动的资本家掌控,资本主义在法律制度上要求形式自由与私有财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公式:从货币开始,资本家将货币投入劳动或者生产要素,之后生产过程产生了新的使用价值,再通过市场交换卖掉,倘若整个过程没有差错,那么资本家到最后也许能赚一笔,也可能赔钱。不论如何,资本主义的目的都是累积资本,服务于自身。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对应着三种社会历史进程:(1) 从手工制造转为现代机器工业;(2)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的集中;(3) 随着中产阶级或各类中间过渡阶级的覆灭,阶级斗争会变得更加极端,直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规律会最终颠覆它自身,因为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必然会下降。

不过,资本主义也包含了六种或许能延续其寿命的因素,它不一定会立刻灭亡:(1) 增加绝对/相对剩余价值;(2) 使工资低于劳动价值;(3) 降低不变资本【按: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量不发生变化】的要素成本;(4) 人口过剩;(5) 殖民;(6) 股份公司的扩散,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家庭资本主义”会转为高度官僚化的股份公司资本主义。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它基于形式平等及实质不平等,其中总是存在着剥削、异化、阶级形成与阶级斗争等现象。这种社会被迫发展生产力,利用现代科技,即便它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超越,但是社会主义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极大发展时,才有可能实现。

 

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的官僚化

正如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那样,韦伯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的理论源泉,同时也是重要的批判对象。他承认马克思解释了资本的集中过程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可马克思所用的理论工具(劳动的价值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施鲁赫特教授从两个维度来确定韦伯在当时经济学思想中的位置,一是从方法上区分“理论的”与“历史的”,二是从基本概念上区分“客观的价值理论”与“主观的价值理论”两大阵营。

“客观的价值理论”包括偏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以及偏历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整体而言是非历史的。“主观的价值理论”有偏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又称边际效用学派,包括奥地利学派(门格尔与维塞尔)、洛桑学派(瓦尔拉斯与帕累托)以及威廉·杰文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另外,“主观的价值理论”也有历史学派,在德国尤为突出。历史学派可分为新老两代,老一辈有罗雪尔与克尼斯,新生代则包括韦伯最重要的论战对手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

用这个图式来看,韦伯结合了制度经济学(偏“历史”)与边际效用理论(偏“主观的价值理论”),后来他的重要著作题为“经济(及经济权力)与其他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也就是著名的《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标题很糟,因为经济只是社会诸领域之一,不是与社会相对的东西。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跟马克思有明显差别,尽管之前已经提到他们都强调了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在韦伯看来,最具形式理性的、作为“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有一些限定条件:(1) 所有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化;(2) 所有者全权选择管理者;(3) 工人无权私占职位,雇主无权擅用工人的劳动力,没有奴隶;(4) 企业与家庭彻底分离;(5) 对市场缺乏任何实质的条令限制;(6) 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可计算性;(7) 公共行政与法律领域的可计算性,没有腐败;(8) 货币系统的可计算性。其中(1)到(4)涉及企业组织,(5)到(8)涉及经济领域与政治及法律的关系。

韦伯与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是奠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劳动的生产方式。区别在于,对韦伯而言资本主义可以有很多种,譬如政治的资本主义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究竟是靠强力推动的交换,还是和平交换。另外,韦伯认为古代和中古也有资本主义,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全部。现代资本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类型,大体而言可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曾经的美国)、福利资本主义(欧陆)、独裁资本主/国家资本主义。

在分析框架上,韦伯从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转为形式—精神,从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转为选择性亲和。马克思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制度框架的差异逐渐拉大,韦伯则关注形式与精神之间,经济与其他诸社会领域之间的阻碍、促进或中性的关系。我们在《经济与社会》里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密集讨论。

另外,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精神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结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自有其历史,正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推展的那样,经济上的行动者可能倾向于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对营利欲(Erwerbstrieb)加以理性的调节。营利欲是人的自然倾向,但文化必须去引导它,为之赋予特定的结构,资本积累本身无法为资本主义赋予正当性,它必须有文化的维度。

其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韦伯对“新教伦理”能否维续相当悲观:“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Berufsmensch)——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依巴克斯特的见解,对外在事物的顾虑,应该只是像件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然而,命运却使得这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禁欲已着手改造世界,并在这世界踏实地发挥作用,结果是,这世间的物资财货,如今已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其中逃脱的力量。如今,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这牢笼——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总之,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7页) 从形式的角度看,这种僵化即资本主义的官僚化,此时精神已不再:“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

那么社会主义会是解决方案吗?在韦伯看来,理性的社会主义是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近代西方以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理性的劳动组织,因此也没有理性的社会主义。”并且,现代社会主义甚至会强化官僚化,更深刻地摧毁原本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的确算得上另一种选择,却不是资本主义问题的答案。

 

波坦斯基、夏佩罗:资本主义的韧性

波坦斯基与夏佩罗在20世纪末针对法国的情形,或者说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他们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所描绘的图景,它既不会轻易灭亡,也不会被官僚制僵化,现在的资本主义很灵活。在企业组织上,资本主义从等级制逐渐变为项目制。经济的垂直结构被水平层面上专业劳动的合作所取代,现在资本主义的关键是全球化、数字化、自动化、即时合作生产等等。比如你买一辆大众车,它的零件由世界各地的工厂生产,最后按时送到德国装配,倘若其中一环不能准时完成,整个流程都会停滞。前几周一家零件供货商工人罢工,于是整整一周它的生产流程都无法运转。所以说,现任美国政府如果想要割裂世界间广泛的相互关联,对它的经济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的出现,即所谓“后泰罗制”(Post--Taylorism)。项目小组内没有等级制的控制,由小组自决。小组成员常常踏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因此必须才能多样。人们需要有同时处理几件事的能力来增强自己的就业能力。

当然,项目制的发展也有弊端,劳动力内部发生新的分化。一面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能够适应数字化、全球化等浪潮,获得很稳定的高收入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接受高度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做兼职或临时工等等。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资本主义趋向“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劳动者的这种分化甚至导向新的剥削,剥削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无偿“超时”劳动,现在的剥削更多地表现为一部分人被彻底排斥在外,他们根本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最后要么陷于贫困,要么依赖社会救济。

波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种广泛关联的世界有可能滋养出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其核心为独立、创造力、原创性、团结等等。这些“精神”仅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小部分,不过在他们看来,相对于韦伯的官僚制资本主义,它无疑是新的资本主义精神。

 

最后,施鲁赫特教授总结这三种理论立场的序列,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三者兼具。首先是家庭资本主义(Family—Capitalism),主要形式是私有制下,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德国经济的支柱就是这类家庭资本主义,因为对家庭的重视,其精神是资产阶级的节俭和可持续性。另一种形态是官僚化的资本主义(Bureaucratized Capitalism),譬如股份公司所代表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代表的人物形象是经理而不是家庭式的企业主。家庭世界的地位被工业世界取代,相应地精神也发生变化,人不断追求更大的成就(achievement)。第三种形态是所谓“关联资本主义”(Network—Capitalism),超级经理人取代了经理,他们的所得与成就根本毫不相干,即便犯错也无所谓。这样的资本主义始于里根时期,直到现在蔓延至全世界,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是合作和灵活性——倘若其中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话。

上述三种形态都可以从社会和文化维度来批判。社会角度来看,家庭资本主义造成贫民问题,官僚化资本主义使用泰罗制造成的问题【按:比如卓别林《摩登时代》】,而新的资本主义则直接将一部分人边缘化,排斥在资本主义劳动之外。文化维度上,家庭资本主义可能过于因循惯例,官僚化资本主义的机械化,人的整个生活都被标准化,显然也成问题。第三种类型中,最严重的文化问题就是将诸多社会关系都变成经济关系。

施鲁赫特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在社会与文化批判驱动下不断学习调试的系统。资本主义要想正常运转,不能仅仅靠外在限制来驱动人们,真正驱动人的资本主义精神必须要有一个伦理维度,指向正义与公益(the Common Weal)。正如资本主义精神因时而异,资本主义形式也有所变化,三种类型共同构成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