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讲学计划系列讲座
2019年4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1857年印度起义”。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一讲。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穆克吉教授颁发聘书
王邦维教授首先对穆克吉教授的学术背景与任职情况做了简要介绍。随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穆克吉颁发聘书。
本场讲座由一个小故事引出。1857年5月10日的清晨,住在印度西北地区米鲁特小镇上的英国人在去教堂的路上,突然听到一阵印度土兵的喧闹和零星的枪声。很快,这些印度土兵们开始闯入当地白人的家庭。要知道,此前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做的。这些印度土兵开始杀掉所有能找到的白人,然后开始攻击政府机关、监狱,以及法院……当这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几十个印度土兵,离开了米鲁特,前往德里。在离开之前,他们切断了米鲁特与外界的电报通讯线路。当天发生在米鲁特的事情并没有为外界所知。
5月11日早晨,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在皇宫的阳台上接见了这群来自米鲁特的印度土兵。土兵们表示希望巴哈杜尔沙二世成为他们的领袖。皇帝本人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仍然犹豫不决,他像过去二十年里常做的一样,一遇到问题就咨询他的英国顾问。然而在英国顾问到来之前,这75名印度土兵占领了德里,并杀掉了城里所有的白人。然后他们再次来到皇宫与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对话。这次,他们的语气不同以往——“要么你成为我们的领袖,要么我们就杀掉你”。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起义的性质,在巴哈杜尔沙二世成为领袖的那一刻就发生了变化,起义诉求变成了恢复莫卧儿帝国的旧秩序。当然,起义的合法性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里,穆克吉教授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自德里重新回到莫卧儿王朝皇帝的控制下之后,从5月12日到14日,这48小时之内,整个北印度毫无动静。直到48小时之后,距离德里最近的小城阿里格尔(Aligarh)才收到了“德里易主、莫卧儿皇帝号召起义”的消息。从地图上看,阿里格尔大概位于德里东边六七十英里的地方。又过了一天的时间,消息才传到了再东边的一座城镇伊达瓦(Etawah)。因此,穆克吉教授在这里特别强调,有关“首都德里重新为莫卧儿王朝皇帝所控制,英国人被击败了”的这一极其重要且极具代表意义的消息,最先向东传播,随着消息在马背上从一个城镇传递到下一个城镇,整个北印度才逐渐慢慢地得知情况并纷纷响应。正因为如此,穆克吉教授指出,各个城镇起义的时间之间经常会有一两天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往往取决于城镇之间的距离,以及骑马传递消息所需要的时间。
穆克吉教授特别强调了起义初期德里控制权的转移,以及莫卧儿皇帝成为起义的领袖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他引用了1857年6月初一位英国官员的感慨——“之后不过短短几周时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如同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
对于席卷北印度的这场起义,穆克吉教授表示,印度土兵的骚动只是一个信号,在后来攻击白人和当时行政机关的行动中,土兵、市民与农民都有参与其中。这是1857印度起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除此之外,穆克吉教授强调在回顾和研究1857年印度起义中,还需要特别注意另外两个特点——即信息的传递以及起义的合法性。信息的传递,主要是指起义前预言与流言的传播,比如印度土兵中有关涂油子弹的流言、北印度村庄之间烤薄饼的传递、兵营之间莲花的传递等等。在流言传播的过程中,其实真相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听到流言或预言的人为什么会选择相信并为此战斗、牺牲?
穆克吉教授表示,这就得从更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所推行的西化模式,在普通印度人看来虽然无所谓好坏。但熟悉的东西被改变了,过去的传统变得不再合法,这就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了流言的传播以及被接受。同时,穆克吉教授特别指出,当时英国军队里的印度土兵,大多数都是农民家庭出身。因此,这些北印度的土兵们对西化政策之于自身日常生活的冲击感受得更为直接和深切。
起义的合法性问题则关系到起义的目的和性质。穆克吉教授指出,起义需要领袖,土兵们选择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作为领袖,也就是选择了英国人统治之前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因此,1857年印度起义带有封建复辟的性质,反对的是“弗朗机”,也就是白人的统治。另一方面,从现存为数不多的起义方资料来看,起义也与宗教有关。穆克吉教授指出,现存起义方的资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英国档案中的审讯材料,一类是起义组织的宣传材料。审讯资料中,这些即将被处以极刑的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表示他们的“dharma”与“deen”受到了威胁,因此不得不揭竿而起。穆克吉教授解释说,“dharma”与“deen”分别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中相当于“宗教(religion)”的词。但同时,这两个词的内涵又比“宗教”更为宽泛,确切地说,更接近“way of life”(生活方式)的意思。因此,在穆克吉教授看来,起义的过程虽然体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空前团结,但起义的性质并非完全的宗教性质。
讲座最后,穆克吉教授将话题转向1857年印度起义过程中的暴力问题。无论对于印度还是英国,1857年都是充满血腥的一年。穆克吉教授详细描述了英国将原本计划派往中国的军队调回印度本土镇压起义的血腥与残忍,但他同时也并未避讳印度起义军曾经在坎普尔对已经投降了的英军以及妇孺所犯下的暴行。穆克吉教授强调,再现这些残忍与血腥的过去,是为了让现在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暴力的本质以及所谓复仇的循环往复。最后,穆克吉教授强调,鉴于那段历史太过血腥与暴力,他是少数几个拒绝对1857年印度起义进行纪念的学者之一。
穆克吉教授第一本著作《1857-1858年阿瓦德起义:民众抵抗的研究(Awadh in Revolt, 1857-58: A Study of Popular Resistance)》2002年再版封面
讨论环节,现场观众提问踊跃。针对大起义的经济因素,穆克吉教授建议大家阅读他的第一本书《1857-1858年阿瓦德起义:民众抵抗的研究》(Awadh in Revolt, 1857-58: A Study of Popular Resistance),其中对于导致起义爆发的经济因素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不过,穆克吉教授坦陈,该书构思并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的他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暴力是重要的,尤其是在反帝运动中。现在,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发生了看法上的变化,暴力并不应该被提倡。这一变化在他第二本有关1857年起义的书中(Spectre of Violence: The 1857 Kanpur Massacres)有所体现。穆克吉教授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概念,比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就与“民族主义”有很强的联系,对此,他将会在随后的讲座中做具体的阐述。
讲座的最后,王邦维教授感谢穆克吉教授的精彩演讲,让我们对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这一印度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具争议性的事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