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曾经说：

这个话非常有见地，我们确实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古人对整理、流传先秦古书的成果，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所造成的种种缺点和失误。我们也不要以为造成缺点和失误的学者限制于孔安国、束皙、荀勖；在整理古书的时候，清代考证学者，甚至近现代的大儒王国维和李学勤自己也避免不了造成缺点和失误。我们当然要体会他们的重大成果，但是也要指出这些缺点和失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座古墓出竹简上的古书是西晋时代晋武帝咸宁5年（公元279年）在当时汲郡所谓的“汲冢竹书”。汲冢竹书最引起古人的注意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编年史书，从尧和舜开始包括夏、商、周、晋至魏国的“今王”（即魏哀襄王）的19年（公元前299年），所载年纪与当时的“正史”（诸如《史记》、《汉书》等）含有不少差别。中国中古时代的史学者利用了这些差别纠正《史记》的某些失误，但是对另外一些“怪异”采取了存疑态度。到北宋时代，《竹书纪年》的正本失传了，现存版本是明万历时代范钦的天一阁本，即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因为这个“今本”《竹书纪年》在晋纪和魏纪不用晋和魏国的国君在位年代纪年，反而继续用周王在位年代纪年，这和隋唐至宋代对《竹书纪年》的引文大不一样，所以清乾隆时代的四库全书工程的史学家多以为它是范钦伪造的。到民国时代，王国维做了《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指出“今本”《竹书纪年》多半的内容可以在其他史书找出，王氏认为这证明它是伪书。此后，史学界也多跟随他，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的伪造性成为定论，甚至很多人以为它完全没有史学价值。

近来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引起史学界要“重写”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连“定论”也要重新考虑。我觉得其中之一是“今本”《竹书纪年》的伪造性。与大多数中国史学家不同，我觉得“今本”《竹书纪年》不可能是范钦伪造的。与王国维不同，有一些内容不可能在其他史书找出来源，但是与出土文字信息是一致的，不可能是宋以后伪造的。这并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与《竹书纪年》的墓本完全相似。它显然不是。然而，根据所有的史料，包括“今本”《竹书纪年》和所谓“古本”《竹书纪年》（即西晋至北宋引用《竹书纪年》的引文），我们应该可以恢复墓本的部分面貌。在这四场演讲，我打算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

时　间：2024年11月26日（星期二）14:00

地　点：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

主讲人：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汲冢被盗的消息传到晋都洛阳以后，晋武帝派人去汲郡调查，将“数十车”的竹简运回洛阳。在朝武帝命令了秘书监荀勖进行整理工作。在荀勖做的第一个整理本，即他题名的《穆天子传》的序里，他对竹简做了介绍：“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虽然这大概只是对《穆天子传》一个文献而论，但是也许也能够说明其他汲冢竹简的面貌。我们至少知道这些文献都是在竹简上写的。荀勖虽然说竹简是“素丝编”，但是根据最近五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这些丝编线常常被折断，甚至完全腐败，竹简的次序就成问题。其实，从《说文解字》谓“编，次简也”看，这个问题——即所谓“错简”——在当时非常普遍。荀勖作的整理本虽然写在“黄纸”上，他原来的史料当然是写在竹简上的文字，竹简次序如果不对，这应该显示在释文中，也许也是“一简四十字”文字段落的错置。

四十年前，我自己提出了在今本《竹书纪年》周武王的纪年当中，有一段四十字的段落被误置，原来应该属于周成王的纪年。以后我在今本《竹书纪年》里找出了另外三段文字也应该是错置的，都是四十个字（或接近于四十个字，因为字数有不同的数法）。这个错简证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只能在整理竹简时发生，文献抄在纸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今本《竹书纪年》如果真的显示错简现象，这只能说明它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荀勖原来的整理本流传下来的，不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夏含夷

时　间：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14:00

地　点：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

主讲人：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