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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新开辟的“特别推送”栏目，将会以视频形式，呈现一批学者对当前世界与人心的思考。无论是为疫情背后的现代社会总体特征把脉，还是以医学视角看待人与病毒的互动，无论是古今还是中西的议题，我们都希望读者能够从中重温“人”的聚合，感受来自静园二院的思想跳动和人文关怀。

今日推出视频讲座“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主讲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周飞舟。3月20日，周飞舟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完成录制。通过镜头，他希望与大家一起透过田野案例分析，讨论乡村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关键点和难点。

 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给大家讲讲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的经验研究，和扶贫有关。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年”或者说最后一年。在过去三、四年，我每年暑假都带学生在全国的很多地方主要是贫困地区进行“脱贫攻坚”的调研，积累了很多材料，并在此基础上用社会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

今天我讲讲“脱贫攻坚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做“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农民要脱贫，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产业。脱贫，并不是你给他钱、给他房子就行，他得自己能够“站”起来。很多贫困的家庭没有能力自己站起来，但不等于扶他站起来之后自己不能走，有时候站起来走不了是因为前面没有路。所以“脱贫攻坚”特别重要的任务也是要铺好路，扶农民“站”起来，让农民自己走下去。这条路就是乡村产业。所谓“社会基础”，是指乡村产业发展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被学术界和政策界有所忽略的问题。它关系到乡村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繁荣壮大，也关系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脱贫攻坚”的下一步就是“乡村振兴”，而它也关系到乡村振兴能否成功，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称它为“社会基础”。

一

乡村产业包括的范围很广，一般的说法叫种、养、加、服，就是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服务业里有商业、旅游业、建筑业等等，这些都是广义的农村产业。这些产业能够健康发展，农民能够在当地就业、挣到钱，是他能不能脱贫的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

最近几年，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城市中的“资本下乡”。利用资本投入，用“大种植园”“大产业园”模式搞现代农业，但是这个模式搞起来经常不成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2018年夏天，我去了湖南省的一个村子，是湖南永州的野猪桥村。这个村是由四个小的自然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东边是高山，西边是平地，四个自然村分布在山麓地带。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地表水非常少，水都渗下去了，所以比较干旱，这也是它成为贫困村的重要的原因。南方主要农作物是水稻，这个地方缺地表水，没办法种水稻，大家看整个村庄水田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山坡上的旱地。村里青壮年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

湖南永州江华县桥市乡野猪桥村

2015年，一个当地的有钱商人，算是个资本家，他把这个村里约1500亩的主要耕地流转下来，给农民每年几百块钱的流转费。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黑土地”，把耕地变成一个水蜜桃种植基地，雇工来经营。按照他的核算，这是很挣钱的，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生长，质量也很好。我去做调查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三年了，老百姓讲“桃三杏四”，桃树是第三年挂果的。我去的那年正好是桃树挂果，但是我去晚了一点儿，我去的前一个礼拜最后一个桃也都卖出去了，所以我没有看到桃，只看到桃树，这是我看到的实景——1500亩的桃林。

这种“种植基地”或“种植园”模式对当地的扶贫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因为种植园里有很多农活，除草、施肥、打药、每年给桃树剪枝、桃子成熟后的采摘、包装等需要雇佣劳动力。每天100多块钱的工资，对留守当地、没有出去打工的农民增收脱贫很有效果。但是种植园实际的运作很不成功。他前面三年的投资加起来大概900多万，按他的计划桃树每年能挂果80万斤，桃好的话卖到6、7块钱，大概两年时间就能把以前的成本全收回来。但实际情况是，劳动成本比他预想的高，雇工不容易，因为青壮年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妇女和老人。而且这些劳动力的质量很不好，不是说干活能力差，而是干活不认真、不守时，想走就走。果树的产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剪枝的工作，剪枝是一个带有技术性的活。种植园面积很大，剪枝得用电锯。他对农民进行培训，但没有太大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农民剪枝的水平差，剪得他很心疼。到底是水平差还是态度不认真很难讲，反正也不是给自己家干活。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书记，他自己种了20亩桃园，跟这个桃品种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桃就长得非常好，因为他专门请了一个剪枝师傅住在自己家里，自己跟他学剪枝，所以结果差别很大。

剪枝不好会影响桃的产量和质量，但这仍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我问他 “今年挂果收益怎么样”，第一年挂果挂不到80万斤，大概挂了50、60万斤果，但他只卖掉了1/3，而且不是以他预想的6、7块钱的价格卖掉的，而是2块多钱的价格卖掉的。我问“为什么这么惨，是市场波动？”，他说不是，是因为挂的几十万斤果掉在地上1/3、被农民偷走了1/3，只剩下1/3的桃可以卖。所以他的桃卖不出好的价钱是理所当然的，最好的桃被摘走了，他卖的是剩下的。这个是他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他的这些投资是典型的 “沉没成本”，他也没办法撤退。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打算在桃园周围挖壕沟，架铁丝网，安装全覆盖摄像头，总之他非常苦恼。

上面的例子是要谈农业产业发展，尤其是乡村产业发展会遇到的一些特别的问题。说这些问题“特别”，是因为在城市和工厂里面它们就完全不是问题。我们国家的“脱贫攻坚战”是利用政府的力量，也动员了城市资本的力量，给农村输入大量资金，也包括人力、物力的帮助。我们有庞大的驻村干部队伍、专门的扶贫队伍，力度很大，效果也非常好，也成为全世界的扶贫模范和榜样。这些是我们“脱贫攻坚战”能够打赢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因为“脱贫攻坚战”里效果最显著的就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改善，修路架桥、通水通电，让农民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和住房有保障，这叫“两不愁、三保障”，是我们脱贫攻坚的基本目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加强是有正面效应的，它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人员大量的外出。有些地方的穷其实是“假穷”。很多贫困村山里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没有路，山上的东西根本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山里。没有路，信息闭塞，人员也能出去打工，外面的资本也进不来。有了基础设施的改善，要素流动起来，很多这样的村自然而然就脱贫了，这是我们脱贫攻坚战的主要战略，也是能够取得全面最后胜利局面的最重要的保障。

外出打工是农村劳动力的第一选择，也是脱贫最有效的手段。很多贫困家庭是有劳动力的。我们知道家庭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有的时候以小孩老人为主，有的时候以成年劳动力为主。家庭缺乏劳动力，也不是一个常态，小孩总归会长大，长大之后就变成劳动力，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没有办法挣到钱，主要是难以外出。所以脱贫攻坚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对脱贫的一个主要效果就是促进劳动力外出。

这是过去几年“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脱贫攻坚之所以叫“攻坚”，是说越到后面越难。比如说有些家庭只要把路修好自然就脱贫了，但是越到后面剩下的越难以脱贫，有的人修好了路也不出去打工，有产业雇他去劳动他也不去，因种种原因不能外出的人员和家庭会陷入一个很困难的境地。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家里老人病了，他一走老人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不能走，各种原因都有。有句话叫“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很多家庭所面对的困难是生活在幸福家庭的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部分人员和家庭，既然不能外出，既然只能在家待着，就得让他在家里待着能挣到钱、有活干，这就是乡村产业发展最后攻坚克难的关键之所在。

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也是我们谈乡村振兴的第一战。很多人持一个比较简单的进化论观点，会觉得村庄将来都会变空、变没的。因为城镇化后，大家都会到城市里。这是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中国不能没有农村，我们吃的、穿的原材料等很多东西都是农业生产的。这些东西的生产是不是会变成西方那种人少地多的大种植园模式、大机械化模式？我们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会变成什么样子？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大种植园模式，它在中国社会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及其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要谈的关键问题。

二

上面讲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优势，大部分都是政府做的工作，政府在基础设施如路、水、电、网方面，公共服务如农村基本的医疗、义务教育和农民住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后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农村去，随着农村产业的发展，会有繁荣的市场，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各种以前农村所没有的条件都会具备。这主要是两波浪潮带来的，一波就是脱贫攻坚中政府的投入，另外一波就是刚才讲的资本下乡。这两波投入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当前发展所面对的困难是我们以前谈经济发展时意想不到的困难。从三个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来看，以前我们谈发展最稀缺的是资本，土地也是稀缺的，因为人太多。但是乡村产业发展到现在，最稀缺的是劳动力。劳动力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面，下面会举例说明。第一个就是劳动力管理的问题，另外是“乡土性”或者“乡土扎根”的问题。搞一个大种植园或产业园，这是一个外来者，来到这个乡村投资，会被农民偷偷抢抢，这叫“关门打狗”。乡土扎根问题是关键在于，农民并不是“小偷”，因为他们不偷别人的，就偷外来者的，他们也不认为这叫偷，这是个重要的社会伦理问题。第三是产业生态的问题，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这些产业在一个村庄里面不是以产业区块的方式呈现的，而是以家庭经济的方式呈现的。一个农民种一些东西，也养一些东西，还干一些零活，怎么来安排？他的安排和整个村庄、乡镇的产业生态系统怎么配合在一起，这背后存在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最后是农民劳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与农民的家庭生计和家庭生命周期有关。

下面我还是来讲案例。这是2019年我去的甘肃省临夏东乡县的一个村，叫布楞沟村。东乡县是东乡族的一个自治县。这个村的自然环境很差，甘肃人形容甘肃省的地貌叫“坡大沟深”，这里是最明显的。整个村分成五个村民小组，从图上可以看的很清楚。三四五组在山上，一组和二组在山下，以前没有路，都是羊肠小道。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问题是缺水，蒸发量比降水量多得多。农民的主要耕地就是这一块，在山坡上，种一些耐旱的作物比如说洋芋、红薯、玉米。山上主要放羊，在这里放羊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羊是吃草的，草要靠水，水又是及其稀缺的，羊吃草就对生态形成破坏，这是布楞沟村主要的问题。

“脱贫攻坚战”是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首先就是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想富先修路”。大家看两条主要的路，一条是村级的，连接这个村子的道路；一条是省级公路，我去的时候还没有修好，这是一条长途公路。还有一条路，是通到县城的，图上没有标清楚。国家出资盖了村委会、小学，最重要的是农民盖了新居叫“新农村新居”，全村一共56户人家，盖了56套住房，小院子、羊圈都有。这片坡地则改种经济林，不再种土豆、洋芋了，农民每年会得到退耕还林的补贴，收入比种土豆、洋芋还要多。这是个不错的扶贫方案，而且我去的时候已经推行成这样了。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谈论的乡村产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刚才谈到产业生态的问题，农民到底种什么、养什么，用多少时间种和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些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会因为比如说外来力量的冲击发生改变，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有些家庭会变好，有些家庭会面对新的困难，这是这个村子里的重要问题。

我去的时候山上的村民大部分已经搬到山下来了，还有少量的几户在上面不搬，他们为什么不搬？我上去到他们家看了。这家主人叫马阿杜拉，他不搬的主要原因是他养了五六十头羊，他要在山上放羊，羊需要吃草，山上面有草。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山下常年通自来水，都是政府的工程，山上也通了自来水，但是山上的自来水并没有保障。在政府的“两步”规划里，山上的人都是要搬下来的。所以羊在山上面水不够喝。传统的农民在这里都是有水窖的，下雨的时候水从屋顶上流下来，专门有管子流到水窖里存着，其实最早农民都是靠喝雨水。因为下雨太少了，所以雨水也不够喝，就要从20多公里以外的洮河里运水喝。从洮河用水车往这边拉水，运费每一箱要120块钱。所以羊喝水是有成本的，而且不便宜。他之所以不搬到山下，答案很简单：到山下，羊可以喝水但羊办法吃草。

这是他放羊的情景。这个山就像掉头发人的头顶一样，草少得可怜，其实很不耐吃。从这个角度讲，不久的将来这片山也会变成退耕还林或者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随便的放牧也不会被允许。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山上也不能放，农民能不能在山下养羊？以前这里家家户户都放羊，在我们的调查里，农民只要住进新居就不再养羊，农民的回答大多是“太脏了”，因为羊圈离人住的地方太近，味道会很大。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如果到了山下，羊就没有草吃。养羊和养猪、养鸡不一样，猪、鸡都是吃饲料的，羊一定要吃草，纯粹吃饲料不行。草从哪里来成了问题。这个地方本来不合适养羊，但是“东乡贡羊”是历史上出名的，是可以进贡的，市场销路一直很好，所以这里的农民养羊是一个传统产业。搬到山下后，羊要吃草就要买草吃。甘肃的另外一个市叫武威市，那里有草场，农民需要从那里买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整个村子发生了大的变化之后，虽然养羊的数量并没有变少，而且增加了，但是你去问农民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农民的家庭已经不养羊，因为养羊集中化了。村里的羊主要在大的合作社养殖场里，一个叫马大吾德养殖合作社，一个叫祥泰养殖合作社。

羊的圈养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祥泰合作社就是一家子夫妻二人，养三百多只羊没有压力，每天给羊喂食，清扫羊粪，主要是这两件事。几千只羊的马大吾德养殖场只需要雇四个农民就可以，所以原来家家养羊，现在变成主要这两家养羊，除了山上没有搬下来的几家。那么，这个村子通过“脱贫攻坚”，养羊产业是不是可以说发展繁荣了？从羊的总量上来说是发展了，但是大部分羊只是由两家人在养，大部分农民已经不能养，所以从覆盖面来说反而变少了。变少的主要原因就是羊吃的草必须要靠大卡车去买，一家一户养十几只羊负担不起这成本，只有上规模才能负担起草的成本，这是在整个生态系统改变之前想不到的问题。

这个案例说明，乡村产业其实是扎根在很复杂的系统上，这个系统和当地的自然气候、地形地貌、农民的传统、当地优势产业甚至是水草的关系密不可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扶贫的时候对一个东西做改变，会引起整个产业的变动，会影响到很多农民的生活。这个例子并不是失败的扶贫案例，农民确实脱贫了，政府也搞了扶贫车间，用各种办法鼓励农民出去打工，但是一般的农民想从养羊的产业获利反而变得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个人觉得是有的，草的问题应该由政府的力量，通过社会化服务的力量解决，能够使小的农户顺利养上羊，这才是下一步发展特别好的契机。

这个案例是我前年冬天去过的湖北宜昌五峰县业产坪村，冬天去湖北，没有采暖，所以我对那里的印象是非常冷。这个村也是由四个自然村组成的，在地图里用四块不同的颜色表示。这个地方也是喀斯特地貌，比第一个例子还要明显，没有地表水，而且全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农民管这里的很多地叫“鸡窝地”——周围是石头，中间有一些土可以种庄稼，但只有鸡窝那么大。加上地理位置很偏、交通不便，是这个村致贫的主要原因。政府做了一样的工作，也一样有效。各种颜色的线条是“脱贫攻坚战”以来，政府的各个系统、部门投资修的路。图上的这些人名是村里所有贫困户的名字以及他们家所在的位置，这个图叫“脱贫攻坚图”，表示哪个贫困户家门口是不是通了硬化路；线条的颜色代表是哪个部门、什么系统投入的、用什么钱、在什么年份修的。我去的时候已经做到全覆盖，非常了不起。关于修路也有很多争论，比如说有的农民住得有点偏，要给他修条路，只有一家人走是不是太浪费社会资源。其实对于住得特别偏的农户，政府使用搬迁返贫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是帮助他搬家。既然他不能搬，或者不用搬，那就要通上路。通路的好处不仅仅是可以来回走路，通路的好处是可以脱贫致富。这是这个例子的核心问题。

这个村的主要产业是由当地的一个原村干部带动的，他有文化，出去打过工，跟城里的一个老板合作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产业。这个地方很偏僻，农民传统的副业就是养猪，他搞的产业就是养猪，但跟原来不一样，因为猪吃的东西不一样。猪一般吃猪饲料，他这个产业让猪吃一种新的东西——构树的树叶。构树叶可以直接用来加工成猪饲料，猪吃了构树的饲料后，瘦肉多、肥肉少、味道好、价格高，是有很多好处的。所以这个村子产业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让养猪的农民把自己的猪换成构树猪。猪其实不用换，只要吃构树就可以变成构树猪。农村缺劳动力，首先要让农民在种玉米的地里种构树。这里重要的是，种构树一点也不比种玉米费劳动力，而且种玉米每年都要去收，构树是多年生的植物，只要种上一次下次不用再种。每年就是收构树叶，构树叶收获的时候需要繁重的劳动力，因为构树叶往外运输很麻烦。这就要靠刚才地图中星罗密布的生产生活道路。种构树的地方通了路，农民只要将构树叶从田里面放到田间地头，就可以由车运到加工厂了。我们说农村缺劳动力，都是老弱病残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能干什么？种构树没有问题，再重的活就有问题了。

养猪也是这样，只是让猪吃新的东西，不需要有额外的劳动力。原来家里养多少头现在也养多少头，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怎么知道农民给猪吃的是构树饲料，而不吃平常的饲料？吃平常的饲料猪长得快，吃构树饲料则长得慢，长得慢但卖得贵，所以吃构树饲料是划算的。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农民声称喂的是构树饲料，实际上偷偷搀进猪饲料，或者把平常吃剩下的东西也给他吃，这样猪长得快，但是品质就下降了。所以监督是这个产业发展能否成功最核心的问题。我在做调查的时候，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先发动哪些农民养构树猪是核心，动员朋友“死党”先上，让他们做示范，一方面靠信用，靠关系，另外一方面靠技术手段来把这件事做好。我去过很多地方，这个地方的养殖业，养构树猪做得很成功。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非洲猪瘟，所以他的猪卖得不好，当时我跟他说坚持住，寒冬总会过去。结果被我一言而中，过了年猪肉开始大涨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这个村现在彻底脱贫致富，无论企业家还是农民都挣了很多钱。

三

下面我讲第四个案例，这个村庄是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从华北平原上太行山，龙泉关是很出名的关口，这个村就在上太行山路的山腰上。这个村子成为贫困村的主要原因是海拔比较高，交通不方便，耕地又少。这个地方发展乡村产业，其实经过了比较复杂的探索过程，让农民种这个，种那个。大家了解一点乡村产业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政府发动农民种这个赔了，发动农民种那个赔了。种什么东西才不会赔，才会赚钱，而且农民也愿意干，又不觉得太累，又和自己家庭的生计相适应，这其实是核心的问题。

我2018年去这个村的时候，那里在干一种新的产业，这种产业干了两年，干得非常好，是香菇产业，已经创出当地的品牌叫“老乡菇”。这个产业并非是这个村的特色产业，而是整个阜平县的产业工程，政府有大量的投入。政府除了修路架桥等基础设施投入的部分，还利用融资平台对农村产业的发展进行高投入，一些龙头企业相结合来带动产业发展。香菇要种在大棚里，所以对农民来说是高投入，让一家一户的农民自己花七八万块钱弄一个大棚，他们本来就贫困，根本没有这个资本，这就显现出扶贫中资本的重要性。这个县的目标是把香菇产业的规模做大，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开拓市场，影响价格，形成品牌。这是乡村产业发展一个重要的策略，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么做非常有效。

这个产业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组织化。在全县要把香菇种植普及化，香菇的质量能够有保证，数量能够有稳定的供应，这需要有一套组织化的体系，这就是阜平县政府做的事。这个组织化的体系被概括为“六统一分”，所谓“分”就是分户经营，农民把大棚包下来自己种香菇，除此以外，其他香菇生产所有的条件都是政府和企业龙头组织统一来做，而不是农民自己分家分户来做。香菇的技术、品牌、销售市场都是统一管理，叫做园区自组织。在全县划分了四五十个香菇种植园，这些香菇种植园和我刚才讲的水蜜桃经济完全不同。这里每个园区有管理员、技术员，还有冷库，提供统一服务。一个园区大概有40到50个大棚，分包给一家一户的农民自己来种，这叫分户承包大棚经营。他们有一个词叫“蜂巢化劳动”，一个大棚像一个蜂巢一样，只是这些蜂巢所组成的整体是由政府和企业来管理，但是每个蜂巢内自己的劳动过程是由农民来做。

大棚种的香菇是长在菌棒上的。这是一个个的菌棒，一个棒上面浇水之后就会长出来小的香菇头。一个大棚大概可以放两万个菌棒，搭好架子之后把菌棒放在架子上，菌棒里的香菇会冒出来。种香菇的工序包括入棒、脱袋，然后放氧，往菌棒里注水，香菇会从菌棒里冒出来。冒出来之后，每个菌棒只留六七个香菇，其他的全部打掉，让这六七个香菇长得很好，这叫疏蕾。然后浇水、通风，收获的时候叫摘菇。因为香菇的质量不一样，要分捡再卖掉，最后把棒扔掉，这是一茬香菇的全部过程。

如果一个大棚里面有两万个棒，这两万个棒出香菇的时候一起往外冒出来，摘的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摘得晚就老了，摘得早就没有成熟。所以这种产业最大的问题是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一个复杂的峰值。在注水、疏蕾以及摘菇的三段时间最忙，每段每段时间都要忙两三天。忙到什么程度？忙到不能睡觉，连夜干，带着头灯干活。香菇的质量和价格差别很大，就是和时间有关系。大家看下面这个图。

最好的是白面菇，能卖5.5元一斤。白面菇像小苹果一样，又圆又厚又小；质量次一点叫白小菇，头上有白色，比第一种要小；第三张图片是混装菇。还有一些是菜菇，这就比较差，最差的叫片菇，完全打开之后像一把伞一样的是最差的香菇，买0.5元一斤。其实我原来也不懂，我去菜市场看到香菇还会觉得片状的挺好，像一把伞一样又大，其实它是最差的。它之所以变成最差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采摘，采摘的时间最大程度决定香菇的价格。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及时采下来，决定你能不能挣到钱。如果不雇人的话，自己做因为人手不够而不能及时采摘，香菇质量就下降，卖不出钱，图省工钱最终就会赔钱。细细算一下，如果雇人的话，每一个菌棒，每一年出五茬菇。注水、疏蕾和采菇三个环节需要集中雇人，按每小时10块钱工钱算，每一茬每个环节的钱摊到菌棒上是一个棒合五分钱，一年五茬就是两毛五。三个环节就是七毛五。再加上入棒脱袋、放氧和扔棒三个零散环节的雇人费用，这样算下来，一个菌棒的雇工成本正好是一块钱。其实这个账很好算，菌棒的成本是三块钱一个，但这由政府投入，政府对每个棒有六到七毛的补贴，贫困户补贴七毛，非贫困户补贴六毛。老百姓只需要花两块四就可以买到菌棒，然后再加上一块钱的雇工成本，再加上一毛五（每个菌棒租一个大棚一年三千块钱，摊到每个菌棒就是一毛五的成本），算下来一个菌棒的成本就是三块五。

一个菌棒每一茬出六七个菇，平均每年产值大概是五块钱，夫妻二人承包1.5个大棚就是三万个菌棒。五块钱的产值减三块五的成本就是一块五，最后一年能得到四万五。这四万五的纯利润能不能赚到，不像生产玩具、生产鞋那样有保证，它是非常不稳定的，这取决于能不能恰到好处地把香菇及时采下来。所以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劳动的及时性和质量。为什么这个不能政府和龙头企业来做？因为政府和企业根本就临时雇不到人，长期雇人又不划算。在香菇往外冒的时候你不能命令香菇们先等等，你指挥不了它们，只能是及时采摘它们，及时采摘就需要及时雇人。分户经营的农户们是怎么办的？他们是各显其能。我详细调研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主要是利用社会关系。村子里的、临村的，临村没有种香菇，或者他们家种的香菇这几天没有出菇的，这时候就打电话叫来帮忙，亲朋好友来给你干和他给种植园的园主干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最重要的差别。你雇一个朋友或者雇一个常年雇的人给你干的时候，你不用老盯着他，你也不用担心他给你干得很差，因为他给你干得很差，下次就不叫他，你还会败坏他的名声，村里会传出去说这个人很懒，干活不好，以后就没有人找他。

所以，产业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靠社会关系来解决的。我们前面讲的劳动力，或者人的瓶颈的问题就在这里。我在访谈的时候，他们正忙着摘菇，没空和我聊天。有一个妇女一边摘，我一边跟在她后面问她，她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每天都要嘱咐雇的人，叫他们不要出风不出力，做人要有素质”，既然拿人家的钱就要好好给人家干活。这就是香菇产业之所能做成的关键。而且这个香菇产业的发展导致很多在外面打工的农民会返乡种香菇，导致有一些劳动力的回流。

现在我简单做个总结，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我不展开细讲了。农村产业的经营模式非常复杂，越往上的部分这种形式越是政府或者企业来主导，比如政府主导公司直接经营，像大种植园，大产业园都是这样。下面是农户分散经营，政府给一些奖励、补贴和补助，中间的部分有一定的合作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我看来，这种“统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适合中国国情。“统分结合”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统”要解决农民自己解决不了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问题。“分”是由农民来解决人的问题，就是解决产业发展的劳动力问题。劳动力数量不够、劳动力质量不好、劳动力不好好干活这三个问题其实是靠“分”来解决。而这正是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我们农村产业发展所普遍面对的问题。那么，“分”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靠村庄原有的传统，农民基本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关系来解决，就是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展开来讲很多，今天不详细讲。通过刚才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最关键的地方是他给猪吃的到底是什么；你雇他来，他给你采菇，给你疏蕊、摘菇的时候干得怎么样。这并不是像工厂生产那样靠摄像头、靠车间主任来监督就能够办到的事，这要靠自觉。为什么会自觉？为什么给你干的时候不自觉，给他干就自觉？其实这就是产业发展的社会学问题。

最后，简单谈一下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农村产业必须要有，城市再发达也要有农村，只不过这样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样的农村和以前的农村有什么差别？在我看来发展一定是产业带动的，或者叫做“产业带体系”的带动。这些种植业、养殖业、副业、加工业、旅游业和服务业其实会形成一些产业的体系，比如刚才讲的香菇，就会形成在村庄中分布的产业带。养猪也是这样，构树猪的规模扩大之后，这个村以及周围的村庄，条件相似的村庄都可以发展成构树猪的基地，这叫产业带。这个产业带的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它的前提条件当然是政府和社会的投入，就是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立。但是这个体系要能够长期健康的发展，能够繁荣、能够有市场竞争力、能够长期走下去，取决于人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的问题。

刚才我谈了劳动力的问题，核心是劳动力不够、劳动力不好、劳动力不好好干活。这次主要讲的是怎么解决劳动力好好干活的问题，最后还剩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很多人会认为农民都出去了，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搞农村产业是不是还得靠雇佣城里人来农村劳动？其实现在的农村产业，尤其是繁荣的、发达的农村产业还是靠农民在劳动。只不过这些农民不是城市工厂意义上的劳动力，就是一些村里的人，他们之所以回来并不是因为村子产业发展得特别好，要挣很多钱才回来。他们回来，或者没有出去，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老了，或者家里老人病了，或者孩子上学需要陪读才回来。他回来也不能闲着，他回来要有事情可做，有钱可挣。所以农村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是不断流动中的劳动力，我说的流动有多层含义。一个是空间上的，他从城市回到村庄，再从村庄回到城市，这个空间上的流动，对农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由学者来决定的。你去做调查问农民你是返乡劳动力吗？农民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问他还会出去吗？他是不是不会再走了？农民说那可不一定。他说他不会走，你一走他就走了。农民返不返乡，返乡回来干什么，这取决于他的家庭和他对于生活、对于挣钱的基本看法。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并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会变成城里人，然后会变成城市户口，搬家到城里去，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从空间上说。

从时间上说也是一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想的事情，和他上了岁数想的事情不一样，做的决定也不一样。有孩子之前想要干的事业，生完孩子之后再想干的事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时间上，每个人都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从时间、空间上看不断流动的劳动力，其实是为农村的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带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形成提供了劳动力的基础，只不过这些劳动力不能指定下来，不能固定下来说谁来负责发展这个产业。所以总结来看，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觉得有吃有喝，各方面照顾得都挺好的，就是不高兴，或者他身体就是有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老闹毛病，它的原因在哪里，这是我们要谈的。今天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一下，其实我们过去不太重视的劳动力问题，或者说人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城镇化其实是人的城镇化，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