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公里处，南枕天山、北望草原，核心区域占地1.5平方公里。其外城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大体分内外两重城。内外城墙均有护城河、马面、敌台和角楼。

定位与进展

北庭故城是目前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高昌回鹘夏都、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驻地，是唐至宋元时期天山北麓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也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北庭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是丝绸之路上一个连接东方与西方、草原与绿洲的重要节点和枢纽，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北庭故城遗址迄今已获得中国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三顶桂冠：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被列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新疆地区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6月作为天山以北唯一的遗产地，被列入 “丝绸之路：起始段及天山廊道的路网” 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768 至1771 年间，纪昀谪戍乌鲁木齐，曾因故前往吉木萨，调查了北庭古城。乾隆四十年( 1775) 古城出土古碑两方，在旗蒙古人、乌鲁木齐参赞大臣、都统索诺木策凌赴现场，辨认出“金满县令”四字，嘱令当地妥善保存。此即著名的唐金满县残碑。这是北庭古代文明重新被发现的历史前兆，索诺木策凌功不可没。

北庭故城的全面考察始于二十世纪初。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域探险浪潮中，大谷探险队和斯坦因先后调查过护堡子古城，并分别画有古城的平面草图。1927年-1933年，由斯文赫定、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率领的中瑞联合科考队沿丝绸之路考察了新疆区域，并到达了吉木萨尔千佛洞及北庭故城。

1908 年10 月14 日，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在调查北庭时绘制了第一个《北庭故城示意图》。

探险队的野村荣三郎率人在北庭故城西北隅一处古庙遗址挖掘时，获得16 块碑刻残块。这些碑刻多呈不规则形状，其上还残存有不少阴刻的汉文。后来几经辗转，其中15 块收藏于我国大连旅顺博物馆。这些残碑及其拓片的图片上世纪先后被收录于日本出版物《西域考古图谱》和《大谷文书集成》中，经过对碑文书法的分析，研究者已初步确定其为唐代碑刻。

1914 年，斯坦因到达吉木萨尔，考察了北庭古城，正式绘制了《北庭故城平面图》。在《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他说: “徐松曾在这里看到过一个碑铭，还把碑铭内容记了下来。而我无论在这儿还是在吉木萨都没有打听到关于题识的任何信息，但据说有几位俄国人带走了从这个遗址发现的石雕或刻了字的石头。”

1928年中瑞西北考察团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并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中瑞西北考察团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绘制了北庭故城图。

1979 年6 月至1980 年9 月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北庭故城进行了踏查，并发掘了西寺遗址，发表了北庭故城遗址的调查报告。回鹘西大寺出土了大量塑像、壁画和题记。通过对遗址内的五组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比对，西大寺的建造时间被确定在960 ～ 1270 年间。

西大寺遗址出土有其他贵族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在遗址正殿入口东侧墙壁上，有一位回鹘可汗的贴金供养人画像和榜题。结合佛寺的规模、出土艺术品的精美程度等因素考量，西大寺应当是西州回鹘的王家寺院。有学者推断西大寺是回鹘王室为纪念一位王子所修，佛寺本身即是王子之骨冢。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配合国家文物局“北庭西大寺遗址保护棚既博物馆”建设工程，开展西大寺遗址考古勘探工作。2009、2011年分别对北庭故城内5、6号佛寺遗址进行考古试掘。

2016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物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念规划和推进相关工作，从城门、街道和水道等城市框架性节点入手，通过普遍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探沟解剖和全面布方发掘相配合，点面结合，层层推进。

新发现与新认识

2016年、2018—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木萨尔县文化与旅游局（原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北庭学研究院，经过四年、近万平方米的田野考古工作，北庭故城考古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其一，对内外各城门进行了发掘，各座城门的形制布局和建设、使用情况渐渐清晰。

2016年、2018—2019年发掘了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

考古发掘发现，内城西门门洞路面高于现代地面1米左右，在内城西门北侧门洞位置清理出9个排叉柱的柱槽及基坑。门洞有后期夯土封堵痕迹。该处遗址发现了唐开元通宝、铁铠甲残片、各类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等。在内城西门城墙外侧南部，发现一个用不同时期夯土和土坯建造的长方形封闭区域，可能是回鹘时期依托城门增建的一个建筑遗迹，为进一步了解城门的时代和结构提供了新材料。2019—2020年继续清理了这个遗址和西门前的城壕。建筑遗址出土了滑石制作的石圭形器，城壕出土了典型的唐代联珠莲瓣纹残瓦当，与长安发现的唐代瓦当相似，说明西门城楼曾经使用过典型的唐代瓦当。通过门址附近的解剖沟发掘，基本可以确定护城河的位置、宽度和深度。内城西门门洞附近的护城河距城墙近20米，上口宽度为9—10米，深度2.9米。城门以外的城壕上口宽度则迅速增加至20—30米左右。

内城北门西侧门洞壁保存较好，可以看到中间的排叉柱是垂直的，两边则随城墙略有收分。考古发掘揭示，门洞两壁排叉柱的基坑使用方形柱础石，西侧可见排叉柱柱槽7个，路面已经被毁。通过发掘东侧城墙，确认有上马道。通过探沟清理出内城北门外侧的护城壕。在内城北门内侧南部探方内，发现了莲花纹的瓦当，是北庭故城较少见的瓦当，有可能是唐代的。在内城北门南侧，还发现由素面砖、莲纹砖铺成的地面，莲纹砖呈正方形，四个角为唐草纹，中间为花心，莲瓣是中间的主题纹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莲花，外面一圈联珠纹。这种莲花纹的瓦当和地砖在唐代非常盛行，尤其在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上面的联珠纹是从古波斯经中亚，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北庭故城发现了莲花纹方砖，说明作为北疆地区最高统治机构，北庭都护府的级别较高，也充分说明当时这里非常繁荣。

内城南墙中段台地破坏严重，仅剩生土层。发掘证明，这里可能是南侧城门遗址，但很有可能是作为南墙军事指挥和警戒中心的一处大型敌台遗址，内城并未设置南门。

外城北门门洞两侧的排叉柱使用木地袱作为木柱础，门洞宽4米。外城北门在历史上曾被用土坯和土封堵过。到了近现代，利用城门城墙修建的烧酒作坊、民房和井都被清理出来。通过探沟的发掘可知，在羊马城修建以前，北门外应有一条护城壕沟。在外城北门瓮城的夯土内，发现了一枚开元通宝，对外城的城墙修建年代上限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修建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唐代铸造这枚开元通宝的时期。

外城南门原来存在瓮城，但毁坏严重，通过探沟的发掘，发现了一些线索，至于具体的形制布局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其二，对城市的道路、水系进行初步勘探解剖。

为了解内城护城河水系分布，2019年在内城南部连接护城河的沟状遗址里开了探沟，探沟向东延长至遗址。探沟内发现的沙砾等遗迹现象，说明这条沟可能是内城护城河的引水渠道。探沟西侧还发现了骆驼的骨架等遗物，东段遗址位置发现一个较大的圆坑，坑中堆积了土坯、陶片、残地砖等，可能是后期形成的堆积。根据普探，城市中的用水主要是来自水井。除了护城壕，城中凹陷的沟壑均是道路，通过发掘可知，有的沟壑部分在后世曾被挖开，作为垃圾坑使用。部分内城护城壕可能在10世纪时，作为道路系统的一部分也被填满了。

其三，对外城南门内侧附近的6号佛殿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布局、建造使用的技术和过程、周围存在的遗迹等情况。

2019—2020年持续发掘的6号建筑基址，为佛教寺院中一座佛殿的高台式基址，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21米，残高6.5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部为高大的夯土台基。整个高台佛殿基址外围发现部分围廊遗迹，而围廊可能有围墙，东部两端有墩台遗址。夯土台基布设两层纵横交错分布的栣木槽孔，槽孔用专门的土坯两侧构筑，栣木放置妥当后，槽孔上再用土坯盖住，继续向上夯筑。从一些残留迹象看，夯土台基周围包砌一周土坯墙体，可以看出为两次包砌，第一次包砌的边缘还有若干柱洞的痕迹；台基顶部先以土坯墙体垒砌横长方形框架，其内填充土坯残块，形成上层基址。上层基址可能分为一大一小南北两个房间，南侧房间地面涂抹有石灰层。

6号建筑基址与之前发掘的5号佛塔遗址，共同构成了北庭故城外城南门内一个规模较大的高昌回鹘时期的重要佛寺遗址。在距离6号高台佛殿遗址西侧约100多米的探沟中，发现了景教（也里可温教）的铜十字架，十字架两面刻画有精细的人物图案等，说明历史上景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高台式基址北侧、西侧探沟发现半环绕佛殿遗址的人工池子，这种做法在城西的高昌回鹘王家寺院有明显的体现。在佛寺西侧还发现一段土坯墙，可能是佛寺的院墙。探沟出土文物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等。

其四，对城内重点建筑遗址的发掘。

2020年主要的考古收获是清理出8号大型建筑居址，位于内城北门南侧90米处，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和瓦当等材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说明这是一处自唐代到宋（包括辽和西辽）元时期不断重建的重要建筑所在。子城夯土墙发现两次修补遗迹。出土文物有唐宋时期的钱币、莲花联珠纹瓦当残片、地砖、筒瓦残片、陶器和动物骨角器等。

价值与意义

北庭故城最终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四重八块”。两套指内外两城。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故城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有的是用凹沟分割的地块，比如内城北门外的长方形地块；有的是后来用城垣围出的区域，比如羊马城等，大致分为八块。

考古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在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其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元代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通过考古工作的开展，北庭故城唐至宋元时期的面貌慢慢显露出来，可以看到北疆地区最重要的军政、军府的格局及发展历程，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被揭示出来，在学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北庭考古后续研究还需要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多领域深度互动，相互配合，相互启发，力争全方位复原和活化北庭的历史场景。

北庭故城遗址是历史的现场和见证，北庭考古以实物证明唐至宋元时期，特别是唐代时期中原王朝在新疆有效的统治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宋元时期仍然在高昌回鹘（包括辽和西辽）和蒙古、元代的管理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及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四个共同”的重要实物教材，对于贯彻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