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6日下午，文研院第十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丁辉作题为“政党数字化：基于五个国家的比较”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Anthony Carty、王瑷玲、Gail Alexandra Cook、刘皓明、周明初、郜积意、俞学明、于建军、魏继印、赵晶、蒋文、李猛、皮迷迷、张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社会科学部郭琳、赵仙凤，文研院工作委员归泳涛，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阎天，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报告会。
丁辉老师首先从自己研究政党数字化的动因讲起。他认为存在以政党研究为业的学术焦虑，即政党研究现在还能不能作为一种学术的志业？一个由来已久之问是，今天的政党还能不能起作用，还能不能把政治生活组织起来？社会的原子化导致对组织的认同在下降，对等级制组织的信任在衰减，政党的功能在逐渐萎缩。党员的数量也在下降，党员占选民的比例已经大打折扣。进入数字时代，便有这个问题的升级版本：当政治生活不断卷入数字化时，政党还能不能把数字化的政治生活组织起来？政党还能发挥以前的或者更新的作用吗？还需要政党吗？如果政党还值得理解和研究，政党在当今时代是什么样子？政党如何适应这个时代？这些是政党数字化研究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政党数字化的背后是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从社会生活到政治生活都有一个数字化的过程，在概念标签上经历从电子，到网络，再到数字的流变，推动人从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向数字人（Homo Digitalis）的转变。首先是时空对人的物理制约在弱化，数字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在场”，即不需要face-to-face，只需要online。其次，人和数字技术之间的主客体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人依赖数字而存在，在数字之中存在，作为数字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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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小镇乡村大数据网络
图源：视觉中国
数字转向重塑了政治生活的根本逻辑。其一，实时逻辑，指借助于网络等手段，人们实现了无延迟、无中介的现场参与，重写了政治行动的在场标准。其二，互动逻辑，意味互动形成了网络化、临时性的循环，重塑政治行动的伦理预期。其三，算法逻辑，指大数据的生产、拆解和重新包装，由此重组了政治行动的权力场域，出现了新的权力掌握者。
数字时代带来的数字解放对政党民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挑战代议制民主、挑战精英民主、挑战政党主导。面对挑战，数字时代的政党怎么办？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学进路：一个是工具论视角，另一个是本体论视角。这两种视角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政党适应改革能力的差异，无法解释政党之间的转型差异。二者都没有充分考虑时间变量的影响，政党对待数字技术的态度与战略会随时而变。而且，政党的改变不是凭空的，政党的数字化转型会受到既有制度常规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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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23年11月03日09版）
基于对类型学进路的反思，丁辉老师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框架——作为混合化的数字化。其基本假定是社会技术系统演变导致组织混合，不仅组织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转换，而且组织之间的跨界流动性增强。最关键的推论是，数字时代的政党不再是封闭的、有边界的自生系统，而是开放的、互动性的共生系统，既积极地吸收并混搭各种前数字时代的技术元素与“社会人”的组织生态，也驱动政治精英、媒体精英和积极公民接受来自服务于“数字人”的政治伦理的塑造。
作为混合化的数字化包含三个基本维度：技术混合、战略混合和结果混合。首先，技术混合是指政党面向各种技术开放的程度。一是议题算法化，政党从内驱型的政策生产模式转向外驱型的政策供给模式；二是参与平台化，政党从封闭性的党员组织转向开放性的用户服务；三是竞争流量化，政党从组织化的举党竞争转向去中心化的网红竞争。为了解释技术混合所带来的工具语境变迁，丁辉老师以德国的Wahl-O-Mat为例，辅以他对德国基民盟的年轻政治明星Dianna Kinne的访谈记录，详细解释了当下层出不穷的投票建议APP（Voting Advice Applications）所代表的外驱型政策供给模式。其次，战略混合是指政党评估、筛选和平衡的战略选择，强调政党在面对数字化时，存在不同的战略选项、行动约束和战略预期等等。第三，结果混合是指参差杂糅的问题解决行动效果。政党数字化可能面临党内和党际的风险。在党际层面，如果政党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方的平台，固然会降低组织成本，但也可能会臣服于平台化的数字“利维坦”，从而丧失组织自主性。在党内层面，数字化本身的刚性本质会导致政党决策容错纠错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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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一网统管”平台建设应用交流研讨会，商讨
以“网格化+数字化”开展城市综合治理
在解释了混合化理论分析框架之后，丁辉老师还介绍了他和研究合作伙伴相应展开的初步经验研究成果。他们希望通过案例研究探讨政党在进行内部可控的数字化时如何控制风险，以及风险失控会对政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是一项跨国比较分析。根据政党体系（极化-温和）和组织文化（强-弱）两个指标，基于美国、意大利、德国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政党数字化构建出转型竞争类型学。政党数字化转型竞争类型学可以得出：意大利是激进瓦解建制，德国是建制吸纳激进，美国是数字助推离散，印度是数字助推集中。其次是一项国家内部的比较分析。以印度为例，以数字技术策略（进取型-保守型）和政党组织能力（强-弱）两个指标，观察四个政党：人民党是后发强党，国大党是后发弱党，平民党是先发强党，印共是僵化弱党。最后是聚焦中国政党治理的数字化。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新时代的代表权和治理权，数字党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维度，构成了具有理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研究叙事。
讨论环节
进入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针对丁辉老师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杨立华老师就数字化和政党、数字化和人的关系提出了疑问，数字化有没有可能带来去政党化的政党？有没有再政党化的可能性？人有没有不被数字淹没的可能性？丁辉老师回应到，首先，人所特有的担心和焦虑变成了一种信念，是数字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创造不出来的，这应该是一种不可数字化的部分。其次，数字化本身是离散化，选民的要求是进一步离散化的。在一些国家，即使一度有所谓去政党化的政党，但这些比较激进的数字小党往往都是昙花一现。
接下来与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和交流，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选举制度的影响。Gail Alexandra Cook教授提出不同国家的选举制度是有差别的，如何看待选举制度对政党数字化的影响？丁辉老师回应说，他同意选举制度会影响政党竞争。政党在进行数字化改革时会受到很多战略的约束，有些来自党内，有些来自政党之间。政党格局中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往往是诉诸选举制度的。在美国，简单多数选举制构成了排气阀，让数字化对两党体制的冲击没那么强烈，迄今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数字政党出现。但是，今天的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党制国家，突破了迪韦尔热定律。但问题不在于英国是不是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数字政党，而在于选举制度并不构成不可挑战的约束条件。混合化理论承认制度传统的限制，但强调一般性数字语境对政党的普遍渗透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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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5日，选民在美国洛杉矶一处投票站投票
图源：新华社
其二，政党组织能力问题。张萌老师提出，从两项类型学研究的框架来看，无论是从政党还是国家来说，似乎政党组织的强弱并不带来决定性的差异，也许可以在对案例进行进一步提炼的基础上，给出更好的变量概括。
其三，数字权力问题。Anthony Carty教授问道，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看待数字权力的占有和生产？丁辉老师回应认为数字权力正在进行分化，超越了国家和政党。我们要重新思考经典意义上的控制权，关注数字时代的新型控制权。
其四，数字时代的饭圈文化和饭圈组织。皮迷迷老师指出饭圈文化和政党组织之间有一些有意思的关联性。现在网红可以成为KOL（Key Opinion Leader），年轻人的组织能力完全不亚于政党，饭圈组织可能与政党的运作过程类似。表面上看传统的政党正在衰落，但实际上年轻人可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类政党式的组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皮迷迷老师、赵晶老师、王瑷玲老师和丁辉老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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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上举手欢呼的人群
最后，数字化对权力的影响。段德敏老师回应了Anthony Carty教授的提问，对科技的实际影响力提出疑问。他认为在政治领域中，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新变化与权力的归属和资源的掌握有关。如果控制了算法和科技，是可以影响权力的转移的，进而可能跟整个的政治场域有关系。丁辉老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政治学一定要研究权力，权力的分配是政治最根本的内容，在数字时代仍然如此。不过，数字时代的权力有了一些相对独立于传统的资料占有维度的变化，在传统市场经济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但在数字时代权力高度离散化、去集中化，为少数人提供了旧的资源分配结构下无法获得的决定性的权力。
与会学者针对丁辉老师的报告和政党数字化议题进行了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积极讨论，报告会在热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