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8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8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当历史、社会、革命、文学成为相互打开的媒介：以‘新解读丛书’为中心”。本次论坛共分为三场，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冷霜、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何浩主持，各位参会老师作主题发言并展开自由讨论。
论坛伊始，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李蔚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程凯为本次论坛致辞。李蔚超老师首先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新解读丛书”（以下简称“新解读”）当中的很多论文都发表在丛刊并获奖，说明“新解读”的学术成果受到认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丛刊的发展历史是现当代文学思想发展的缩影，它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创新就是纳入了社会史视野——这既是对“再解读”的革命/后革命视野的区分与补充，也有别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思考。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的呈现，正是这一代学者富有当代感的体现。“新解读”的特点便是以跨越现代和当代分野的方式对文学史进行了重组，打破了“十七年文学”的疆界，刻画出1942-196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与文艺最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阶段。经由“新解读”丛书以及亲身参与党校学习的经历，李蔚超老师体验到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如何进行符合中国语境的主体改造——应当回到社会实践、回到人民、回到更宏大的历史主体当中去改造自己。最后，她指出，“新解读”的学术面向和追求是一种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外部研究。文学的内、外部研究同等重要，二者互为镜像、螺旋上升，开拓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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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新解读丛书
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
接着，程凯老师为论坛致辞，介绍了“新解读”丛书的发展源流。该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六册。此外，本次论坛所旁及的还有两本单独的书目：一是《社会·历史·文学》，体现的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前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思路，即社会、历史、文学三者并重。二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柳青为中心》，展现了研究方法上的显著成果。程凯老师指出，“新解读”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受到广泛的认可。而它的内涵如何、或对其解释有哪些新的可能性，则期待由本次会议重点展开。相比于薛毅老师去年8月组织的线上围绕“新解读”的学术研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本次论坛涉及书目更多、参与发言的学者组成更丰富多样，因此期待能围绕新解读的视野、方法、可能性和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碰撞出更多火花。致辞末尾，程凯老师也向文研院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读书会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合作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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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第一场
论坛第一场由冷霜老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作为本次论坛的第一位发言人，带来了题为“作为研究范式的‘新解读’”的发言。吴晓东老师认为，“新解读”丛书的出版预示着“新解读”成为一种范式，并将以此成为奠定学派的基础。其检验标准是“新解读”成为了具有丰富对话性的空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从最内部的层面看，“新解读”的核心成员有牢固的统一性和组织性，在学术成果上又具备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并存。它是一个众声喧哗的集合体，但亦没有遮盖学派的立场、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二是读书会成员和其他同路人之间的态度具有同一性。尽管学术立场和理论方法不尽相同，但由于生成了良性的对话机制，其中的批评可以避免内部僵化，促进范式的再生产。论坛的命名中“历史、社会、革命、文学”四个关键词的使用既是对“新解读”研究取向的精准涵括，也展现出它们之间相互打开的互动关系。这便引出“新解读”作为范式的第三个层次，即其打通学科建制的总体性和兼容性。吴晓东老师指出，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用文学的方式理解历史和社会，在社会史框架下重新理解和界定社会主义文学乃至文学本身。文学作为四足鼎立的支柱之一，有望实现社会主义诗学的彻底性。“新解读”的诗学是一种动态的、行动的诗学，表现为“革命”的范畴重新作为关键词得到强调和辨析，成为历史的理论性、行动性或曰“缠斗性”的核心。在新世纪去革命化的意识形态下，二十世纪作为革命的世纪仍在被排异，拨乱反正的工作或许才刚刚开始，这也意味着“新解读”作为范式的非稳定性是一种必然。建构当代文学的诗学任重道远，一方面，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形式遵循十分不同的美学机制；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穿透形式的迷障，揭示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与历史语境建立紧密联系，避免对十七年文学再纯洁化、非历史化的倾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毅接着发言，题目为“人文价值和社会史视野”。审视读书会的学术成果，薛毅老师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得失问题。其一，是如何解读强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本。“新解读”丛书的作者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文本的这一特性，强调现实经验往往隐藏在历史褶皱里面，因此在诸多方面都丰富了那些被意识形态简化的现象。并且，各位作者们还找到了一些独特的文本，例如程凯使用了徐光耀日记、何浩使用了杜鹏程战争日记等等来作为分析对象，并在分析中突破了九十年代潜在写作的框架，使得未发表的记录性文本与公开发表的文学文本之间形成对话关系而非颠覆性关系。不过，薛毅老师也指出，“新解读”目前对强意识形态文本的重新解读方法仍不够多，对文本的认同还是过强，尽管这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朴实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其二，是如何理解社会史视野的长和短的问题。贺照田曾指出，读书会倡导“社会史视野”是针对政治-文学的二元关系之举，通过加上“社会”的维度来建立一种三重视野、三维结构。虽然“社会史视野”的概念容易被理解为历史专门史的方法，但薛毅老师仍强调这个概念本身的重要性。读书会的朴素方法是以年为推进，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考察的周全态度，但这是否可能导致在研究中对长时段问题的忽略？面对现代中国的社会流动，从农村到城市的经验被主流文学史大书特书，而从城市到农村的过程中这些经验却被忽略，后者正是读书会发力之处。在这第二次流动进程中，作家如何重新理解自我和他人、如何与普通民众相遇？读书会历来重视丁玲文学，挖掘其自我的流动性，其在与外部的遭遇中真正做到锤炼自我、改造自我，而不再是政治口号的要求。拉长历史时段来看，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的下乡与回城、社会的流动性对自我的锤炼并非一蹴而就地进入完成时，这些经验则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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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手稿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论坛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题为“‘新解读’及相关命名的互释性”。他指出，当一种研究方式成为学界风气，辨析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近年来，以社会史视野为研究方法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逐渐增多，但如果只是对该方法的简单模仿，会带来“新解读”的能量被稀释的可能。事实上，读书会这些年的工作始终伴随着自我的辨析和说明。姜涛老师认为，其中有三个命名特别关键：一是“新解读”。这个命名充分体现了学科内部的对话关系和进展。何浩老师在“新解读”丛书的长序中也提出了它与“再解读”的不同——不是使用符码阐释、想象历史，而是深入历史、与历史缠斗。二是“社会史视野”，它体现了读书会在近现代中国面对的一系列挑战背景中对政治、文学、社会内在关系的特别理解。简单说，好的政治要落实在对社会伦理、风俗、情感、生活肌理的精准把握上，并实现对社会内在活力的调动与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才要突破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加入社会史这一视角。在40-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因特别能配合这样的政治实践，能激活并扩展实践中的关键层次，才成为读书会重点讨论的对象。三是“以历史中的‘人’为媒介”，它由贺照田老师提出，强调的是对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人的身心状况、生命经验的关切。与此同时，对人的关切则反过来指向具有社会感、现实感的实践主体与文学主体的打造。何浩老师所说的“人文之眼”，正是指作家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过程中养成的对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伦理之内在结构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也是研究者自身所需要锤炼的。总之，上述三种命名构成“新解读”内在的宽广性和总体性，使其能量突破特定研究对象、时段和学科的限制，在更大的知识场域中起到转移风气、改善知识品质的作用。读书会的努力带来了一种涟漪性的效果，在学院体制之外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有呼吸感的、切身又切及的思考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路杨接着发言，题为“经验、人心、共同体：‘当代中国’研究的情感动力”。她指出，所谓“情感动力”并非从情感研究出发谈分支，而是与洪子诚所言“内心驱动”、蔡翔所言“学科动力”、贺照田所言“真诚投入历史现实”直接相关，涉及的是研究者的主体姿态、经验结构、现实感觉、情感投入与困惑。路杨老师论及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身心感通。例如程凯分析《创业史》的梁生宝从用心到练心的心力培育、李娜分析李准笔下妇女新人的心性基础、姚丹分析沈从文介入新中国社会变革的“倾心”与“漠然”之辩等等，都是在关注历史中的人如何在知行往复中调整身心状态、重塑身心感知。这种情感并非哲学上的抽象经验，而是内在于一个阶级、社群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实践形式。“新解读”带来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人心的历史化、经验的形式化和文艺的社会化。其次是如何面对挫折经验。反思自己的研究，是否对良好的设计、建设性的资源挖掘多，对经验转化的失效、挫折和失败触及得少？这是历史本身的难题还是研究者自身的难题？路杨老师梳理了三类直面断裂叙事的研究路径：一是以洪子诚为代表，细致清理历史脉络中歧路的展开、演变的发生。二是以贺照田为代表，既考察历史的后果，也反思人在回应历史过程中的失当之处。三是多位读书会同仁的路径，通过穿透断裂的文学史叙述来重新发掘八十年代重要文本实践在多个层面之间的延续与转化机制。最后，是“新解读”作为一代年轻人追慕的研究范式所拥有的强大的生产性和连带感。它具有以他人/对象作为方法的自觉，破除从自我的知识结构和经验前提进入历史的张力，抛弃既有的学科化的知识话语。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学术友爱的共同体，表现出在意见撕裂的知识界重建共识和对话空间的努力，展现出培植良好的公共情感的潜能，可以使参与者在情感上相互推动与自我重造，也召唤读者从历史转向对现实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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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创业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
上午场的末尾由程凯老师发言，题为“从历史出发，从现实出发，从社会出发”。他回顾了读书会的研究历程，认为“社会史视野”并非从定义出发导向规范性操作的方法，而是读书会同仁共同走过的一段摸索道路。读书会最初十年的工作集中于1950年代的历史，现在又上溯至三十年代抗战时期、下延至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新时期起源，其研究视野不会长时间停留在一个时段上，目的是为把握历史中的“结构性变化”，从对照中看到不同历史阶段之间颠覆与延续共存、交织的脉络，打破一般历史叙述那种替代性的线性逻辑。读书会所关心的“社会”是政治、思想、文化、精神的整体变化过程，其研究方法不是社会历史学，而是考察文本、作品背后整体性的社会-历史构成，从中提炼能对批判现状和想象未来起到决定性参照的要素，起到时代校准器的作用。前几年，在疫情冲击之下，读书会陆续发展出新的讨论方向，包括“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理想主义重建”“生命艰难时刻的人文学讨论”等，极大增强了读书会从现实出发的意识。事实上，当今中国的许多“政治无意识”与新时期兴起时批判、扭转、超越之前革命历史的方式相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性问题，也与新时期的发展惯性密切关联。因此，“新解读”的研究意识并不仅被学科问题意识所规范，而更多被变化的现实问题所牵引，不断校正、调整焦距。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来深耕历史的态度。或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呈现出如同勘探队一般的特征，不断尝试触碰历史、现实、学科之间的边界。相较于当今学术考核的神童化、学术培育的早熟化，读书会当年试图搭建的实验性、探索性平台可谓奢侈，它为学者提供了一种“自我解体”以寻找原点再出发的可能。同时，程凯老师也指出，读书会需要反思跳跃的研究方式，因为它可能导致难以真正深耕。此外，重回历史现场的田野考察是读书会着意探索的路径。它不仅围绕当代作家的工作、生活基地展开，也围绕革命史的经典区域展开，进而还延伸到对今天正在活跃的社会实践团体的访问、考察。这些都是为了重新深入当代史的活态，把历史还原到当代生活的河流中进行沉浸式体会。像乡建群体、环保组织、教育组织的工作基地，他们独到的工作经验、对基层深刻的认知、与民众互动的能力以及自身团队建设的探索都为读书会带来极大的教育和激荡。无论是文本研究意义上的，还是现场走访、学习意义上的“扎根于经验沃野”都有助于重塑对当代的感知，有助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社会、政治、文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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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9年
第二场
论坛的第二场由易晖老师主持。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罗雅琳老师作题为“‘新解读’中的人民性问题”的发言。通过对“新解读”和“再解读”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于左翼文学价值的理解的两条不同路径：“再解读”所强调的是大众性、先锋性，因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击中了人们寻找红色经典的心灵；而“新解读”所显示的社会性，其背后则是人民性。人民性在这里不止意味着大众化，而是让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与人民结合——既引导人民，也向人民学习。这两个层面融化在丛书的两个高频词汇中：一是“情感”，其总体性框架是知识分子与人民共情，通过情感工作使人民认识道理。对于在“激情”褪去的后革命时代如何阐释革命文艺的价值的问题，“新解读”的启示性延伸到对日常态“常情”的关注。1942-1945年的革命文学打动人心的地方正是它使得文学真正成为人民心声抒发和交流的场所，知识分子也得以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对自身应处的位置进行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是“生活”，代表了一种能够将革命理念与现实逻辑融化其中的交往空间，展现了其中的人民充分敞开的主体状态以及革命文艺有机性的存在。以革命文艺为资源，“新解读”也可以为当下的文学如何具有现实介入性、左翼文艺如何对世界文艺的繁荣带来价值、文学如何真正与人民结合这些问题寻找解答路径。不过，罗雅琳老师认为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多将“阶级”一词替换为相对中性的“社会实践”等，使得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变得抽象化。二是现实化与象征化之间的张力。“新解读”对“再解读”的批判正在后者过于隐喻化和符号化，因而强调使用非虚构性的材料，并试图弱化作家作品在个体与革命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如何处理现实化与象征化的关系？这或许还有赖于作家个人的艺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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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包身工》
离骚出版社，1938年
接下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常利兵作题为“‘回到经验’：在缠斗与扎根中远望——作为方法的《新解读》”的发言，从史学角度阐述了“新解读”作为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首先，他指出，何浩针对王晓明提出“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相当功利化”的时代特征背后的“危机—应对”原因剖析，让我们可以联想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不过，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知识谱系中，这一经典研究范式却很流行，甚至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史学者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参照。但是，这一“二元论”实际上对20世纪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进行了直观化处理，而“新解读”则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范式，有助于不断打开全新的问题视域。其次，所谓“社会史视野”并非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方法，而是一种“随物赋形”的研究路径。在“社会史视野”这一概念提出后，经常被研究者径直等同于史学界通行的“社会史”概念，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社会史视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科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回到历史经验”中的结构和人的方法论视野。而且通过这一视野，不仅有助于认识和揭示“社会”是种种历史实践关系的反复绞合、作用、影响下所建构出的一种总体性状态，还可以克服和避免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因为社会的构成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打造和规制而单独存在。最后，何谓“回到经验”？常利兵老师指出，“回到经验”是《新解读》展示“社会史视野”和“与历史缠斗”的最基本场域。这里的“经验”并不是哲学意义上所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所获得的有关客观事物的初级认识，更不是形而上学的那种狭隘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而是说，“经验”有其具体的结构性位置，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对历史与现实中有关“人与社会”的种种日常实践的概括总结。“回到经验”，即是要回到原初的社会实践状态中，从实践展开的内在肌理向外推演、思考，探究实践经验如何结构了人的行动境况。因此，只有经过反复的“与历史缠斗”，并扎根在“人与社会”之中，才可能揭开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层层面纱，为人文知识思想的远望和再出发奠定历史之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程帅老师作题为“文学者的位置——在历史经验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发言。于她而言，读书会是自我的成长学习过程，令生命经验得以充分敞开。例如其中开展的自我整理的恳谈会，它的目标未必是思想改造，而是对日常自我的审视，使坦诚面对他者得以可能。读书会也重视调研中国的工作，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当代现实相结合。这一过程不在于结果性的自我改造，而是充分面对不同时刻的他者对象，依据地方性的经验和更具整全性的个体来建立对当下社会和现实的理解。因此，程帅老师将面向自我、他人、社会时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检视称为一种“紧张的自在状态”，是在最朴素的意义上诚以待人、诚以待事的态度，同时也时刻警醒自我对待他者时的有限和不足。读书会师生在日常和学术讨论中频繁的互动经验，使得年轻学者得到充分对待，在对周遭感知方式的变化中获得成长契机，同时也不过分受制于被历史所构造的常规和惯习。“新解读”的方式不仅是文学研究方法，而是通过知识工作对现实展开探寻。它跨出文学的边界，以历史为对象，达至那些不被通常的历史学辨析的经验。程帅老师论及了这一过程中的两个维度，一是对历史中的人的沉浸式把握。面对历史中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文本，研究者每进入一个研究对象就要校准自己的位置。二是充分认识表述语言的中介性，需要不断学习和磨练透过语言把握历史中有待细微体察的经验的能力。回到发言题目，文学者的位置何在？蔡翔老师曾提出，文学是一种追寻并呈现真理的艺术，因此很难完全被学科化驯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如此。程帅老师认为，这正体现了20世纪文学沟通历史和现实并指向未来的气魄。当身处逼仄的外部环境或自身处境时，读书会与历史、现实、文学缠斗的韧性，会帮助学者获得一种调试自我、调试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能力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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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陈思进行下午上半场的最后发言，题为“政治实践、政治感、移动视点、激活形式：试谈几个认识基点”。首先，从政治实践看，20世纪革命中的各种政策文件并不是政治实践本身，而是政治表述，必须对两者作出区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那些良好展开、丰富灵活的实践情况远大于阶级论所能容纳的范畴。当实践在后来的时间点被表述时，往往含带着彼时的关切点和指向性。因此在研究时不能依靠独门资料，而要阅读不同层面、地区、对象的政策文件。既要探究文件的纰漏所导致的整体认识偏差，也要看文件间的差异如何塑造不同的认知；既要认识文件发布时间所隐含的用意，也要考察文件对过去文件的引用的原因……如此，才能把看得见的政治表述相对化，并从中分离、还原出政治实践。这对研究者而言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所能培养出来的“政治感”对研究而言又十分重要。其次，陈思老师讨论了“政治感”的含义，它是对中国革命政治的特有感觉。中国革命总是对社会已有层面铺展、顾及、发现和调动，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具体的人而言，政治是存在阶段感和不断的流变的。因此，研究者从中能够提取的社会矛盾和解法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读书会习惯采用“算细账”的研究方式，具有很强的阶段感。这种方式有助于提升对历史理解的精确度，认知革命政治瞬间的活力。再次，“移动的视点”表达的是读书会方法的不稳定性、相对化。所谓“缠斗”“往复”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都表现出其视野的运动型特征——并不站在固定机位，而是在几个大致区域中游走。最后，“激活形式”也是“新解读”的重要特征，其核心是对文学形式的高度重视。如何把文学从人文学科中托起，成为其他学科棋逢对手的对象？“新解读”丛书所提供的上述几种认识基点或许能够提供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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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1942年
第三场
论坛第三场由何浩老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炼红的发言题为“解放的文学，文学的解放”。“新解读”怎么往前走，才能更好地舒心和发力？张炼红老师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中国革命之根本就是解放压迫结构中的人，使之重建自身与共同体与世界的联系，因而新的主体生成和社会重构是一体。那么如何让文学重新通向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张炼红老师以两个文本解读为例探讨了相关问题。一个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程凯、何浩等读书会师友对此都有极为细致深邃的解读。比如梁生宝买稻种，小说最动人的就是写出了他一路上的“心思”，从乡亲的嘱托，书记的信赖，直到观察地势水情土性合不合适稻种，全都是为着村民生计和尊严而不得不切实考虑这些问题。这种受制于历史负担和现实艰难而看似被动的“承重性”，经由人物内心叙事和责任担当中生发的社会感与能动性，就让他在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更有主体意识的“持重感”，且因全身心投入而对生产生活充满了鲜活质朴的兴味和劲头。这里就有劳动者在艰辛奋斗中走向新生活时身心逐渐舒展的解放感，确切说是自本自根、自力更生而来的自我解放感。如果意识不到或不以民众自本自根的力量为重，所谓解放的文学、文学的解放也就很容易流为无根之谈。另一例是丁玲复出前的《杜晚香》，张炼红认为这个文本还没被充分打开，其间折叠的要抻展，嵌套的要松解，密写的要显影，才可能从文本形式的深度勘探中解读并解放出更多的历史社会内涵与情感伦理能量。比如，怎么分析文体风格中古今文野半新不旧的杂糅感，怎么体会叙事结构中民众个体生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双线离合交汇的雄浑感，全篇既不靠矛盾冲突也没有中心情节来推动叙事，就在日常生活劳动节奏中呈现北大荒人尤其家属妇女在情感连带中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且有意识选择平稳低缓的众声相和来体现时代最强音，这些是否意味着晚年丁玲对内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文艺的省思和再造？特别是杜晚香这个劳模形象，看似无个性，去中心，也没有内在深度，却正对应着中国人情感结构及文学传统中并非“人物”之人，日常相处中并不显山露水又有包容力行动力而更让人舒服的人，这可能关乎她对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化育普通人及其内在革命性的理解，而书信中提及的原型邓婉荣给人感觉更厉害也更放得开，那她为何要通过柔化淡化来收敛这个代表着妇女解放的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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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丁玲
文本内外由于重重限定而未竟的解放道路，如何抵达吴晓东老师所言“诗学解决的彻底性”？而文学性作为生活历史性与诗学具体性的统一，能否真正在形式上固持、凝定更多历史经验及其可能性，也有赖于其结构性存在的自我解放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解放的文学，文学的解放，只有通过双向奔赴才能不断打开文学性的结构，释放文学性的活力，从而更有勇气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难题，更能在文本内外的探索实践中创造新的解放的可能性，纵有百死千难而又生生不息。
随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吴宝林作发言，题为“范式重识的滞碍与可能——从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之辩思考‘新解读’”。吴宝林以贺照田二十年前的文章《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开场，将这一题目用于阐述学术思考中应有的主体位置、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和深层认知框架，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如何进入研究对象并使得对象身上未经有效整理或无法自我表述的经验得以敞开”、“当下的学术处境中年轻学者如何自处和行动”、“人文学术如何产生一种更具有生命感的思想状况”作为自己从“新解读”丛书及读书会师友身上获得的启发之一。而李泽厚所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成为讨论八、九十年代学术风尚转换的重要话题。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人文思想转向社会科学等“硬”科学的风尚，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事件也对时人产生影响，带来对知识思想如何介入“公共性”的模糊感知，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潮如何影响塑造一代人的阅读思考，有时会制造一种“立即有效性”的认识装置。从“滞碍”方面来看，吴宝林认为如果认为九十年代仅存在回到故纸堆的学术潮流，这样的历史认知本身是一种滞碍，也难以理解《学术思想评论》为何会出现于九十年代。很多现成的历史理解，往往容易形成看似正确但其实存在结构性盲视的思潮，产生很多无意识的认识论。如果内在支撑人文思考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觉本身无法突破这一层透明又自信的“滞碍”，那么由此出发的许多思考方向可能变成一种回声激荡的假象。事实上，读书会一直思考知识思想如何有效“突入”历史现实，这种认知努力本身就内蕴着范式转型的潜流和涌流。“新解读”试图以文学为核心媒介把历史行动者的生命经验转化为可被有效认知和再生产为时代知识思想实践不可或缺的活的源泉。吴宝林认为，让思想以学术为基点“沉入”现实——真正“沉入于国民中”（鲁迅），创造学术思想对话“人间”的空间，是促发学术内生有机活力和人文知识思想有效发挥“同时代”效力的可能性所在。此外，读书会所呈现的学术工作伦理和方式也对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具有积极意义。面对学术机制的某种异化状态，年轻学人从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能够抵御和减轻异化带来的损害，是今天语境下的学术思想工作中亟需思考的层面之一。如读书会一样有效自我组织可护持住思想朝气和人文关切的“学术群落”其实是不多见的。如果今日学界有更多具备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知识思想的学术群落相互产生共同体的连带，或许也就会给当代学术生态带来不一样的面貌。“新解读”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一是把学术与自我生命关联起来，以便在历史认知和“缠斗”现实时也能够鼓舞和安放自我。二是在规范性的知识之外寻找思想和精神上的出口，以便能够对峙于精神落单却内需连带的普遍性状况。这里仍有相当大的行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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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辛智慧作题为“‘打开’作为时代关键词——新解读丛书的历史认知与实践进路”的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读书会的学术工作特性。首先，其知识形态有鲜明特点。正如本次论坛的关键词所示，它们之间既断裂又联系，同时表述了历史、现实和认知的多重层面。虽然认识历史现实只能使用既有的词语，但读书会不满足于此，而是在这些词汇基础上开展了重建关联的创造。从认识论上看，读书会充分认识到现实和主体需要往复缠斗。为此，常用方法是通过历史人物的眼睛来观察革命和革命史的意义。其次是读书会研究模式和重心的转移。读书会虽然也使用政治、社会、思想、精神等概念，却不将它们封闭在自身内部，而是放置在现实的运转当中来能动地理解。这种分析首先要求对研究对象做内在于历史的贴近，还要借助其他文本和历史材料，与当时的历史结构对话，从而进入历史运作机制的复杂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会的工作是一种面对历史并回应现实的人文学。它能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长处，也最能溢出文学学科范围，对整个人文学起到实质性的影响。最后，读书会的工作具有促进自我和世界互相打开的性质。辛智慧老师认为，从读书会师友的文字中常能感受到他们竭尽全力体贴研究对象来获得对历史理解的紧张感。正如古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那样，读书会的工作有意识地连接了中国人建设世界与建设自我一体视之的传统，达到了实质意义上的“通三统”。它在思维与方法论上对如何深入抵达历史和现实做出了新的突破，对百年来中国文明不能理顺的状况提供了新的解决契机，对当下机械的守旧的传统研究尤其是古典研究提出了挑战。总之，读书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就是来自于它对认识的极度深化和对世界的连通与抵达，在变与不变之间“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
论坛最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符鹏发言，题为“主体感知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构造——‘社会史视野’中的经验问题及其机制”。从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脉络来看，它的核心是主体的本真感受是否能够把握世界的问题。读书会特别强调政治作为中介的角色，它与此前的现实主义把握世界的中介有所不同。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政治作为中介突破了主体意识的有限性，借助“群众路线”的方式，通过在个体意识和现实之间辩证往复的过程呈现了阶级意识无法充分界定的、基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有机连带。正是革命在政治层面开拓的这种感知世界的机制，为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通向历史整体、把握世界的可能。当然，因为政治主体和实践者的有限性、现代政治能力的不稳定性等因素，政治并不总是包含这种能量。1976到1985年之间有一些特别有活力的文学创造，为什么在整个历史变迁当中愈发衰减？作家把握世界的凭借和中介是否还存在？在这种处境当中，文学怎么挽回政治，并以何种方式突破政治的有限性？如果整个中国革命及其文学经验没有得到充分的原理化，作家的能量就很容易因政治的摆荡、搅动、牵引、拉伸、重铸而弱化，甚至在孤立的状态当中逐渐消失。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辨析，在整个革命意识当中，主体感知的历史构成和文学构成的关系到底何以把握。同时，文学构造和历史构造并非同一，作家主体感知的有限性决定了文学不可能呈现历史经验的所有面向。对研究者而言，文学或历史叙述都是被当作时代经验的沉淀物来接受的，作者感觉的完整性也没有办法被充分地呈现。因此，有待于辨认和追溯的活生生的经验，就包含着文学并未正面呈现、但对作家的生活感觉和写作经验来说特别重要的部分——这对于研究者理解中国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构世界的原理构成了十分具有挑战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