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七期邀访学者内部交流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郭俊叶作了题为“天王堂还是涅槃寺？”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董玥、刘后滨、Arnd Helmut Hafner（陶安）、赵伟、宋念申、韩炳华、黄冠云、李萌昀、张锦、吴功青、孟国栋、孟琢、焦姣、胡箫白、冯嘉荟，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参加了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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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院长向郭俊叶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杨立华老师代表文研院向郭俊叶老师颁发了邀访学者聘书，张锦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郭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

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崖面上方有一座土坯砌建的方塔形建筑，塔东向开门，内有塑像和壁画，学界长期以来称其为“天王堂”。郭老师的报告即围绕这一建筑展开。

首先，郭老师结合图片向与会学者们介绍了这座塔的位置和天王堂的渊源。

这座塔远离石窟群，周围是砂砾，位于往返敦煌与莫高窟的古道南侧。古道也是近道，现已废弃不用，由此向着西北方向，穿过戈壁沙碛可到达敦煌城。塔东向不远处靠近崖面是莫高窟的“山门”，可下至莫高窟。这一位置也是敦煌文书中“窟头”所在地，周围还有几处建筑遗迹，包括山门一侧的残塔及隔路相对的一处建筑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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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方塔现状

右图：1914年奥登堡拍摄的塔照片

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曾拍摄了此塔的外部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塔北侧有墙，南侧也有墙倒塌后的残存。而由现状来看，塔左、右、后方原应建有围墙，塔前还有院落，围墙现都已坍塌。宿白先生在其《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查踏记》（下）有这样的记载：“天王堂建在莫高窟崖体上方，其地适当从敦煌城走近路抵莫高窟崖上的入口附近。土坯砌建，其外观作单檐方塔形式。门向东南，门前原接建木构抱厦，已坍毁。”从塔正面的方孔可以推断，原来的木构抱厦为人字坡顶。

此塔以前是否被敦煌本地人称做天王堂，目前未知，但20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称其为天王堂，夏鼐先生《西北考察日记》1944年7月31日的日记记载：“吾等于3时起程，步行入山，6时许始抵其地。在戈壁上天王堂中小憩，为宋初曹氏据敦时所筑，塑像为清修，而壁画为旧物，惟不甚佳耳。”夏鼐先生曾于塔内小憩，并由此推知，当时从敦煌城步行至莫高窟需要3个多小时。

那么天王堂名源自何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天王堂的记载，敦煌写本S.5448号《敦煌录》有：“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由此文献可知，天王堂位于谷南北两头，内绘吐蕃赞普及部众，但仅据此文献，不知天王堂在南头还是北头。另有一则藏经洞文献，现藏敦煌研究院，编号为DY.322号的《辛亥年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有：“安押衙、杜押衙：吴和尚窟至天王堂，卅六窟。吴和尚窟三盏，七佛七盏，天王堂两盏。”吴和尚窟即藏经洞，即今第16窟，此窟上方为七佛窟，包括七佛窟上方的365窟均为吴和尚洪辩的功德窟，从吴和尚窟到天王堂一共三十六窟，天王堂燃灯两盏，为最北燃灯处。这两则文书足以说明天王堂在北边，由于现存最北的建筑为此方塔，因而长期以来学术界称其为“天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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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48号《敦煌录》中记载的天王堂

塔内南、西、北侧设两层佛坛，呈倒“凹”字形，坛上有十三个莲花座，说明有十三身塑像，塑像已被毁。奥登堡将塔称为“山上僧房”，根据奥登堡的记录，“这一僧房有院墙，必须沿已坏了的楼梯台阶才能入内，已装木门，门上挂一红色木匾，上书黑色汉字，其中有三个大字。里面有两层佛坛，上层比地下一层要窄一些，上面有立姿塑像。两层皆有通常的浮塑窟门装饰，内无画，十三尊塑像中只剩三尊，全是新的。”石璋如先生在1942年绘制了塔的平、剖面图，图中只标出三尊塑像，即在1942年时已仅剩三尊塑像。石璋如先生根据斯坦因一幅门匾上有“观自在”的照片，将其称之为“观音洞”。宿白先生于1962年和1965年着重对莫高窟的密教遗迹进行了记录，其中对于天王堂的记录非常珍贵，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中写道，“堂内部砌凹形土坛，坛上靠后壁正中建须弥座，上塑右袒、颈下有饰物的菩萨装坐像一躯。”这一记录说明主尊是一身密教塑像。从前贤的记录和平、剖面图，以及现存遗迹现状三方面综合考虑，坛上原有十三尊塑像。倒“凹”字形佛坛西侧坛上是坐须弥座的主尊和两身菩萨，南、北侧坛上有六身菩萨和四身天王，塑像的尊格是大日如来、八大菩萨和四大天王的组合。

从壁画来看，塔内穹隆顶，顶上绘华盖，华盖正中是一个八辐轮，八辐轮中心绘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头戴宝冠，卷发披肩，手做禅定印。八辐轮外是代表大日如来四波罗蜜菩萨（四亲近菩萨）的三昧耶形，金刚杵代表萨埵金刚菩萨，南方为宝金刚菩萨，双层莲座代表位于西方的法金刚菩萨，羯磨杵代表位于北方的羯磨金刚菩萨。

华盖外四周的壁画绘制的是四方佛和四供养菩萨，与华盖中心的大日如来组成五方佛。四方佛分别是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无量寿佛和北方的不空成就佛。他们均结跏趺坐，头戴宝冠，三面多臂。四方佛所在的位置均与其代表的自然方位相合。

东方阿閦佛，三面八臂，三面皆作慈悲相，左、右第一手分别持金刚铃、金刚杵。围绕东方阿閦佛的是外四供养菩萨：香、花、灯、涂菩萨。南方宝生佛，三面六臂，其中一手持般若经，对应的经文：“大智化成宝生佛。身现赤色四臂三面，面各三目，善相圆满顶戴宝冠身严众宝，结跏趺坐二手结禅定印，右第二手持金刚杵，左第二手持如意宝。”南方宝生佛，三面六臂，三面均为慈面，其中一手持般若经，经文有“大智化成宝生佛。身现赤色四臂三面，面各三目，善相圆满，顶戴宝冠身严众宝，结跏趺坐二手结禅定印，右第二手持金刚杵，左第二手持如意宝。”西方无量寿佛，三面六臂，三面均为慈面，左、右第一手胸前持开敷莲花，围绕西方无量寿佛的是内四供养菩萨：歌、舞、嬉、鬘菩萨。北方不空成就佛，三面六臂，一结期克印，一结施无畏印。右第二手持利剑，左第二手持钩。

塔内四角菩萨：绘于东北角的是尊那菩萨，三面二十臂；绘于东南方的是宝光菩萨，三面六臂；绘于西南方的是颦眉菩萨，三面六臂；绘于西北方的是金刚锁菩萨，三面六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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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瑜伽大教王經卷影印版（节选）

根据阮丽的研究，塔顶的壁画是依据梵文《幻化网大怛特罗王》绘制，梵文《幻化网大怛特罗王》对应的汉译本是宋法贤译《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中说，“中心作八辐轮安置遍照如来，东方安阿閦佛，南方安宝生佛，西方安无量寿佛，北方安不空成就佛……复次于第二重曼拏罗安四菩萨：东方安萨埵金刚菩萨，南方宝金刚菩萨，西方法金刚菩萨，北方羯磨金刚菩萨。复次于曼拏罗四隅安四菩萨：东北隅安尊那菩萨，东南隅安宝光菩萨，西南隅安颦眉菩萨，西北隅安金刚锁菩萨。”然而，郭老师认为，梵文本和汉文本是有区别的，法贤在翻译的时候根据汉族传统改变了一些内容，没有按照梵文原样翻译，如梵文本中的双身像、托明妃乳房等内容均未译出，在汉译本中后一内容以持梵夹代替。因此我们看到的窟顶壁画并非根据梵文本画成，而是根据法贤的《佛说瑜伽大教王经》。确定窟顶壁画根据法贤译本绘成为判断塔的修建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塔内下部壁画所绘为八大菩萨与四大天王。西壁手拿金刚杵的是金刚手菩萨；南壁的是八大菩萨中的三身；北壁有四身菩萨，比南壁多一身，最西侧一身明显与其他菩萨不同，是后来补绘一身菩萨，北壁有一身菩萨持莲花，莲花上净瓶是弥勒菩萨。四身天王像：南壁天王其中一身持宝棒，为东方持国天——提头赖吒天王，另外一身为南方增长天——毗楼勒叉天王；北壁是北方多闻天—毗沙门天王和西方广目天——毗楼博叉天王。绘塑结合，塑像与壁画内容上应有内在关联。

东壁有四身供养人，上方有红底黑字功德记，字迹识读较为困难。

根据郭老师的识读，功德记首行内容如下：

敦煌王曹□□姬圣天公主□ □（莫）高窟建涅槃寺功德记 

根据识读出的“涅槃”二字，可以确定这个建筑并非“天王堂”，而是“涅槃寺”。

塔东壁门北头戴凤冠的女供养人是于阗公主，冠及项上满饰玉石，体现了其于阗身份。根据敦煌石窟的惯例，女供养人前方一般是尼姑，而根据郭老师的识读，于阗公主前的并非尼姑，而是于阗皇太子广济大师，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东壁门北南起第二身于阗公主供养像题名：

故施……故姬？□天公主……

从于阗公主的榜题题记来看，此时于阗公主已经亡故，榜题中第二个“故”字后面只能识读出“女”字旁，根据另一半的笔画走势分析，郭老师认为是“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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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皇太子广济大师与于阗公主供养像

通过仔细识读门两侧两身僧人供养像题记，郭老师识读出东壁门北侧第一身僧人供养人题名为：

□主皇太子广济大师

这是敦煌莫高窟首次出现皇太子广济大师的画像，女供养人前的不是尼姑，而是太子，打破了莫高窟供养人的惯例，也凸显出塔内的供养人不以性别区分，却以此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政权（国家）或家族。

关于皇太子广济大师，根据藏经洞出土的唯一一条明确署名广济大师的文献，S.6178《太平兴国四年七月皇太子广济大师请僧为男太子中祥追念疏》的记载，他生活在敦煌，在出家前曾娶妻生子，在其子去世二周年纪念日曾请敦煌的僧人参加祈福法会。另据S.4700《甲午年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的记载，“太子大师及娘子二人，慕容都衙及娘子并郎君三人……皇后及都头二人……”，太子大师出家后还带娘子参加一些活动。

于阗曾有数位太子前来敦煌。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门上的题记分别有“南无释迦摩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另，如P.3184V题名：“甲子年八月七日，于阗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由此推测，三位太子可能到了第444窟，其中两人留下了题记。莫高窟第244窟甬道也有于阗太子的题名，甬道南壁题“□□太子”，甬道北壁题“德从子 □德太子”。另外，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记载：“又见一木塔，六面俱绘佛像，彩色如新，描绘极精，不失五代宋初规模。木塔中空，据说明书云，内中原有小银塔一，银塔上镌‘于阗国王大师从德’云云。”从德即三位太子中的一位，他从敦煌到中原，又从中原回到于阗当国王，是继李圣天之后的尉迟输罗王。因此，郭老师认为，皇太子广济大师可能是第444窟题名中的一位，皇太子从连或皇太子琮原。

南侧供养人为曹延禄，其左侧未知身份的僧人供养人题名为：

故师主□□大

题记中“故”字说明此僧人也已去世，因此，真正的功德主为皇太子广济大师和曹延禄。

于阗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曾经与敦煌关系密切，后来被位于其北边的邻国伊斯兰国（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所灭。曹延禄之父为曹元忠，曹元忠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子，曹议金之女嫁给了于阗国王李圣天，李圣天的女儿嫁给了曹延禄。李圣天有一子，即广济大师。

于阗公主在莫高窟第61窟题名为“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另外，塔中于阗公主的画像除了手捧花朵，花朵旁边还有香、花、灯、涂四供养具，也表明公主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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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公主供养像

莫高窟第61窟 东壁门北

依靠这些证据，郭老师推测，此塔建于公主已故后，名为涅槃寺，而非天王堂。

关于此塔修建年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建于984年前后，一种观念认为建于中唐时期。

郭老师分析，根据历史记载，公元995年曹延禄曾向宋朝乞经，《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中记载：“至道元年（995）……十月，延禄遣使上表，请以圣朝新译诸经降赐本道，从之。”曹延禄请赐的诸经为新译佛经，宋朝新译的佛经主要源自印度而来的梵夹经，这些梵夹经主要由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译成汉文。宋初在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推动下，掀起了去印度获取舍利与梵夹的热潮，宋太宗曾“因敕造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续敕搜购天下梵夹”。在太平兴国寺西建译场，翻译这些搜购或者进献而来的梵夹，宋太宗认为这是“翻贝叶之真诠，续人天之圣教。芳猷重启，偶运当时”。时天息灾、法天、施护等人及两街明义学僧在译场新译经文一批，经文多译自中天竺梵本，内容也多属于密教范畴。这一时期的译经被赞宁评价为“译经之务，大宋中兴也”。

塔内穹窿顶壁画是根据宋代法贤译《佛说瑜伽大教王经》绘制而成。无独有偶，法贤在至道元年（995），即曹延禄请赐新译佛经这一年，译出了《佛说瑜伽大教王经》，宋廷赐予曹延禄的新译诸经中应有这一经文。更为巧合的是，曹延禄请赐新译诸经的时间为十月，正值法贤等人为祝贺宋太宗诞辰循例进献新译佛经的时间。曹延禄此时遣使，一则献寿，二则请经。考虑到从中原到敦煌的时间，此经最早传入敦煌的时间至少是996年。因此，至迟在请经之后的次年，《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传至敦煌，那么将此经转为壁画的时间，最早也在这一年，即至道二年（996）。

关于法贤，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记载：“法贤年十二，依本国密林寺达声明学，从父兄施护亦出家。法贤语之曰：‘古圣贤师皆译梵从华而作佛事。’即相与从北天竺国诣中国，至敦煌，其王固留不遣数月，因弃锡杖瓶盂，惟持梵夹以至，仍号明教大师……雍熙四年诏改名法贤，累加试光禄卿朝奉大夫。”《大中祥符法宝录》中也记载：“雍熙四年，诏天息灾改名法贤。”

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的地藏菩萨画像中，左上角写“道明和尚”，右上角题“五道将军”“南无地藏菩萨忌日画施”，右下方的题记为“故大朝大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这是一幅为于阗公主忌日祈福而绘的画。伴随地藏菩萨常绘十王，但此画中仅绘出了一王“五道将军”，五道将军即五道转轮王，戴兜鍪、着铠甲、佩弓箭，是亡者三周年时要过的审判王，如藏经洞纸画P.2003中有“第十，三年过五道转轮王”，因而此画是为于阗公主三周年忌日所作。另，《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中记载：“至道元年……五月，延禄遣使来贡方物，乞赐生药、臈茶、供帐、什物、弓箭、铙钹、佛经及赐僧圆通紫衣，并从之。”其中有乞赐生药一事，不知是否与于阗公主生病有关。一般认为于阗公主与曹延禄一起死于1002年的兵变，但由塔内供养人题记可知，塔建成时于阗公主已故，去世时间在曹延禄离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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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萨画像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由此，郭老师进一步明确了涅槃寺的建造时间，应在曹延禄向宋廷请赐新译佛经之后，即996年及之后，下限在1002年曹延禄因兵变被逼自尽前。

既然此塔并非天王堂，那么文献记载的天王堂位于哪里？

于阗人在敦煌修建佛教建筑是有先例的。文献中有公元982年于阗使臣张金山在敦煌“窟头燃灯”，并“发心造塔”等礼佛活动。北方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和于阗的关系非常密切，据《大唐西域记》于阗人“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山门北侧现有一建筑遗址，推测可能是天王堂，在此修建天王堂，一方面驻守莫高窟，另一方面与其北侧的方位相合。由于毗沙王天王的原因，于阗人在此营建，也有庇佑之意。

根据以上论证，郭老师得出结论：这座原来认为是天王堂的塔应该是涅槃寺塔。塔内穹窿顶壁画是根据来自印度的僧人法贤译成的汉文《佛说瑜伽大教王经》绘制，而非根据其梵文原典《幻化网大怛特罗王》绘制。涅槃寺的真正功德主是曹延禄和于阗皇太子广济大师，由于于阗公主已经去世，涅槃寺的建造也有纪念于阗公主的性质。涅槃寺的建造时间在996-1002年之间，也有可能建成于于阗公主去世三周年之际。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们围绕本场报告的内容进行了交流。针对宋念申、董玥、胡箫白等老师就建筑形制提出的问题，郭老师进一步补充，这个建筑有塔刹；中心有两根起支撑作用的木柱；平面呈方形，边长近4米；上有圆形穹窿顶；存有塔基，最宽处边长9米多。

韩炳华老师认为，唐代佛教寺庙里有天王院，敦煌写本中所说的天王堂应该是个院子，可能像云冈石窟一样，石窟上有一个大的寺院，内有建筑。关于塔和寺的关系，唐代早期以前，寺院常见以塔为中心（如永明寺），塔是礼佛的重要场所，礼佛之人围绕塔进行佛事活动；中唐以后，塔被移出寺院的中心区，更多作为和尚使用的场所。在十世纪末，与郭老师考证的这座建筑类似的建筑，在内地多为高僧的真身舍利塔，此塔是否也有高僧塔的可能。郭老师回应，根据宿白先生的记载，这座建筑内的塑像是密教塑像，因此一般认为它具有密教坛场性质，作为高僧塔还缺少证据支持。莫高窟早在西魏时就有杂密，武周时期洞窟中已有唐密相关的内容，中唐时期洞窟中密教内容更多，例如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观音等。敦煌早期有中心塔柱式石窟，晚期则少见以塔为中心的建筑，报告讨论的这个建筑可能还是以纪念、祈福性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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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叶老师在报告中

刘后滨老师询问敦煌是否有和这个建筑同时期的洞窟，郭老师回答，莫高窟第449窟是曹延禄时期由社人集资修建的新洞窟，还有一些是这一时期重修的洞窟，如莫高窟第431、342等，第431窟前室梁上还有曹延禄之世的墨书题记。

部分老师关心是否存在后世涂改供养人的情况，郭老师认为，莫高窟大部分是家族窟，因此仅仅更改供养人名字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有重修的现象，如北朝洞窟在五代、宋重修时会在甬道重新抹泥，重绘壁画，绘上当时重修人的像并题名。

胡箫白老师进一步询问洞窟的管理机制，郭老师解释，莫高窟的洞窟有些是寺院的，有些是社团（邑）窟，大部分是家族窟，有些家族无论在僧界还是政界都有显赫地位和经济基础，家族内就有出家僧尼。家窟应该是以家庙形式进行管理，属于某寺的洞窟则由寺院管理，有住窟禅师。但根据窟上燃灯的文献材料，洞窟也由僧团统一管理，比如在腊八日遍窟进行燃灯活动，并由专人负责某一区域的燃灯，如果燃灯失误，还会责罚。

赵伟老师针对法贤译经的规模、后世影响、和玄奘译经的区别等问题提问。郭老师解释，玄奘是译经大师，与鸠摩罗什、不空等人齐名；法贤主要翻译密教经典，宋初兴起了一次译经高潮，很多密教经典在此时译出。文献中对法贤有“其王固留数月不遣”的记载，“王”即曹延禄，法贤曾被曹延禄留在敦煌数月，应和与敦煌关系密切的于阗皇太子等僧俗有所接触，供养人对法贤所持梵夹本中的密教内容应该早有了解，更容易快速接纳。

刘后滨、孟琢、杨立华等老师对于阗文与汉文对译问题进行了讨论。杨老师提出，敦煌题记中的于阗皇太子从连、从德、琮原，字体是否一致，是否根据汉文习惯翻译。刘老师补充，敦煌虽然在西域边陲，但是汉人比较多。历史上于阗和敦煌的关系很近，于阗中亚文化更重，而敦煌汉地色彩更重。孟老师提示，题记中的问题可能涉及于阗的汉化情况。

在座老师们还就古人从敦煌城到达莫高窟的路线、寺庙选址、于阗人在敦煌进行的佛事活动、敦煌壁画中的平民参与、洞窟中的照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郭老师回应了学者们的其他提问和观点，报告会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