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几乎都生活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这一概念有效地将作为伦理文化观念的（非政治的）“民族”与作为主权观念的（政治的）“国家”结合起来。在19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成阶段，尽管各个民族国家始终保持着主权和独立，但人们仍然相信它们之间能够以一种可控的、和谐的方式共存。到了19世纪末，这种普世的愿景被另一种质疑“国际”的观点所取代，即认为民族国家应该完全自给自足、封闭于自身之内，持有该立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黑格尔。然而，帕戈登教授指出，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大部分人类并非生活在今日人们所熟悉的民族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些庞大的、多民族、多文化，并且通常是多宗教的政治体中，这些政治体通常被统称为“帝国”（empire）。这些帝国由“族群”——即差异化的种族群体——组成，它们通过一个或多个法律体系被绑定在一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内部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如此。

▴

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

战争结束后，曾经卷入其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一次被迫认真考虑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秩序，以确保未来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于是产生了1920年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是一次试图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团结成类似全球联邦的尝试。1928年，巴黎和约得到签署，但是这个协定并没有真正结束战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国家的生存、扩张和种族的“纯洁性”。1945年战争结束时，民族国家和20世纪猖獗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人们的必然选项。“国家已死”——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写道，——但也有人认为，这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开始，如果不是世界政府的开始，至少也是新世界秩序的开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具体的欧洲联邦实验——欧盟。帕戈登教授表示，我们今天必须思考国家之间未来的可能关系，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全球帝国或世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也不是以相互竞争的全球超级大国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以全球联邦（global federation of states）为出发点来考虑。

▴

2022年6月16日清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由左至右）在开往基辅的外交专列上交谈

这种视角的切换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历史本身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或者类似方向——发展。虽然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但是它的权力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正在稳步减弱。今天无论生活在哪里，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从吃的食物到听的音乐，到学习的语言，再到使用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跨国界的。第二，主权——民族国家的决定性特征——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转变过程。主权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它在当今的现实政治实践中往往是被分割的，或者说是共同分割的，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欧盟。并且当今所有的国家间组织都或多或少涉及某种主权共享，这有时也被称之为“多层次主权”。第三，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如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恐怖主义、人口过剩、贫困以及移民问题等，都不能单靠一个民族国家自行解决，只能通过集体努力解决。无论喜欢与否，从挪威到新几内亚，今天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interconnected world）中。总之，在当前的情况下，民族国家也许不会如许多人所预言的那样“自然消亡”，因为它是某种公正和负责任政府持续存在的唯一保证，但它必须进化。帕戈登教授认为，这种进化只能在一个条件下发生，那就是世界各国联合成一系列的联邦，而这些联邦反过来又组成某种世界联邦，即一个“联邦的联邦”（federation of federations）。

▴

《基督教骑士世界地图》

约多库斯·洪迪厄斯，约1596年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今天“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近代西方创造的概念被输出到或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各种形式的联邦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地，从中国到古希腊。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随着非洲和亚洲的帝国秩序的崩溃，许多前殖民地人民寻求成为民族国家，他们认为这是确保最终从殖民主手中获得独立的最佳方式。然而，也有许多像加纳首任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这样的人认识到，从长远来看，一个可替代的、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联邦秩序。在该秩序中，所有非洲独立国家都能享受到“在所有人都贡献过的宪法下享有法律平等”（legal equality under a constitution to which all had contributed）。二十世纪中叶，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地区被帝国统治。现在，大致相同的面积由各种形式的联邦组成，目前世界上180个国家中有100个是联邦制国家，这些国家包含了全球80%的人口。除了欧盟之外，这些联邦制国家大多由所谓的“联邦州”组成，它们都拥有共享主权的政府形式，这对于未来任何全球联盟的构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联邦与帝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商业或“全球化”；第二是法律。许多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商业不仅仅是货物交换，还应该是社会互动。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1900年写道，总有一天“全人类会组织成一个单一的社会秩序”，这不过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但他也声称，这只能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未来”。帕戈登教授认为，现在那个未来现在就在我们面前。目前已经存在大量的全球性机构，它们逐渐被政治化，并通过一系列新的理念来巩固其凝聚力。因此，想象一个未来世界并非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今天的民族国家联合成大型区域联邦，正如大多数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形成欧盟一样。同样，也并非难以想象，在更远的未来，这些联邦将联合起来，成为受“全球宪法”管辖的“联邦的联邦”的一部分。

▴

联邦政府（La Ciociara）

53.7cm × 72.3cm

Gino Severini, 1914

帕戈登教授最后指出，上述愿景不会通过全球性的议会（universal parliament）来实现，因为全球性的立法机构依赖于一个全球政府，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遍帝国的产生。因此，它将更有可能通过一个或多个国际法庭来创建——而不是任何国家立法机构——法官们将基于“文化和协议”制定法律，欧洲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这个法庭的权限将受到“辅助性原则”或类似的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它的“强制性管辖权”只涉及组成联盟的所有联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

帕戈登教授

在评议环节，章永乐老师表示，帕戈登教授的讲座富有启发性，民族国家作为一个非常稳定的机构未来将持续存在，但是主权的地位是否会下降仍然值得商榷。当前欧盟的确具备了联邦的形态，但是欧盟的许多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受到北约的影响，而美国的权力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陈一峰老师认为，帕戈登教授的观点既大胆又具有前瞻性，为我们分析国际局势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但是过于强调司法机构在创造国际秩序方面的核心作用可能是一个非常形式主义的想法。李海默老师表示，此次讲座的内容非常深刻，然而如何在此框架内解释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