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老师在本次讲座中围绕“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的政治思考”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阐述。他首先简要介绍了马南的生平背景：马南生于1949 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战后法国“婴儿潮”一代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1971年从高师毕业后，马南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担任阿隆的助手，参与创办法国著名思想刊物《评论》（Commentaire）并曾担任主编，长期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任教，学术声望卓著。马南这一代法国思想家亲历了二战后至冷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局，在时代危机的刺激下，其思考具有独特的深度与活力。作为当代法国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马南的思想紧扣当下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与危机，对于理解当代法国和欧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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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

在介绍马南的思想渊源时，崇明老师强调了马南在哲学教育和师承方面的独特经历。马南于1960年代末进入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学习哲学，以卓越成绩跻身精英之列。然而，他对当时法国大学里教授的传统哲学体系感到失望——当时课堂上讲授的形而上学体系与概念过于陈旧僵化，远离现实生活，难以引发真正的思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年代末的校园中弥漫着浓烈的政治激情：学生运动高涨，青年们热烈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马南正是在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反差中坚定了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他转向阿隆等致力于审慎地观察和理解政治的思想家寻求指导，开始思考如何以严格的政治理性来理解和评判法国及欧洲政治。马南曾深入研读过列奥·施特劳斯的著作，与施特劳斯弟子亦师亦友，注重对经典的研习。不过他没有把政治哲学导向对某种超越城邦和政治的哲人生活的探求，而是致力于探究政治生活的意义和善治的可能。马南早年受到天主教托马斯主义影响，重视政治、宗教与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严谨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对超越维度的关切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冷战带来的挑战中，马南和戈谢、罗桑瓦隆等人对自由民主和现代性展开了深入研究，推动了法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南长期任教的雷蒙·阿隆研究中心成为当代法国政治哲学与政治史研究的重镇。马南借助西方政治哲学经典、托克维尔和法国自由主义思想，深入探讨民主、自由主义、民族国家、欧洲统一等当代欧洲面对的重大主题，为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特别是当代民主遭遇的挑战提供了丰富资源。不同于晦涩缠绕的后现代风格和专业刻板的学院论述，马南追随从蒙田到卢梭、托克维尔的法国的道德和政治写作传统，以清晰疏朗、犀利晓畅的文笔阐释经典文本、剖析政治问题，帮助公民进行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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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6日，“五月风暴”中的学生与警察在大街上对峙

在讲座的核心部分，崇明副教授详细阐释了马南围绕现代性特别是现代民主所展开的政治哲学思考。马南认为现代民主是对一系列分离的组织：权力和意见的分离、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等。它们一定程度上是把政治权力和国家从超自然（宗教启示）和自然（古典德性）的规定中分离出来的近代政治哲学的结果。马南从神学政治问题入手分析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起源。神学政治问题源于基督教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挑战：后者把政治秩序建立于自然德性上，前者认为启示真理高于自然德性，因此政治秩序必须受到启示真理及其代表者教会的引导和监督。由此在中世纪史上形成教权与政权的持续冲突，宗教改革后造成了宗教分裂和战争及其引发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政治哲学家把冲突的双方即启示真理和自然德性均排除到政治之外，把政治权力的目标阐释为生命和财产的保全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而非美德或灵魂拯救。以个体权利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重建了权威和秩序，消除了宗教暴力，确立了个体自由，但使得道德和宗教生活逐渐成为个体的选择，而自然德性和启示真理失去了对人的规定性，因此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和纷争。随着人权话语和个体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不断强化，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和道德共识在西方社会遭到腐蚀，造成民主和现代性的危机。

面对这一危机，某些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否定现代性以及推动现代性形成的基督教并回到古典。马南指出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古代政治已经陷入了危机。接下来，崇明老师转入了对马南的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西方的政治形式的讨论。在马南看来，理解西方文明需要把握其在政治形式上的创造力。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先后创造了四种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城邦、帝国、教会、民族。每当面临深刻的政治危机，西方总能创新出新的政治形式以应对挑战，这使得西方文明保持了持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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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e Maccari，Cicero in the Senate Accusing Cataline (1889)

古代城邦呈现了政治生活和行动的意义，在其中培育了理性和德性，但民众对自由的追求、穷人与富人的斗争带来了城邦的瓦解和帝国的形成。马南通过解读西塞罗的著作阐释了城邦转向帝国这一“西塞罗时刻”的政治和道德内涵：这一时期在西方出现了普世人类的概念，但公民的特质随着政治生活的消失而变得含糊，公民的私人性得到突出。罗马帝国充分实现了人的荣耀激情，但奥古斯丁通过对罗马德性以及卢克莱西亚和加图自杀的分析说明了尘世光荣的毁灭性和有限性，并召唤人们进入上帝之城寻求真正的荣耀。马南指出，教会的出现对帝国和城邦这两种政治形式都构成了挑战，因为它质疑了前者的普世与后者的友爱。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王国一方面从基督教那里获得某种超越性来对抗帝国和教会，一方面也凝聚了国民而形成强大的共同体，在经过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转化后确立了民族这一政治形式。民族和民主的结合使得民族提供了既有共同政治生活又维护个人权利的政治框架，再度激活了公民的政治生活和行动的意义。

不过马南也指出，民主也始终遭遇挑战甚至陷入危机，民主的困境与民主的危机休息相关。自由民主将个体从团体、等级、教派中抽离出来，这一抽象政治塑造的孤立个体引发了不满，20世纪的极权主义试图为个体重塑种族和民族主义的或乌托邦的身份，造成了民主的外部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遭遇了内部危机，也就是个体权利（人权）的膨胀带来的民族共同体和公民政治的危机。在欧洲，依据人权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管理相对于诉诸公共商议和行动的政治取得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法律和法官、专业机构和管理人员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国家、公民和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同时欧洲不断世俗化，欧盟发展了某种普世人权宗教，挑战民族国家主权、削弱公民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人权政治的发展带来差异（承认）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个体和群体有权利伸张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要求国家承认其独特性；政治共同体可能堕落为一种杂多的混乱状态，一种潜在的自然和战争状态。在马南看来，当民主仅剩下抽象的个人权利诉求，失去了宗教信仰带来的精神超越向度和民族国家提供的共同认同，政治生活难免走向碎片化甚至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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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中经过两天的辩论，最终通过并草签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针对上述现代性危机，马南试图重振西方民主的生命力。通过对西方政治形式的分析，马南呼吁重新认识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背后不可或缺的文明基础：民主不仅意味着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它同样需要植根于超越个人的更高价值和共同体框架。具体而言，西方民主之所以曾经运转良好，是因为它一直处在某种平衡之中：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基督教的超越性信仰三者形成了一种紧张但富有创造力的平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这种平衡使得西方既保持了个人自由，又维系了公共德性和社会凝聚力。但在六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的“抽象个体”逻辑日益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膨胀开始侵蚀公共生活的道德和文化根基。同时，各种身份诉求和族群、宗教认同重新崛起，要求获得政治承认。例如，右翼的民族主义力量批评自由主义只承认抽象人性而忽视具体共同体价值，激进的宗教势力则要求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其信仰规范。这些内部冲突显示，仅靠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抽象公民身份，不足以应对实际的社会整合难题。马南强调，“民主时代的人的生活将形成于他们继承的道德内涵和民主方式之间的妥协”。欧洲人仍然不得不回到传统，让古老的宗教和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活力。对西方而言，民主需要基督教文明所提供的超越意义感，也需要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作为载体，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机。换言之，在高度世俗化与全球化的今日，若西方社会抛弃自身的宗教遗产和民族认同，而迷信一个抽象普世的“人类”概念，那么政治生活将失去稳固的基础，只会滋生混乱和不安。因此，马南的政治思考实质上是一种呼吁：呼吁西方重拾其文明根基，在个人自由与共同体价值之间重新寻得平衡，使现代民主既不蜕变为冷漠的个人主义，也不陷入狂热的部落主义。

在评议环节，张旭老师首先高度评价了崇明副教授的精彩报告，认为此次讲座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报告以法国当代思想为切入点，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听众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民主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本次讲座，大家不仅了解到皮埃尔·马南的生平与思想脉络，更领会到其理论对剖析当前欧洲社会政治困境的独特价值。马南立足法国经验，又放眼整个西方文明，以深厚的学养和清醒的洞见探讨了自由、人权、宗教和民族等根本问题，这对于理解当今“自由主义之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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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与此同时，张旭老师也补充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到，马南对西方政治传统的剖析彰显出宗教维度在现代政治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被忽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主流思想更偏重于世俗理论批判，较少正面讨论宗教与政治的张力问题。而马南敏锐地抓住了“神学—政治问题”对现代欧洲的深远影响，深入研究了基督教文明与世俗国家互相冲突又共同塑造的历史过程。张旭老师进一步指出，欧洲自由民主秩序的建立本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从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到启蒙运动、民族国家兴起，每一步都伴随着对政治权威和精神信仰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脉络中，马南的研究尤为深入，他揭示了现代法国在世俗共和与天主教传统之间所进行的复杂对话，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法国政治文化中那些看似隐退却依然有力的宗教遗产。张旭老师还提到，崇明老师本人在相关领域也有所研究，他的阐释使听众对马南的洞见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例如马南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后天主教会与民主政权的关系等等。这些讨论让人们体会到，马南之所以被视为当代法国最具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正是因为他敢于正视现代政治中最根本却又最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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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法国颁布《政教分离法》，标志着法国正式确立了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终结了法国国家与天主教会长达千年的联盟关系

此外，张旭老师围绕马南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他问道：在指出自由主义抽象性的弊端之后，马南是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强调恢复传统的共同体伦理和宗教精神，是否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需要一次“德性政治”的复兴？在世俗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宗教和民族认同重新成为政治生活中心是否可能，又将以何种方式重现？张旭老师指出，马南的著作更多是对现代性症结的冷静剖析，他本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这也正是本次讲座发人深省之处：它促使我们反思，在坚持自由民主原则的同时，如何重建价值共同体，为现代政治注入持续的凝聚力和意义感。张旭老师的评议将马南思想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中：一方面肯定了马南诊断危机的深刻性，另一方面也鼓励听众思考未来可能的解决路径。

整场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通过崇明老师的讲解和张旭老师的评议，听众对皮埃尔·马南的政治哲学有了全面而深入的认识。马南关于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思考，为理解自由主义时代的机遇与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此次讲座引发了在场师生对现代政治核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个人权利与共同体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世俗治理与宗教精神之间寻找张力均衡点。这些问题不仅是马南一生学术探究的主题，也是当今西方乃至全球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次讲座为与会者开启了一扇思考的窗口；在现代性所编织的宏大叙事背后，依然潜藏着传统与信仰的回响，而真正理解并回应这些回响，或许正是走出当代政治困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