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伊始，铃木将久老师以“上海现代主义的发生及其历史命运”为题进行报告，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即：都市上海的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左翼文艺思想、战争的考验以及“政治”维度对上海现代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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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首先，铃木老师回顾了上海现代主义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一种视角受益于史书美关于上海半殖民性的讨论，史书美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半殖民性意味着地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获得稳定组织和统治的机会。由于殖民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加剧和激化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因此半殖民性也具备一种极端的易变性。”第二种视角受益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接触地带”概念，普拉特指出：“所谓‘接触地带’，就是迴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尽管被征服的人民无法轻易控制支配文化迁移于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将吸收什么为己所用？如何使用它？让它意味着什么？”由此，铃木老师强调其视野超出了简单的压迫-反抗的框架，更多关注到在上海这样的复杂空间中不同力量的耦合关系。此外，通过引入鲁迅对“京派”与“海派”的比较，铃木老师认为商业文化也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特点。总结起来，铃木老师认为当时的上海文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西关系中的上海文化，表现为对东方上海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的描绘；第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上海文化，表现为对劳资关系的描绘；第三是商业社会中的上海文化，表现为对商人之间以及商人和资本家关系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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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

选自郭常明编文、梁财国等摄《百年·上海》，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接下来，铃木老师讨论了上海的现代主义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刘呐鸥编译的《色情文化》引入，铃木老师指出，《色情文化》通常被视为“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但这种现代主义中也包含着后来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左翼色彩的内容。在最开始的时候，现代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并没有矛盾。但矛盾很快就出现了。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30年代初写作小说《南北极》，讨论的是上海的富人与贫民之间的关系，但左翼作家钱杏邨评价这本小说“反映了非常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1932年）。从这一评语就可以一窥现代主义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差异所在：两者有重叠的部分，关注的是相同的人群和生活方式，但两者的写法以及描述人群的角度并不相同。左翼作家瞿秋白与此相似，而且他更加关注语言问题，主张“无产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处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年）。这也就是说，瞿秋白认为，都市工人阶级不同于乡下农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发现新的大众文艺和文化的。铃木老师认为，最有效地表现当时上海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交错的作品是茅盾的《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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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接下来，铃木老师讨论了战争对上海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铃木老师指出，中国其他地区可能更多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对战争有了实感，相较于此，上海第一次面对抗日战争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战争对日常生活环境的巨大毁坏，受到很大冲击，如何面对战争和表述战争成为上海作家群体必须面对的问题。铃木老师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上海的现代主义作家有特殊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多在战争中发现了某种神圣性，因此并不回避战争；与之不同，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则倾向于不主动提及战争。以穆时英1932年创作的《空闲少佐》小说为例，铃木老师认为其并没有与当时的抗日民族主义思潮合流，而是采取了某种暧昧的回避态度。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戴望舒身上，在《法国通信》（1933年）中，戴望舒讨论了所谓的“第三种人”，他写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在当时中国国内的语境下，这种“第三种人”立场被赋予了消极解读。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在战争问题上没有积极融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最终现代主义文学与抗日文学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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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卿《记日本空闲少佐的自杀:视中国的无抵抗主义者何如?》

《社会与教育》1932年第3卷第22期

最后，铃木老师讨论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文学界。这一时期上海成为“孤岛”，也因此成为了傅葆石所认为的“灰色地带”，其特征是“沦陷上海种种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不同于这一简单的模式化概念……只有少数的上海作家公开反抗，但它们同样经常害怕、犹豫和动摇。相反地，许多附逆文人在战争后期始终生活在良心的责备和悔恨中”。战争期间的上海文人很少处在完全的黑色或者白色，部分文人被视为“落水”的“汉奸”，或者有更为复杂的多重身份。这种“灰色地带”反应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在文章中使用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当时的情况与情感。

作为收束，铃木老师指出，他一贯关注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相通性；战后左翼文学面临的政治问题等课题也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吴晓东老师认为讲座内容可被概括为“理解上海现代性的四副面孔”，指出铃木老师整体性地重构了对上海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吴老师不同意近年来国内学界认为八九十年代对现代主义评估过高的看法，认为铃木老师的研究有助于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性。吴晓东老师认为铃木老师的讲座有三点启发。第一，铃木老师拓展了对上海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两者互为参照，在两者的对比结构中，重新凸显了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也有助于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左翼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第二，铃木老师启发了比较40年代的上海现代主义与其他地域的大后方现代主义的异同。第三，除了上海现代主义之外，是否可以衍生出京派现代主义、重庆现代主义和昆明现代主义？

梁展老师认为如果深入探讨30年代左翼文化，会发现现代主义是世界的主流，也是一种中西互动的体系。左翼知识分子对西班牙内战的积极参与引发梁老师对战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思考，认为之所以战争能催生现代主义，其原因在于战争、革命和现代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革命所引发的热情会引发人们的创作欲；一旦战争革命激发了热情，就需要创造新的文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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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宣告成立

季剑青老师认为，上海现代性的诞生源于夹缝里的空间，殖民统治裂隙为政治主动性提供了发挥空间；现代主义也是“灰色地带”的产物，现代主义对思考上海乃至中国经验都是很好的视野。季老师认为茅盾《子夜》的写法可能和中共当时的政治路线有关，城市的街头政治提供了现代主义的感官体验；随着中共三十年代后期政治路线的改变，城市工人运动几乎消失，所以茅盾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将上海视为一个消费城市，上海的工人阶级不再能够扮演抵抗主体。季老师强调，中国现代主义具有高度的主体性意识，并非简单承接西方的话题，而是强调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同步的。

熊权老师关注到战争对瞿秋白和鲁迅关系的影响，认为他们之所以互相理解，是因为都非常关注侵略。熊老师也关注到现代主义的乡土接受问题，指出1940年代随着中共政治组织向乡村转移，文人也向乡村或者地方转移，从而形成各种现代性。当时晋察冀的知识分子将鲁迅简化后作为一个文化偶像进行宣传，这种现代性是基于中国乡土语境而产生的另一种现代性，与上海都市的现代性并不相同。此外，熊老师也向铃木老师提问：在日本的不同时期，以及日本的1930年代，现代主义写作完全是基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还是与日本本土都市或乡土的发展同时进行？

张丽华老师认为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的共生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也为理解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并非两个标签，甚至不是两个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两种视角。铃木老师表现出互相对视的研究方法，例如从现代主义角度审视左翼文学和茅盾，也从左翼视角关注现代主义。张老师认为，铃木老师对穆时英的讨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辩证的关联，由于文学实践无法在表象层面触及战争荒谬性，双重间谍遂成为穆时英在政治上的必然选择。张老师同样向铃木老师提问：应该如何理解左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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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风云儿女》的上映广告

李国华老师认为，铃木老师对于《子夜》没有先入为主地从政治或文学史知识入手去界定它属于现代主义或左翼文学，而是强调不同阅读体验带来的视角问题，这有助于打破长期浸淫在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可能产生的僵化思维。李老师认为，左翼在处理现代主义时的经验，受到战争和都市生活的催逼，同时在30年代很多现代主义体验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因此这些左翼作家可以采取一种有距离的立场。李老师认为，钱杏邨和瞿秋白以保护性的方式批评穆时英是有道理的，在美学感性政治分配上，他们是同一路线，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渐行渐远。

李松睿老师认为，左翼文艺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左翼文艺通常认为其正统是现实主义，铃木老师则引入了现代主义的视野。李老师回顾到，冯乃超曾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呼吁剔除“浅薄的现代主义”，保留“有味道的机械主义”；但如今认为机械主义被广泛放置在现代主义中，因此冯乃超的判断不准确。当下必须对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理解，详细定义不同地域、国家和时期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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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阶级社会的艺术》

《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2期

付丹宁老师提出早期左翼的情况与后期到延安的解放区文艺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左翼文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左翼分子，大体上是城市密谋者的形象：一边开会一边互相调情，同时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这个形象是左翼作家对革命的想象，与现代主义的作品相似。付丹宁老师提出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并未主要体现在城市，而21世纪的中国似乎重新回到了城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是否会成为新时期的文学形态？

袁一丹老师关注日本学者在面临中日之间的棘手问题时，如何在问题意识、理论预设与情感动机之间寻求走钢索般的平衡。袁老师认为，铃木老师对戴望舒、穆时英、陶晶孙、路易士等人的研究，均聚焦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性及其与战争的关系。其对穆时英的解释远比所援引的理论框架更加激进。常见策略是将穆时英的文学实践与其战时的政治选择切分开来，而铃木老师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阐释策略，即站在文学者穆时英的立场上，沿着他文学实践的内在逻辑追问其何以走上政治歧途。对于一个挑战表象极限的创作者而言，战争造成的破坏不止于物质层面，亦波及表象机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时英是“双重间谍”，他不仅背叛了民族国家，亦放弃了对文学/表象的忠诚。

最后，在场同学就怎样认识日本新感觉派文人和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中国现代主义的的独特性和边界、现代主义文人对都市经济的依附性是否影响了其在抗日战争中“落水”等问题向铃木老师提问。铃木老师进行了回应。本次论坛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