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亚当斯教授介绍了编写《再造现代性》的三个初衷，其一是在21世纪初绘制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版图；其二是影响学界，推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题领域的研究；其三是倡导一种更加多元化、智识开放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愿景。三位编辑尝试在文集内部体现多元性，邀请了来自不同方法论传统的学者撰稿，鼓励他们之间展开讨论与争辩。

其次，亚当斯教授重点谈到了“浪潮”（wave）的隐喻，该书的引言用这一比喻描述了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第三波浪潮”出现在美国，是在继承、批判和拓展“第二波浪潮”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潮流。“第二波浪潮”的代表人物包括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他们回答了“社会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并特别强调政治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简化地说，“第二波”是在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提供变体式回答，同时试图将比较历史方法与更广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社会学、政治学等）对接。“第三波”拓展了议题与方法的范围，加入了后实证主义、机制-空间推理，也将文化意义与身份的系统性理解纳入政治经济分析之中。它还推动了帝国史的研究（不仅限于民族国家史），强调网络分析，系统纳入性别、种族、阶级等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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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娅·亚当斯（Julia Adams）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Margaret H. Marshall特聘教授

今天，“第二波”与“第三波”正在结合，如和文凯的新作《公共利益与国家合法性》（Public Interest and State Legitimation），比较英格兰、日本和中国。亚当斯认为，这本书有典型的“第二波”特征，如国家间比较、充分利用二手文献等，但也体现了“第三波”的特色，强调文化表演、合法性的建构。她也站在“第三波”的立场对“第二波”提出了批评，如其沿用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但在近代早期，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远不如19世纪明确，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帝国与帝国网络的作用。

接下来，亚当斯教授重新评价了“第一波”（即古典历史社会学）。她指出，当年书中对第一波“经典”的选取其实过于狭窄，主要是托克维尔、韦伯，明显具有欧洲中心的特征。事实上，美国社会学至今仍深受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影响，缺少了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杜波依斯（W. E. B Dubois）等人的声音，对亚洲的错误表述（如刻板描绘为“静止不变”）的批判力度也不足。对这个结构性问题的批判虽然当时就被指出，但至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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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国] 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张明德等 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

对于“现代性”（modernity）这一词，书中引言提炼了两种主要含义：

第一种，把现代性视为一系列核心特征的聚合，包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科学主义等（类似帕森斯所称的“模式变量”）；第二种是指称当下的“当代”，一种始终在变动中的现在。此外，现代性还有第三种理解，书中当时并未展开讨论，后来如鲍曼（Zygmunt Bauman）等学者更清楚地表达为：现代性本身是一种去基础化、不稳定的文明状态，可以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名句。这种理解超越了资本主义视角，涉及现代性所排斥、压抑的“他者”。而“现代”“前现代”“后现代”这些分类标签，本质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也是学者们后来在家庭国家（familial state）研究中不断讨论的问题。如何在承认社会内部复杂性的同时，仍用这些分类标签来分析大范围现象？——这仍是一个未解问题。

从文集的后续来看，20年前学者们计划在文集出版后推动两个方向的工作：一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学界展开交流，二是反思并历史化美国社会学本身，避免美国作为默认规范的倾向，推动突破“方法论民族主义”。亚当斯教授指出，目前仍有两项新挑战，一方面，人文学科在美国这20年中处境艰难，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距离可能更大，转向文化自保，防止学生流失与公共影响力下降，社会科学则转向数据科学与技术。美国社会学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科学性和社会正义之间摇摆，比较历史社会学群体被夹在中间，面临压力。另一方面，美国目前正面临高等教育的挑战，例如政府与州层面推动的“2025计划”，包括一系列反现代性举措，包括否认科学（不止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亦然）、种族与性别平等进步倒退、推进宗教介入公共生活、推动去全球化、削弱教育体系，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反现代性攻势，完全超出了学者们20年前的预测。亚当斯教授表示，现在对她而言既是一个紧迫时刻，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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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周雪光教授表示，作为一个非历史社会学研究者，这本书为他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社会学的全新视角，并分享了他阅读《再造现代性》后的一些感受、观察和思考，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涉及学术脉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周教授表示，在阅读中他发现，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往往更受既有学术传统影响，而非直接回应当时社会的现实变化。许多研究在理论框架内部展开，尽管批判了早期研究，但贡献主要体现在学术脉络中，而非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解释力。这或许与美国社会学倾向于理论导向、分析概念优先有关，这一点与历史学的实践尤为不同，历史学往往更注重对具体社会情境与历史经验的还原。

第二关于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学”定位。历史社会学是否属于一种解释学式的学科，不断对同一问题提出更新的解释？与历史学追求“考据精确”有所不同，历史社会学是否更多致力于理解变化、重构意义？阅读巴灵顿·摩尔等关于社会运动与国家建构的经典作品，虽对其理论贡献印象深刻，但在理解具体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时，仍更倾向于借助历史学著作。这也提示我们，历史社会学应如何明确其学科定位与解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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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1913-2005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

第三是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结构与公共影响。周教授观察到，美国社会学内部呈现出一种分散的小圈层结构，不同学派围绕各自的议题形成相对封闭的研究社群。这使得历史社会学对学科整体，尤其是对公共讨论的影响较为有限。即便如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历史社会学内部的回应却相对微弱。这种象牙塔式的小格局，限制了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公共社会科学的潜力。

第四，关于现代性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从现代性视角看，历史进程本质上是动态流动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流动中不同群体对现实的认知和利益表达。例如战后结构功能主义、制度主义的兴起，本质上回应了当时社会变迁的需求。这提醒我们，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深受社会大势影响。

第五，历史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当下中国社会中，关于“现代性”“指标治理”等元素无处不在，深刻塑造着人们的理性思维与情感世界，但学术想象与社会日常实践之间的关系仍待进一步厘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社会科学是否正通过共同体内部的概念建构，暂时性地“凝固”社会中的流动性现象？这样的“凝固”是否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进而通过公共话语影响现实社会？

最后，周雪光教授提出问题：历史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更广义地，学术研究与当今世界之间应如何互动？尤其是在国家、民族、现代性等人为建构的范畴中，这些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学术思维与研究实践？他希望未来能就此继续探讨。

罗祎楠老师的发言主要围绕“为什么要做历史社会学”这一根本性问题。

首先他强调《再造现代性》不仅是一本学术论文集，更应视为一次智识运动的体现。作者们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展现出一种超越中层理论与实证积累的追求，其真正意图在于推动学界对历史、现代性与社会变迁等核心议题进行持续性、开放性的哲学反思。从这一视角看，历史社会学应不仅是学科建设，更是学术共同体中持续追问现代性根本问题的实践方式。

其次，罗老师推测，这本书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层的理论关注，即学术实践与现代政治的关系问题。现代性所引发的政治、社会与文明层面的变迁，始终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自由的可能性。尽管该问题并无终极答案，正因如此，历史社会学的价值恰在于通过不断展开学术实践，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开放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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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

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1891—1937

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

他强调，历史并非一个僵固的客观实体而是一个经由当代理解不断塑造未来的过程。借用葛兰西的观点，对历史的理解应视为一种建构未来的能动性实践。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既是推动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塑造学术共同体主体性修养、参与文明开放性建设的实践路径。进一步来说，历史社会学需要自觉承担起文明开放性奠基的责任。文明并非抽象存在，而是深植于学者们的日常学术实践之中。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工作应持续思考如何通过研究与理论，促进文明进程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无止境的，符合中国哲学关于“持续修养”的思想传统。

最后，罗老师回应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强调历史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自马克思、韦伯以来，现代性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历史社会学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复杂社会背景中，超越这些所谓经典话语的束缚，探寻根源于我们自身时代的问题意识。

谢雯老师围绕知识生产与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与挑战。

首先，战后美国社会学中科学主义范式的巩固与福特主义作为社会规制模式的确立密不可分。福特主义不仅塑造了生产与消费模式，更通过塑造可预测、可量化的社会形象，推动了统计分析、行为模型和因果推断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这种知识结构与战后美国乐观的进步主义叙事形成了互相强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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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先生在工厂内聆听工厂运作程序介绍

随着1970年代末福特主义体制的瓦解，伴随经济与政治危机，战后乐观叙事走向终结，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历史化转向。学界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实证主义已难以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因此转而探索更具文化意义、时间结构和制度张力的分析路径。谢雯老师指出，尽管第二波历史社会学已将研究议题拓展至革命、国家建构、福利国家等重大主题，但在方法论上依然深受实证主义影响，强调通过规律化、模型化的方式解释历史过程。此时期学界强调“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研究方向，既是一种学科自我正当化的策略，也体现了对科学性认同的坚持。

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则标志着重要转变。自1990年代中期起，学者们在吸收前一代成果的同时，受文化转向、后结构主义与实践理论等影响，更加强调符号实践、文化意义与时空经验性建构，并将研究焦点拓展至家庭、性别、身份等“小议题”领域。这些领域在传统社会学研究中长期被边缘化，如今则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观察窗口。同时，她也注意到，议题趋于碎片化虽拓展了研究面向，但也带来整体性视角缺失的风险。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保持对现代性整体进程的理解，是当前历史社会学面临的重要挑战。

谢雯老师目前关注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将其视为观察中国现代性乃至全球现代性的重要窗口。东北作为中国“锈带”，与北美“锈带”具有一定可比性，通过对该区域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拓展全球比较视野。她也尝试通过文学作品分析切入阶级等核心概念，以此丰富对东北及更广泛现代性转型过程的理解。

最后谢雯老师指出，本书的阅读进一步拓展了她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她对历史社会学分析取向的理解，并表达了对具有历史意识与人文温度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学界进一步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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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铁锈带”

因产业结构单一化、能源地位下降

及新技术冲击导致传统工业衰败的地区

周浥莽老师围绕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路径进行发言。他指出，中国历史社会学整体上受美国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需被历史化理解的。他强调，当前中国历史社会学处于双重影响之下：一方面尝试发展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实践；另一方面作为本土化话语建构，回应西方社会科学主导话语。

虽然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常被视为对实证主义的反叛，但实证主义并非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反叛姿态有时会导致研究议题选择上的局限。历史社会学过于强调纠正主流社会学忽视的宏观历史问题（如革命与国家建构），反而将自身排除在现代化理论遗产之外。他进一步分析，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事件性研究、文化转向与网络分析的发展，但尚未充分促进对现代化进程多样性的重塑。他主张通过生成性、权力敏感的分析框架，挑战传统功能主义和宣传性历史叙事，特别是在教育、亚文化、性别等领域加以实践。

周老师同时指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语境中过早抛弃了实证主义方法，导致原本应作为其基础的比较研究传统未能充分发展。此外，作为本土化建构的一部分，某些范畴（如“家”的概念）被简单地视为中国经验的代表，缺乏理论主体性与前瞻性。他提醒，本土化进程中应警惕强化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经验对立的倾向，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

在回应书中观点时，周老师特别强调了行动理论中的启发价值，认为社会研究应以生成性目标为导向，从具体情境中的问题出发，并理解行动目标作为时间中不断生成的过程，而非外部推导的意义。

他总结指出，历史社会学应关注具体现实中的历史性问题，其“本土性”应来自经验的复杂性和权力—知识结构的批判反思，而非静态的文化认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推动现代性叙事的历史重构，特别需要关注被国家行政范式主导的领域中未加审视的历史性与权力关系，如家庭、婚姻、生育等，这是中国历史社会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田耕老师在发言中提到，初读这本书是在博士期间，对于如何理解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提供了深刻启发。20年后再读，书中的诸多问题意识仍对当下如何做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他特别强调，书中提出的两类问题值得关注：形式性提问与实质性提问。前者关涉“历史社会学研究何以可行”；后者则追问“哪些关系需要进行社会学讨论”，即社会学家为何、如何选择某些议题进入学术讨论。

田老师接着讨论了第二波历史社会学者的思想背景。他指出，这一代学者大多成长于1920年代末，二战后进入学术界，切身经历 重大历史变迁，因此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带有强烈的历史归宿的色彩。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大规模历史变革是否会改变已知世界？历史终结抑或历史重生？这种历史感塑造了他们对国家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区域性差异、后发路径可能性等问题的关注。他指出，这代学者虽然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等学术语言，但其核心关注始终围绕历史变革与制度持续性。

相较而言，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在研究视野上更加拓展，他们更倾向于将当代社会范畴置于历史脉络中理解，关注当下社会如何通过历史叙述建构自身，是一种当下历史学（present history）而非当代历史学（contemporary history）取向。这种取向并不简单复现历史感，而是通过不断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更新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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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1872—1945

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

他进一步指出，从第二波开始，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增长点在于重新开掘知识灵感。以布尔迪厄为例，他的学术灵感深受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和艺术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影响，他们通过对欧洲战后政治神话、国家神话的关注，展现了如何将被遮蔽的历史问题重新纳入学术视野。这启发我们，历史社会学不仅要拓展经验议题，更需不断更新知识渊源，从而保持想象力的活力。

他最后强调，历史社会学也很接近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的研究，并呼吁未来应更加重视形式性与实质性提问的结合，在协作中推动学科进步。

王利平老师在发言中指出，《再造现代性》一书对其个人学术成长具有特殊意义，书中讨论的诸多问题与自身的学术经验高度契合，但也引发了她对学术发展模式的持续思考。

她指出，书中体现的思想引发了其长期以来的学术思考，尤其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作者与其导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所持观点之间的差异；其二是对当代学术训练方式的反思。她坦言，作为研究生时习惯的是围绕学术潮流选择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而非从根本意义上思考“一个问题是否真实”，即是否具有跨世代的理论意义。她指出，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多，那些能跨越学术代际持续被回应的议题才是“真实的问题”。

其次，王老师探讨了学术发展的动力机制。她质疑，学术是否应被看作是一个由浪潮和范式更替推动的过程，抑或人类社会中始终存在一批核心问题，学者们不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与探索。这一反思在她重新阅读本书时尤为突出。

第三，王老师回应了“历史社会学是否在自娱自乐”这一问题。她认为，历史社会学的确不是社会学的主流领域，学界内部从事此方向研究的人数相对有限，争论也较少。但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却是一些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解政治组织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问题，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王利平老师也提出，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曾存在某种共识，例如第二代学者在方法论上虽不完全一致，但多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思想资源，这一共识反而在今天被削弱。她指出，其他分支社会学领域变化迅速、不断更替范式，而历史社会学始终强调“回到根本”，这造成其与主流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距离”。

最后，王老师提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仍需进一步讨论。许多以历史视角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其研究未必被纳入历史社会学的典型范畴。例如，她目前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虽带有强烈的历史维度，但难以界定是否完全属于历史社会学范畴。她也提出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时间边界问题：其所研究的“现代”是否包含晚近历史？“更现代”的阶段是否仍属历史社会学研究范围？这些问题在重新阅读本书后再次浮现，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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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在回应和交流环节，亚当斯教授首先感谢了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并针对每位发言人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回应。

她首先回应了关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内部如何吸纳和扩展前一阶段研究议题的讨论。她指出，第三波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加关注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的复杂交织，例如美国城乡性别分工和种族分化的历史过程，这些在第二波研究中并未充分展开。

对于历史社会学是否呈现出范式更替的问题，亚当斯教授表示，三位主编对此有过讨论。他们认为，虽然研究关注和分析路径发生了转变，但尚未构成库恩意义上的完整范式更替，更多体现为问题意识和分析路线的变化。

她特别强调，第三波历史社会学不仅关注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创新，同时也涉及学术共同体如何塑造自身、如何介入现实世界的问题。她指出，当前美国学术界整体面临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风险，知识生产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正在减弱，这是全学科领域需共同面对的挑战。她本人也参与了耶鲁大学一个关于“高等教育中的信任”议题的委员会，试图推动学术界与现实社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亚当斯教授表示非常感兴趣，并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其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她仍对这一情况缺乏清晰认识，期待获得更多信息。她还提到，美国历史社会学虽然具备很强的理论传统，采用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但也存在内部争论。例如，对于现代性是否应被重新塑造，学界存在左右两派分歧：一方面有学者极度批判现代性及其制度成果，另一方面（她本人持此立场）则主张保留现代性中自由主义、个体判断和制度自主性的积极维度，并通过理论和实践努力维护学术空间的相对独立性。

最后，亚当斯教授指出，当前正是重塑学术界与现实社会联系的关键时刻，历史社会学有责任通过理论工作和与现实议题的深度对话，促进学术与公共生活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