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后，史语所助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孔令伟老师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和目的，简要回顾了此前举办的三次“南北对话”系列论坛，并感谢北京大学文研院与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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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主持上午第一场报告与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湜教授以“田野场景与文献脉络”为主题发言。他回顾了近年来学术观念的转变：从到档案馆中查找凝定的文献资料，转变为在田野调查中接触活生生的文献生成现场。田野调查让研究者对文献的生产者、使用者或消费者有更多体会，田野变成一个联结不同文献的场域，比如家谱、卡片、刻印文书、唱本、民间曲艺文学的媒介。谢老师指出，田野调查有两个特征：一是“有场景的田野”，在田野中，文献的生产者或使用者往往与文献并生，且与单纯的录像不同，田野中有现场的喧嚣和杂音，有其他在场者的表情，未来或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保留田野的现场；二是“有传承的田野”，一者民间社会与田野社会代代相传，追溯文化、习俗及某些传统，可复原其传承脉络，二者过去的田野调查者与今天的田野调查者之间也有传承，比如从一个人做田野调查，逐渐扩大到一个学派、团体，像华南学派与华南研究，大家互相分享，成为思想实验室，不同区域的田野调查在比较中互相启发。最后，谢老师展望未来田野调查的发展趋向：一是与数字人文结合，采用新研究工具；二是改变田野调查的时间与空间；三是加强学生的参与度；四是更新田野调查的理论。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谢继盛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万岁信仰与万岁牌源流”。他讲述了研究对象藏传佛教中“万岁牌”版画的形成与发展。在藏区寺院版画中，扉页常有“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谢老师整理全国范围内的此种万岁牌，并溯其源流。万岁信仰最早来自东亚地区的山神信仰，在藏人看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灵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灵魂，即为本命神，对本命神的祭祀非常重要，敦煌卷子中就曾载述吐蕃本命神祭祀仪式。本命神往往与山神连接在一起，比如“四姑娘山”的名称，藏文意是“命神”。汉地封禅中称呼“万岁”、建构王室系统，亦是在山神信仰下衍生的仪式。先秦时期“万岁”一词无特指，魏晋以降，随佛教的传入，“万岁”一词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并被刻于造像碑，但尚未与皇帝发生直接关联。隋唐之际是“万岁”信仰的大转折，在完整的封禅系统建立前提下，对山神的祭祀得以与对皇帝的祭祀联系在一起。宋代之后，由于政治体制变化，开始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的说法，“万岁”刻字也从造像碑转向铁钟、铜钟等更稳固的介质。元代时，“万岁”刻字正式出现于佛经扉页，暗示以皇帝为最大施主的政教关系。随着《碛砂藏》《普宁藏》在明清时期的大量刊刻与分发，佛经或者其他经典前安置万岁牌记遂成定例，并流向边疆地区，又转变为佛殿中供奉的万岁牌等其他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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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中的万岁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教授围绕“数字人文有新材料，但有新问题吗？”这一议题展开发言。胡老师简要回顾数字人文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史：2005年，随着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的推广，数字人文研究得以被史学界广泛关注，2011年武汉大学成立第一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迄今为止已有100余家，尽管如此，数字人文多年来一直局限在学术界。2025年春节期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受到全民关注，数字人文业已成为大众议题，且在各类整体的人文会议中扮演主角。胡老师认为，面对人文学科整体式微的态势，数字人文能否在未来长远发展中挽救人文学科，取决于其能否在新问题提出与新思想催生方面表现卓越。目前许多学者对数字人文尚持保守态度，认为数字人文只有新材料而无新问题，造成这一看法的原因有二：一是研究技术方法的同质化、数据的黑箱化与研究的表层化，使传统人文问题在当代的延续性出现断裂。二是数字人文研究领域从业者的构成，多是对技术方面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其研究精力集中于数据提取分析上，且目前数字人文范围广、专业差异大，学术研讨聚焦技术而非问题，影响知识的积累与推进。胡老师对数字人文研究持乐观态度。从学科史的基本规律来看，时代变化必会提出新的重大问题，技术革命和工具革命会推动思想史进展。比如，从传统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印本时代，再到数字时代，每一次书写形态与材料的变化，都能激发新思想产生。数字人文已是我们今天必须面临的历史宿命，召唤人文研究者主动学习参与，为历史研究提出新的可能性。其研究增长点可能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在传统研究擅长微观个案的深描之外，数字人文提供了研究新视角，以更全的样本呈现长时段的历史动态演进，在这一基础上，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对接，将有可能建构历史学为核心的跨学科长时段研究体系，处理长时段宏观和结构性问题；其次，数字人文研究利用数据库还原历史现场，造成历史学基本认知范式的改变，比如调节参数，模拟历史事件的不同结果，帮助研究者反思促成历史真实走向背后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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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数据库中已知籍贯的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图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孔令伟助研究员讲述“如何结合内亚与海洋视野重访‘中国’”。怎样从中国断代史转向世界史，是国际学界正在面临的重大转型议题之一。这一转型冲击下，研究者尝试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文明中，与其他文明展开比较。孔老师以三个研究为例讲述史上内陆人对海洋的认知，展现内亚史研究与海洋史研究之间发生对话的可能。一是满洲人入关前的海洋认识。据日本史书记载，辽金时期女真人已有航海记录，甚至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威胁。满文档案中也可见地图中对日本海的描绘，以及海洋贸易的相关记述。史料中满洲人的海洋活动打破了后人的既有成见，表明内陆的北方族群也曾参与到海洋贸易网络。二是历史上蒙古人对水体的理解。忽必烈时期，中央政府曾试图将京杭大运河打通至黄河源头的西藏地区，展开勘探工程，遂影响后来明清人对水体乃至海、河、湖的整体认知。因此北方族群对水的知识并不陌生，且有自己的一套诠释观念。三是十八世纪一位基层武官制作的清代新疆地图写本。他在新疆征战时，了解到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理知识，不再受缚于传统禹贡九州的观念，所绘制的地图扩充范围，把从南海海域到麦加的整个地理方位相勾连。这也提醒研究者重审清代“闭关锁国”论的定义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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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上的忽必烈与元大都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数字人文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挑战进行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建敏教授首先提出如何应对数字人文研究趋向下，学生获取知识碎片化的问题。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宋念申教授同样对数字人文时代史料单一、经验断裂表示担忧。他强调，经人工智能处理后的数据与传统史学使用的材料未必可等同，当AI将田野中丰富的在地经验转化为数据时，必然造成信息的流失。谢湜老师认可AI工具在辑佚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并建议研究者思索，数字人文以数学模型为其思考的底层逻辑，这一理路可能会促使社会学中“结构”“功能”等重要概念重新被定义。孔令伟老师表示，数字人文恰恰整合了碎片化的研究，使历史研究者有长远的目光、关注更宏大的议题。此外，即使在数据时代，传统的文献解读分析能力依旧是历史学从业者、学习者的基本功。面对数字人文时代的冲击，培养史学研究者的思想性、回归历史学的本体性，成为当务之急。胡恒老师认为，目前研究中不妨把数字人文视为一个工具而非专门学科，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思考科技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正是人文学者的优势所在。

上午第二场报告与讨论由胡恒老师主持。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玉海教授的报告主题为：“蒙古部落名称是否与山川有关？”玉海老师利用明代汉籍史料与清代蒙古史书，考索蒙古部落名称的来源。明代史料中记载的蒙古部落“罕哈”之名，是来自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哈拉哈河，但没有延伸出其他蒙古部落名。明清史文献、地图中记载的蒙古六万户之一“喀尔喀万户”的名称，与哈拉哈河并无任何关系，学者将其附会于哈拉哈河，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蒙古部落的起名依据有一定规律性，比如“鄂尔多斯部”的命名取自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室”之意，“乌拉特部”以职业命名等。然而没有以山川河流命名的蒙古部落，这与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社会属性有关。游牧族群活动区域变化显著，以山川命名会导致部落名称与地名不耦合的情况发生。对蒙古部落名称来源的误解，反映出明代汉籍史料对蒙古部落的叙述和蒙古族自身记述之间的不吻合，当代民族史研究者需结合利用汉籍史料与蒙古文献，还原历史的完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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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游牧图》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图（局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诗古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鄱阳湖经验适用其他江河湖泊乃至海洋吗？”不同于长期以来历史研究的陆地中心倾向，刘老师的研究关心中国内陆地区的水体，以及在广阔水域中活动的渔民、船民等。他关切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在该地区生活的人群之间的互动，研究这里的人如何利用或获取这些资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制度与关系网。以鄱阳湖水域为例，捕鱼权将这个地域社会中生活的人分为不同部级。刘老师认为，自己的研究问题都是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居民对话而生发的。他强调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群体制度形成中占据核心位置：围绕资源的争夺产生一系列权力关系，继而围绕权力关系的保护形成税收制度、复议制度、律法等。鄱阳湖居民凭借水资源谋生，2020年中央发布“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以来，人类活动逐渐退却，自然又占据了主导。利用水体、矿物、原油等资源时，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自然资源也形塑人类之间的关系。从自然资源与人类互动的角度研究某一地域社群独特制度之产生，是刘老师在鄱阳湖研究中所提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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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水域图

讨论环节，与会学者继续探讨数字人文给田野调查、历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怎样应对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员与任建敏老师都重申回归历史研究本位的重要性，并呼吁有一定基础的中年学者可以投入数字人文研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田宓教授亦表示，知识储备丰厚的中年学者的加入，将对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大有裨益。参与契约文书数据库建设的经验还让田老师意识到，全备的数据搜集需要凭借机构的力量来实现。孔令伟老师补充“碎片化”研究的所指，并非微观研究或地域研究，而是不加处理地利用数据的批量学术生产。他同时也提出对AI处理知识方式的担忧，若AI不能将不同脉络的知识勾连起来，形成整体的认知，那么其知识本体论将无法达到人类研究者的高度，不能实现学术思想创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从另一角度思考，就像进行田野调查之前要理解田野、有学术史基本知识一样，使用好数字人文的工具，也要理解其运行的底层逻辑。此外，谢湜老师、胡恒老师和任建敏老师分别就“喀尔喀万户”名称的真正来源、世界范围的其他游牧族群是否也不以山川命名、史籍记载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其他部落名称等问题或现象，与玉海老师进行交流。最后，谢湜老师将思索引向更广远的未来，提出人工智能异质性思想体系可能会给人文研究带来新的变革与挑战，上午场的讨论至此结束。

下午第一场由邱源媛老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建敏教授的报告题为“历史人类学方法在宋元史研究的运用”。任老师首先界定了“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一方面，历史人类学以历史学为本位，是有人类学取向的历史学研究，或有历史学思考的人类学研究，希望能实现交流对话。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亦可作为整体研究方法或问题意识。目前，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提出“结构过程”“礼义标识”“逆推顺述”等法则，且强调在田野读文献、在空间理解时间，然而仍有重南方轻北方、重社会轻制度的局限。任老师以自身阅读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体验，说明宋元史研究与明清史研究有相通之处，又以研究元代溪洞地区为例，说明宋元研究如何使用明清史料。尽管核心的汉文文献较少，但他试图引入经济史研究视域，并以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贸易网络，将材料使用之边界拓宽到明清地方志与碑刻资料。这些晚出资料被处理后，仍可回到宋元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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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海虞衡志》书影

讨论环节，孔令伟老师提问，怎样从地域研究出发，同国家与中央层面发生对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或单一性。任老师回应，每一个区域的现像正是国家的权力之所以存在的最核心部分。地域研究本就以寻找区域和国家间联系为目的，寻找历史上某一地区的人心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故而对话是自然生发的。邱源媛老师困惑于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活生生的人业已消亡，其“人类学”的取向该如何体现，怎样把与活人交往的研究思维带入无法与活人交往的历史研究中。任建敏老师从疑伪材料使用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思考。纵然无法触碰真实的人，族谱等文献资料也有作伪嫌疑，但仍可利用这些材料分析其被制造的动机，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折射。杜正贞老师补充了当前宋元史研究中借鉴历史人类学路径、方法的案例，诸如关注地方非精英家族，复原宋代经界法等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回应了邱老师的疑惑，他提出理解历史可以用“地层”概念，今天在田野看到的东西不是严丝合缝的、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东西，而是有不同的分层，其形成时间亦不同，观察历史的分层，确实有可能回溯当地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刘诗古老师用自己在鄱阳湖的田野调查为例，说明田野调查会带给学者发现新问题的机会。最后，孔令伟老师强调，历史人类学关注的重心是人类文化，而非均质的事件，因此文献多少、朝代先后并不会过分影响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下午第二场由刘永华老师主持。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乌云格日勒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清代蒙旗家谱对社会史研究有何意义？”乌云格日勒老师以美国汉学家柯立夫收藏的两部清代家谱文献为研究对象，这两部记述时间从1745年到1905年的家谱，载录了清代内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之一的家族世系。家谱传达的信息提供了一个了解蒙旗社会的窗口。首先，家谱编修与清代国家制度有关。乾隆年间开始，每个旗需将札萨克（旗长）与闲散王公及其子弟写入家谱，以便国家掌控贵族系统的运行，且十年编修一次。这两部蒙旗家谱文献反映出编修制度在蒙旗贵族社会中的正常运转。其次，家谱直观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数动态变化与人物在国家、藩部、家族体系中的经历。最后，从家谱中人物的姓名可窥见起名者的文化倾向。家谱展现出清晰的世系传递脉络，处于国家制度与社会文化中的个体生活细节，以及个人与国家社会的联系，有助于推动社会史研究的深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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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家谱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宋念申教授以“藏传佛教与宗族网络”为分享主题，讲述清代敕建佛寺中喇嘛的生存境况。宋老师首先介绍皇太极在盛京沈阳敕建四塔四寺的经过，并强调盛京佛寺的主要经济来自于国家供奉而非香火，其首领喇嘛亦由中央直接派遣，内部有一套严格的升迁机制。因此，盛京佛寺是由国家移植的佛教系统，属于“庙皆官庙，僧皆官僧”的国家机构，与政府的官僚运作体制息息相关，但与地方社会脱节。清朝灭亡后，政教关系从国家领教变成政教分离，盛京佛寺在社会大变革中失去与国家的直接联系，与地方社会的庄头争夺土地所有权。其内部也迅速腐败，滋生了喇嘛盗卖文物、娶妻等现象。通过研究盛京佛寺喇嘛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宋老师认为，“华南学派”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增强研究者对零散文献的解释能力，帮助研究者看到人的活动，以及人与空间、国家体系、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更丰富的尺度理解国家、空间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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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关城平面图

讨论环节，杜正贞老师与乌云格日勒老师就前述家谱文献的印章进行交流。任建敏老师发现乌云格日勒老师展示的两部清代族谱约从第九代起，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并推想这一现象背后是否潜藏修谱人的宗族观念和潜在动机。同时，任老师还思考了清代蒙旗家谱与华南地区族谱形制上的同异。邱源媛老师认为，清代蒙旗族谱的形制与承袭册很相似。田宓老师以佐领世系谱并非收录全部家族男婴等特征为例，补充了札萨克贵族以外，其他旗人世系谱的编纂体例。乌云格日勒老师回应以上讨论，表示与华南农业社会中相对自由修纂的族谱不同，这类清代蒙旗家谱要上呈国家，体现中央政府对蒙旗贵族的权力掌控。杜正贞老师由宋念申老师的研究联想到北京护国寺从国家性寺庙到融入地方社会的变革。在刘永华、乌云格日勒、邱源媛、谢继胜等老师的提问下，宋念申老师又补充了盛京佛寺喇嘛的婚娶方式和经济来源，以及蒙古王公来寺院进香的情况。孔令伟老师指出，宋老师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迪，研究同地方关系薄弱的佛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生存境况，证实历史人类学研究可以从搜集地方材料跳脱出来，从新的视角回推历史原貌。

下午第三场由杜正贞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员以“华北区域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为主题发言。邱老师用三幅地图直观呈现华北地区满族族群的消失与改变。第一幅地图展现秦皇岛与唐山一带的南北部，旗人分布比例从清代到当代的变化：南部昌黎、滦州、滦南、乐亭等地，旗人数量原本占绝大多数，新中国人口普查时则少见报称满族者；北部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则反之，原先旗人数量较少，人口普查时却大量上报称满族。第二幅图是1980年以后京津冀的满族自治民族县与清代末年旗人庄头的分布对比，可见二者分布地点差异巨大。第三幅图是清代前中期，直隶地区的旗地分布图。邱老师指出，旗人族群的消失与改变，从清代已开始发生，造成这一现象的隐形因素是夺利。清代华北地区严格实行旗民分治，但旗人与民人的生活却犬齿交错。根据文献资料可知，旗人与民人来往中，影响冲突的并不总是族群因素，有时高举族群名号打官司，真正的目的却是争夺土地。在两种制度的影响下，当地旗人身份具有流动性，常以利益为标准，在两种身份之间游走。1912年后，大量旗人迫于压力隐藏自己的身份，但仍拥有庄园旗地和话事权，成为民国时期直隶地区乡绅阶层的代表。行政区域的划分造成当代人对清代直隶地区族群问题的遗忘，借助清代基层史料，邱老师还原了历史上进入中原场域的满族人群逐渐消失、身份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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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爱新觉罗·弘昼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田宓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华南研究理念适用于北部边疆社会吗？”田老师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资料体系三方面谈论华南研究带给自己的启发。研究视角上的启发有三点。一是研究主体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人，研究普通人视角是如何想象和构建国家的。二是关切地域特征，北部边疆是一个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拉锯交错的地方，国家化进程更复杂曲折，从区域视角可见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另一侧面。三是注重讨论实践中的制度，关注北方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研究方法上，田老师认为田野调查有助于找到问题切入口，她曾在田野中遇到一位给蒙古族人修纂家谱的汉族文史馆馆员，由此激发研究灵感。资料体系方面，田老师投入精力较多的是民间文献。她认为，民间文献与传世典籍档案应互相参证。比如鄂尔多斯地区的文书资料，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留下的一些执照票据，需要对当时相应制度有所了解才能读懂。反之，清末的一系列地区制度规定，经由这些民间文献方能了解其落实情况。将华南学派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北部边疆社会并非一一比附，而是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观察这个社会中人群的连接方式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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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山西地契

讨论环节，邱源媛老师回应了在场老师的提问。David Porter在Slaves of the Emperor一书中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八旗制度的基础是基于身份的；二是以“奉公精英”（service elite）这一概念形容旗人，书中主要以驻防旗人为例。对上述两种观点，邱老师认为，首先，八旗融汇不同的人群，可以界定为“制度化族群”。其次，农村旗人对清廷而言也有用处，“奉公精英”的概念同样适配于这一族群。任建敏老师表示，“制度化族群”的概念不仅可以用于旗人族群，描述南方瑶族、壮族等少数族群身份的形成同样准确。宋念申老师疑惑于邱老师报告中以“清晰”一词形容旗人的身份认知。邱老师强调，“清晰”是指他们对于制度边界的理解非常明确，故能在两套身份系统中切换自如，造成其游离的身份特征。刘永华老师还提出应进一步思考的两点，一是旗地与旗人的关系，二是当我们把“旗人”这一族群身份标签看成对社会切分的变量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田宓老师就北部边疆研究的特殊性等问题做出回应：北方政权的延续时间长，往往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这是南方政权所罕见的。且北方族群有游牧社会的特征，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亦不容小觑。对此，邱老师补充，北方族群强势性地进入中原、带来语言习俗制度的变化，这是其区别于南方族群社会发展的特点。

下午第四场由宋念申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闶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内亚与欧洲使团与明清中国的交往表文相同吗？”张老师的研究聚焦于两篇乾隆时代的外交表文。一是1793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皇帝的文书，分别有英文、拉丁文与中译本和满文译本四种。满文译本的发现，说明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文书被纳入清代朝贡体系文书制度中，清朝视欧洲国家为朝贡国。二是1757年，哈萨克阿布赉遣使觐见乾隆皇帝时呈进的表文，原文是托特文，后有满文和汉文译本。托特文本中阿布赉向乾隆皇帝称“子”，其所表达的归附意愿，远超经过润色后的汉文文本之称“臣”。从文献与翻译角度考察两篇表文的不同译本之后，张老师对比了两篇表文背后的差异。首先，英国作为近代化国家，其外交观念和制度与清朝天下观念有很大冲突，尽管英国人在表文的中文翻译上做出一定让步，仍未能令清朝充分满意。哈萨克作为熟悉蒙古历史传统的重要部族，其撰写的表文，无论是语言的使用还是表达归附的意愿，都令乾隆皇帝满意。其次，满文这一工具在两份表文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马戈尔尼使团表文的满文译本是最后形成的文书，不具有实际功用。哈萨克阿布赉使团的满文译本则附着于奏折中，先于使团携带的托特文正本抵达乾隆皇帝案头。尽管清朝力图将周边不同国家纳入其范畴中，但两篇表文也折射出清政府与不同国家间的不同交往方式，清朝的对外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体制，而有某种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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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戈尔尼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绘乾隆皇帝肖像草图

1793年

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乌云毕力格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口述资料的研究需要语文学吗？”报告以乌珠穆沁部起源的误解为中心，说明语文学在口述资料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地学者搜集的民间材料中，有一则关于乌珠穆沁部的传说，讲述其先祖来自今蒙古国西部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善于种植葡萄酿酒，利用戈壁单峰野骆驼的奶水制作酥酪等奶制品。这一传说的几个要素并不能可靠地推溯乌珠穆沁的部族起源。据史料记载，乌珠穆沁部曾于17世纪20年代末投靠喀尔喀蒙古东部的车臣汗部，传说中乌珠穆沁路过戈壁，盖来自此时，是较晚近的记忆。乌珠穆沁部大规模种植和酿造葡萄酒之事，也不符合地理事实和文献记载中元代葡萄酒的供应来源。乌云毕力格老师指出，乌珠穆沁这一语汇是从占星者演变而来。文献记载，蒙元时期，宫廷中有专职占卜师，又称阴阳人，其蒙语为üjemerčin，乌珠穆沁（üjümüčin）是üjemerčin的口语化音变。乌珠穆沁人族源当为来到蒙元宫廷的西亚、中亚占星家，元朝灭亡后与明初蒙古人重新整合时，变为新的部落，到清代演变为乌珠穆沁旗。研究揭示了蒙元部落形成中的西域基因，从一个侧面反映蒙元时期多族群交融和蒙古部族的形成路径。同时，乌云毕力格老师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提醒学者需克服田野调查中盲目不科学地听信田野材料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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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汗国马拉盖天文台至元二十五年（1288）制地球仪复制品

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藏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发表的主题是：“如何面对重归静默的田野？”杜老师的田野调查对象是浙江南部龙泉市下属的村落。在文献资料中，有一批档案记述了一百年前这些村庄发生的刑事案件，其中记载大量丰富且激烈的争讼。然而，当杜老师近年重返龙泉村落时，发现曾经喧嚣的村庄已变得静默，大量原住民搬迁，大路杂草丛生，人群生活的痕迹在逐渐消失。还有的村庄虽未整体搬迁，但已被改造为纪念空间。龙泉村落的静默，引发杜老师思索考古学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分野和交融。历史人类学研究者，也许最后还是要面对一个不再有人存在的、变成考古工地的田野现场。这些主动或被动被放弃的山村，正介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与考古的田野之中间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人类学的田野经验亦可反哺考古学研究。

在讨论环节，谢湜老师由杜老师的讲述联想到，一个田野或社会中的居住者，并不等同于该社会的本地人、或最重要的人，进行田野调查时应对二者加以区分。邱源媛老师研究顺义、雄安地区，刘诗古老师研究鄱阳湖水域，以及刘永华老师研究歙县的经历，都与杜老师有共鸣之处，他们指出，在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庄正在静默与消失。对此，学者需思索如何正视这一现状。乌云毕力格老师在张闶老师报告的启发下，补充了另一类似研究。16、17世纪，俺答汗曾向明王朝朝贡，进贡表原文用蒙语书写，又经过汉文翻译与润色，才被进呈给明朝皇帝，体现出将进贡表纳入明朝话语体系的运作过程。

论坛尾声，在场同学也积极参与到讨论交流之中，就喇嘛如何在土地争端中证明自己的所有权，南北之间族群认识的差别，怎样在南方田野调查中充分使用语文学（philology）研究方法等问题，向与会学者提问。宋念申老师回应，喇嘛的确无法提供确切的土地所有权证明，他们采取联名上书的方式表达诉求，土地产权的认定制度对敕建藏传佛教寺院是非常不利的。任建敏老师补充了自己对于族群身份划分的看法。他指出，族群的划分并非主观想象，确有风俗习惯等差异的客观存在，只是其中一些标准进入到国家分类的场合，而另一些标准未被采纳，在这个层面，族群的判别又具有主观能动性。最后，北方学者研究族群议题时常采用的语文学方法，能否被纳入到南方田野调查之中这一话题，引发与会学者的讨论，并一致认可语文学研究对推进历史人类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至此，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