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宇老师以近年在乌克兰、巴以等地的田野调查为起点，追问并反思当代战争的时代精神。当人们追问战争普遍性的问题时，得到的是人类学式的正确站位、实证主义的技艺、笼统而灵活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都不是追问想要抵达的初衷。真正需要的是大概率付诸徒然但又迫在眉睫的诊断：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怎么了”中表现出的错愕与不适，是因为战争打破既有认知时展现的惊人破坏力。这样的认知可能早已陈旧不堪，战争不过是击溃它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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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师在讲座中

吕老师指出，这是一项对于战争的心灵史的定位和研究。每一场战争的形式各有不同，它们深处流淌的时代精神是寻找普遍意义的依据。政治学家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在冷战结束后的尝试，是把与意识形态渐行渐远的武装冲突归于身份政治的驱动，做出新旧战争的划分。身份，从此取代过往冲突中以阶级划分的阵营。然而，正如身份政治驱动的进步主义在当今西方政治中的碰壁，身份在暴力冲突中同样经历了触礁。因此，身份政治的动员与传统现实主义已难以解释当前冲突的延展与升级。

置身于战争的叙事本身，我们不免产生一种处在宗教战争时期的错觉和困惑。普京的万字演讲，与其说是一份宣战声明，不如说是一堂历史课，讲述的是俄罗斯背负“纠正历史”任务的心路历程。俄乌冲突的前一年，他把对传统的瓦解称为是“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于信仰，俄罗斯政府和东正教会在过去的百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团结。莫斯科牧首基里尔一世将军事行动从道德精神上定义为一场圣战，“践行卡泰肯（Katechon）的使命，保护世界抵御全球主义的猛攻”。卡泰肯意为“抵挡者”，是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提到耶稣再次降临前阻止混乱的力量。类似的逻辑在以色列的战争话语中不断重现。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袭击“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战争”，用旧约式语言将军事打击塑造成宗教式的惩罚仪式，令敌人如同“亚玛力人”一般必须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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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与东正教

这一场景令人联想到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揭示的现代主权结构：主权者是做出例外状态的决断者，而这一决断往往具有神学的残影。战争发起者口中的“正义战争”不仅是对历史的修正，更是对世界秩序的赋予末世色彩的塑造。如果说冷战后战争以身份政治动员为主，是“谁有资格统治”的争夺；那么当下的新战争则是“谁能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救世之战。

从概念上来讲，政治弥赛亚主义是一种将政治权力或领导者转化为历史救赎执行者的思想机制，其行动不是为了维持既有秩序的延续或获取功利性收益，而是为了对历史进行终极修正，以正义之名创造出政治例外的时空。这一机制下，战争成为超越利益的神圣实践。领导者不是冲突的发起者和调停者，而成为介入历史断裂时间的救世主。

针对当下政治弥赛亚主义的解释常表现有两种反驳观点。吕晓宇老师指出，第一种常见的反驳认为政治弥赛亚主义并非当代独创，而是政治神学与激进政治传统的延续。例如，雅各布·托曼（Jacob Leib Talmon）将弥赛亚主义的幽灵追溯至法国大革命，认为雅各宾派代表的“弥赛亚民主”借助对于理性的崇拜，以神学的逻辑重新规划政治力量，把清洗的暴力变为国家道德净化和追求真理的合法手段，最终导向集体救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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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安德烈·梅尔达开枪射击罗伯斯庇尔

实际上，十九世纪的激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谱系，将革命视为通往终末的历史跃迁。苏联则在二十世纪完成了这条路径的制度化：弥赛亚主义的语言更深地世俗化，革命成为国家主导下的历史正义执行机制。意识形态取代神学教义，清洗与斗争成为救赎的手段。布尔什维主义与东正教沙皇政体在精神结构上同构，“第三罗马”演化为“第三国际”，革命者继承了神职的角色，国家承担起历史救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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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纪念碑

然而，当代的深刻转变在于，这一弥赛亚的结构不再需要隐藏，不再需要被象征化地诠释。它摆脱了十九世纪那种浪漫主义或哲学辩证法的包装，不寄托于乌托邦或阶级斗争的理论外衣。当代的政治弥赛亚主义，以全然赤裸状态浮现于战争话语中，直接作为合法性本身。

第二种需要回应的反驳，主张把政治弥赛亚主义归为单纯的修辞，认为它不过是为扩大动员设计的话术，如同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因为战争需要动员，政治体制才需要往文明的地基深处挖，以近乎召唤的方式，找出大一统式的战争动力。这种观点中，弥赛亚的表述是对现实利益的包装，是为了动员、激励和社会控制而采取的夸张性的话语。

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弥赛亚主义并非服务于预设的利益和战略，它本身就创造了有别于政治现实主义的目标和行动的信仰逻辑。弥赛亚主义是生成目的、制造冲突结构的思想机制。传统国家理性框架中，战争是手段，和平与稳定是目标。弥赛亚主义诉诸的是超越国家理性与战略逻辑的深层信仰结构，战争在此刻成了救赎过程的本身，是道德上对世界的净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弥赛亚主义只是修辞，那么它应当随着战略目标实现而自然退场，但现实却是相反——这些语言在目标实现之后并未退去，反而构成了战争延续的理由。

紧接着，吕老师阐释了政治弥赛亚主义的规则与时间属性。政治弥赛亚主义塑造的当代战争形态有两大特征，即时间上绵长无尽，行为上无视规则。

首先，在时间属性上，当战争的意义转向拯救世界、保卫文明等不可检验、不可度量的目标时，它就失去了明确的胜负线，从而失去了自然的终点。这正是“无尽战争”（forever war）的征候。它在外交讨论中逐渐成为俄乌冲突和加沙战争的代名词。比起维持七十多年的朝鲜停战协定，现在的停战以周数和天数为单位。军事行动无法以实现明确的胜利为目标，陷入无法终止的状态，没有胜负标准，没有退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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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

其次，在规则属性上，当代战争的另一面便是对规则的系统性破坏。正如加沙现实揭露的，暴力规模的扩大伴随战争伦理的崩解。战争的规则被重新绘制，即便是作为象征意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也被边缘化，让位于自我宣称为代理人的主权者。这种对法律与规范的“取消”是弥赛亚结构的延伸，因为一切制度性的中介都被视为落后腐朽，只有通过净化与牺牲，历史才能重新开始。

吕老师指出，追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近乎预言性的论述，我们看到这两条并行的关于弥赛亚与时间和规则的线索的展开。他区分了神话和神圣的两种暴力形式，前者是立法性的，是对于权力的假定，依托于权力；后者则是对暴力的暴力，是灭法性的。神圣暴力是人类纯粹暴力的体现，它不服务于具体权力的目的，因此超越了现存的规则和法律。也是从这里出发，本雅明连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与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

之后，卡尔·施米特以政治神学回应本雅明的暴力批判。最关键的变化是把属于历史主体的暴力权力交予了国家主权。一旦例外状态得以成立，危机中能够使用暴力的主体变得确定。它不会弥散到其他社会主体身上，只会集中于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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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

20世纪德国著名政治思想家

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一旦紧急状态中的权力属于主权，拥有神圣的赋权，它便能够融合神话和神圣的暴力，模糊两者的界限。它们更像是在不同场域中进行扩张的暴力。现实的战争中，既看到宣称维护秩序的国家权力在法律空间里扩张，以立法的形式把监控和管制的加强得以固定；又能看到针对外部敌人和信仰上的他者，施加凌驾法律之上的暴力行径。

另一条关于时间的线索，指向更为隐秘的维度。如果巨大的引力可以扭曲时间，那强大的暴力是否拥有不同的时空？区分弥赛亚主义下的战争与其他的战争形式的核心在于时间观。本雅明那里，弥赛亚打破现代性的历史时间。它不是通往末世的过渡阶段，而是时间的停顿和休止。等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继续本雅明关于弥赛亚的讨论，但对于其定义，他们分别走向了两个方向。德里达将弥赛亚看作即将到来但是实际永远不会到来的期望，这样的张力驱动不断的追寻和开放的结构。阿甘本则认为，弥赛亚的本质在于其随时到来，它会让时间向内收缩，像是突然把未来拉入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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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本雅明

吕晓宇老师最后总结道，当代战争的实践里，看似矛盾的有关弥赛亚时间的解读迎来暴力中的统一。当战争作为终极的紧急状态宣布时，它被塑造成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手段，只有以立刻到来的方式，才能阻止长期蔓延的腐朽和溃败，从而使重生变为可能。但是这一跃迁，并没有带来事实意义上的终点。本该是迅速了结的在弥赛亚到来和重生之间的“剩余的时间”，变得无比的漫长。它成为一种永恒的未决的时间。

如今战争中常见的一类政治冲突，是把战争仍然看作有限战略手段的军事官僚，与把战争作为是神学救赎的弥赛亚式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冲突根本上来说是难以调和的时间观。军事将领关心的是完成既定目标和行动的时间线，以及明日的计划，而弥赛亚式的领导集团心中没有这样的退出计划。政治弥赛亚的野心在于否认线性时间。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一段描述是对此精准的映射。当欧洲人说乌克兰又不是明天要加入北约，得到的回应是：明天不加入，那么后天呢？从历史角度看，这有什么区别？本质上讲，没有任何区别。对于弥赛亚时间来说，确实没有区别。战争让这一场决战提前到来，意味着救赎得以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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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

随后，本次讲座进入评议环节。于铁军老师指出，吕老师的研究有其独特价值，他过去数年间深耕中东、乌克兰等冲突热点地区，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形成了极具现场感的研究积累，有效弥补了学界缺乏实感体验的短板。今天关于政治弥赛亚主义的研究，最可贵之处在于以政治神学切入战争研究的创新视角。当前世界各地50多处冲突并存、1亿人流离失所，学界多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或实证变量角度解释战争成因，而吕老师将政治神学提升为核心解释维度，尤其对政治弥赛亚主义的探讨，能很好解释当下战争“无底线、难终结”的特质，能够超越传统利益分析框架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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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评议现场

于老师也提出几点思考供讨论：其一，政治弥赛亚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的边界何在？从雅各宾派到新教中的革命主义分支，历史上极端革命思潮都带有“唯我正确”的神圣性，这与吕老师观察到的俄乌、加沙冲突中的现象高度契合，需进一步厘清类型学差异。其二，政治神学与认同理论的区分问题——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强调的文明认同，与宗教、意识形态认同交织，二者的理论边界仍需界定。其三，政治神学是战争的“根源”还是“动员手段”？普京万字长文的宗教表述、石原莞尔“世界最终战”理论背后的日莲宗逻辑，既可能是底层精神动因，也可能是战争中的动员修辞，而当前冲突未终结，暂无法验证其持久性。另外，从思想史脉络看，关于战争的政治神学或可归入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说的“革命主义”传统，与列宁主义等思潮形成谱系，这一梳理或能深化研究。

最后，现场听众就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弥赛亚情结、弥赛亚主义与宗教的联系、政治弥赛亚主义的破局之道与未来走向、弥赛亚主义的信仰忠诚度等议题提出疑问，吕晓宇老师逐一作出回应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