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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院长为杨晓燕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报告伊始，杨老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首先，关于环境考古的概念，杨老师指出，环境考古主要研究过去人与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岩矿、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个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里程碑（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之一，以中南美洲、西亚和东亚三个地区为中心的农业起源和传播，推动了旧大陆史前人类食物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四大古文明的诞生，也彻底改变了地球表层的景观，因而农业的起源与传播是史前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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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

报告围绕青藏高原农业的发生、发展与扩散过程展开。杨老师强调，青藏高原长期被视为人类很晚才涉足的边缘地带，这一印象源于其高寒、低氧、强紫外线、短生长季等极端环境。得益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一系列新的发现和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史前高原的人类活动远比想象中活跃。杨晓燕老师的团队聚焦于青藏高原上的农业形成和发展路径，探索高原二元农业格局（低海拔河谷的青稞农业与高海拔区域的牧业）的形成历史和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的策略等科学问题。

二次科考的主要区域集中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杨老师团队参与了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持的拉颇遗址、立定遗址和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工作。拉颇遗址年代约在距今4800年至1200年间，出土了陶器、石刀、细石器等遗物，还发现了陶窑、祭祀坑和墓葬遗迹。立定遗址的年代跨度在距今3840至3240年间，出土陶器、石器，还发现了石墙遗迹。玛不错遗址被评为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年代跨度为距今5000至2000年，遗址分为三区四期，考古发掘揭露出活动面、废弃堆积、墓葬、灰坑、火塘、大型石构遗存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少量青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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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颇遗址的主要遗迹和遗物

随后，杨老师介绍了基于遗址调查和正式发掘所开展的青藏高原农业形成和发展研究。杨老师指出，在较早阶段，先传入青藏高原的是来自中国北方的粟作农业。粟作农业在大约一万年前在中国北方起源——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粟（小米）、黍（黄米）；距今约6000至4000年的新石器晚期，粟作农业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已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了人吃粟米、猪吃稃壳、猪粪肥田的集约化粟作农业模式，支撑了中国北方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杨老师团队基于拉颇遗址和卡若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探讨了粟作农业人群向青藏高原及周边扩散的进程。团队通过碳十四测年分析、植物大遗存分析、骨骼遗存形态鉴定、骨骼遗存古DNA分析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手段，对卡若和拉颇遗址出土的猪骨遗存、粟黍遗存、野生食草动物遗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距今4800至3900年间，北方地区的粟、黍、家猪，以及由它们一起形成的集约化粟作农业技术同时传播到了青藏高原2500米海拔以上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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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6000-4000BP)，粟作农业

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广泛分布

接着，杨晓燕老师针对麦作农业何时、何地、如何在青藏高原上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团队对来自23个考古遗址的动物或植物遗存展开分析研究，集成前人已有结果，发现大约距今3600年前，麦作农业可能从青藏高原东北、东南和西部差不多同时间传播到高原。杨老师提出了“高原五谷时代”，在大约距今3600-3000年，粟、黍、大麦、小麦和青稞一起被高原人群种植。麦作农业传入高原大约400-600年后，完全替代了粟作农业直至今日。同时，杨老师指出，麦作农业在青藏高原的广泛开展比中原地区早近1000年，这可能与高原冰雪融水有关，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相关研究。麦作农业包裹中还包括了黄牛、绵羊和山羊，它们如何适应高原高寒缺氧的环境形成畜牧业，也是杨老师团队正在开展的研究内容之一。

高原只有外来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吗？接下来，杨晓燕老师引出了高原本地农作物与家养动物的问题。藏东南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藜属植物遗存，为判定它们是杂草还是作物，杨老师团队采用各种形态学指标进行鉴定，研究结果显示，距今3000年前，藏东南地区可能存在藜属植物的驯化行为，目前杨老师团队正在利用AI进行种级鉴定的研究。至于动物，杨老师介绍，已有研究发现距今2500年前的牛骨包括了家牦牛、黄牛和两者杂交的犏牛，牦牛驯化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正在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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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在向高原扩散中与东亚原牛杂交

杨晓燕老师进一步探讨了东亚的粟、黍和水稻，以及西亚的大麦、小麦的跨高原传播模式。依据前人研究和这些年获得的新数据，杨老师指出，粟类作物、麦类作物，以及粳稻和籼稻，在青藏高原上都是相向而行、对向传播——距今4000-3000年前，就有一条跨越青藏高原的农作物传播路线，长江中下游驯化的粳稻，很可能通过这条路线传入南亚，促进了籼稻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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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类作物跨高原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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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类作物跨高原传播路径

最后，杨晓燕老师总结史前农业发展对青藏高原的影响。首先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粟类作物和麦类作物在高原的传播形成了人类开发高原的“两次浪潮”；集约化粟作农业帮助人类最早定居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地带，麦作农业则将人类的生存空间扩张到更高海拔，而在农业不能到达的超高海拔区域，稳定的湖泊资源促进人类向定居生活转变，同时，贸易而来的农作物为这些渔猎人群提供了碳水食物来源。其次是对高原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带上高原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进入高原的生态系统并成为优势种群，对高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多大影响？目前，杨晓燕老师团队通过湖泊沉积物古DNA分析正在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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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典型山麓河谷区农业景观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研究方法、历史解释逻辑、跨学科协作、科研团队的组织方式等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主持人张昌平老师评价，杨老师的研究堪称通过技术突破与证据创新对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杨晓燕老师则在回应中补充，自然科学的研究和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一样，需要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科学问题，只是对于问题、猜想的论证是通过设计实验、分析数据来实现的。自然科学研究往往采用团队协作的方式，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技术共同解决一个科学问题。团队导师的主要责任在于提出科学问题、整合研究数据并确保研究的连贯性。杨老师指出，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而非执行既定技术的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需要建立在广泛的文献阅读以及对相关领域的敏感度之上。环境考古的基础是环境和考古，研究者应当始终保持对材料的敏感，并避免因新技术的吸引力而忽略基础证据。高原地区动植物资源有限，因此植物利用方式、家畜利用结构以及人群的营养策略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是互相塑造乃至共同演化的。

本次报告会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杨晓燕老师的报告呈现了目前学界对于青藏高原史前农业格局与人群生计策略的认识，也向人文社科学者展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魅力，与会学者的深入交流则为后续跨学科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