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文研院邀访学者赴白鹿洞书院考察，本次报告会亦在白鹿洞书院举行。雷闻老师指出，南宋以降的白鹿洞书院向以理学中心而扬名海内，这一事实常使人忽视另一个重要的传统——自晋唐以来，书院所在的庐山渐为修道者、僧团、隐逸、儒生所居，成为三教共生的圣山。就道教而言，刘宋时的庐山简寂观已在南朝新兴的山中道馆中占有突出地位，而其建立者陆修静对道教文本与组织体系化的贡献，即多完成于庐山。唐开元年间，一代道门宗师司马承祯力图以道教理论改造国家岳渎祭祀，促成玄宗建立五岳真君祠、青城山丈人祠与庐山九天使者庙。在五岳二山的祠庙体系中，庐山具有超出五岳的监司地位，此观念直接来自《五岳真形图》一系文献。九天使者庙入宋后易名为太平兴国观、太平兴国宫，即今之太平宫。唐贞元年间，李渤隐居庐山、创兴白鹿洞，于内中栖真堂撰成《真系》，建构起自东晋杨羲至盛唐李含光等十三代上清宗师的传法谱系，为后世《茅山志》承袭。不仅“栖真堂”为道教名称，“白鹿”本身亦为典型的道教意象。在李渤的想象中，他所建立的白鹿洞应有强烈的道教色彩。如今学者在白鹿洞书院研摩道教金石，亦可谓适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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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

《道藏》、敦煌道经和金石材料，是研究汉唐道教史的三类基础文献。前两者作为经典文本，目前已经得到较为完善的整理，而金石材料由于零碎、分散，迄今尚未获得全面、系统的汇集和研究。道教金石可划分为“金”与“石”两大类。“金”包括铜钟、投龙简、金铜造像、铜印、铜镜等。“石”则有碑（神道碑、纪事碑、功德碑、造像碑等）、墓志、道教石窟、单体造像、摩崖、镇墓石、刻经、刻幢、石灯台等不同类型。与不易系年的中古道教经典文本相比，金石材料多是当时信仰活动的直接遗存，更能展现道教活动的实态与历史变迁。随着新材料不断刊布、研究成果持续积累，系统整理汉唐道教金石材料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迫切任务。

时至今日，由陈垣于1920年代着手编纂、后经陈智超校补出版的《道家金石略》，仍是道教史领域最基础、最便利的资料集。此书以缪荃孙艺风堂藏拓等为基础，广泛搜讨历代金石志、地方志、文集和《道藏》内的道教碑铭与造像，共收录汉唐道教碑刻计240种，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今天看来仍颇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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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

文物出版社，1988年

首先，在取材范围上，该书仅收录存有全文的金石材料，而未彻底清理传统金石学著作，尤其是宋人金石著述中散落的大量碑目、题跋。后者虽无全文，依然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学术信息。其次，大量见于《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总集与众多唐人别集中的道教碑志，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进入《道家金石略》中，导致徐太亨《（青城山）丈人祠庙碑》、颜真卿《魏夫人仙坛碑铭》、柳识《茅山白鹤庙记》、权德舆《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先生（善经）碑铭并序》等数十首重要碑文失收。再次，该书存在误收、录文不全、录文错讹等诸多问题。如梁普通三年（522）《九锡真人三茅君碑》，此书仅据《茅山志》卷二〇收录碑阳文字，却未顾及同书卷一五所载近百人的碑阴题名。又如唐仪凤二年（677）《润州仁静观魏法师（降）碑》碑阴题名共十七列，此书仅录前四列。最后，受限于拓本质量、文献条件和使用简化字的体例，录文的精确度不足。

有鉴于此，雷闻老师主持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道教金石文献集成研究”，并于2024年底获得立项。据课题组前期调查统计可知：汉唐道教碑铭、墓志存佚约合600种以上；道教石窟、造像、经幢在300种（处）以上；印章、钟铭、投龙简等金系道教铭刻约有100种；汉代以降镇墓文、买地券、衣物疏等石刻，以及陶器、简牍等铭刻书迹，有400种以上。换言之，现存可考的汉唐道教金石材料总数约在1500种左右，远超《道家金石略》收录汉唐道教碑刻计240种。以唐代为例，各类道教金石总数在700件以上，仅道士、女道士墓志就超过百方，而《道家金石略》所录唐代道教墓志仅有7方。

此课题的难点不仅在于调查利用馆藏拓本，更在于系统收集散藏于海外的道教金石文献、把握处理“涉道”碑志的分寸，以及辨别石刻的真伪。课题预期研究成果主要有三项。一是出版多卷本资料集《汉唐道教金石文献集成》，为学界提供一部收录全面、著录科学、整理规范、图版清晰、便于利用的汉唐道教金石资料集成。此书先按碑铭、墓志、造像、镇墓文、钟铭等分类，每类下系年编次，逐一提示相关研究成果，并于书后附设人名、神名、地名等多种索引。二是编选专题论文集《汉唐道教金石文献研究选萃》。三是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合作，建立“汉唐道教金石文献集成”专题数据库，便于学者广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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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岳石窟玄妙观摩崖造像

借助金石材料研究唐代道教史，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传统。举例而言，新见石刻文献对唐史研究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出碑志可提供远为丰富的道士生平信息，如家族世系、修道历程及道门谱系等，并纠正传世文献可能的错误。雷闻老师聚焦于王远知、申泰芝、田僓、刘从政、刘玄靖、吴善经、邓延康、程紫霄等道士与道士家族，已扩展出一系列专题研究。其二，新出碑志为考察唐代两京重要宫观创造了条件。举凡长安太清观、肃明观、咸宜观、东明观，洛阳大弘道观、大圣真观、福唐观，两京的龙兴观、开元观，雷闻老师均有扎实的个案考察，并拟于近年结集为《帝乡灵宇：隋唐两京道教宫观研究》一书。其三，道教金石深化了今人对唐代政治史的认识。雷闻老师曾详细考释新见唐女道士杨真一墓志，恰可为例。杨真一出自唐代前期最重要的外戚家族弘农杨氏，其叔父杨均身为韦后面首，因涉嫌毒杀中宗被诛，给家族带来巨大危机。然而在玄宗与睿宗、太平公主激烈斗争的背景下，罪臣侄女杨真一作为眼线，被太平公主安插进东宫成为太子良娣，并在玄宗即位两月后晋封淑妃。玄宗平乱掌权后，着手清理太平公主在后宫的势力，面临巨大压力的杨真一选择入道远祸。此后她不仅被玄宗刻意遗忘，也消失于传世史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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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真一墓志铭

在道教史之外，系统整理道教金石也促使雷闻老师以更大的视野反思石刻史料的利用方法。研究者应当辩证看待史料的新旧关系，在求新的同时，也要重视清理传统金石学的遗产。墓志固然重要，但碑刻蕴含的历史信息可能更为丰富，不应忽视。此外，还应关注石刻文本性与物质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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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闻老师展示拓片

报告结束后，雷闻老师还展示了自己多年来的道教石刻拓片收藏，与会学者在观摩中展开交流，讨论涉及道教金石的地理分布、道教碑志区别于其他类型石刻的特征、唐代崇道的政治动机、历史上道教对于国家祭祀的改造等具体问题，亦有宗教研究中是否应该区分哲学与信仰、宗教学与历史学学者在宗教史研究中的路径取向等方法论层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