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日13: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博士在静园二院111室开展了交流会活动。他以《何来金镶玉——早期玉石器矿、作坊的发现与殷墟早期的绿松石镶嵌》为题,对桐庐方家洲、良渚塘山、张掖马鬃山等玉矿遗址的发现进行了介绍,并对玉石矿料的开采、玉石器加工的基本流程进行了介绍。
他报告的重点是讨论新石器到晚商时期绿松石镶嵌的变化。综合前人研究,他认为,使用绿松石进行装饰在黄河流域可能最早出现在裴李岗文化。但出现绿松石镶嵌技术,却比较晚。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才最早出现了使用绿松石镶嵌的装饰手法,比如大汶口墓地发现的绿松石镶嵌象牙器,从这一时期一直到龙山晚期,海岱地区比较流行的是将绿松石珠镶嵌在象牙器、骨器上,较晚也会如临朐朱封大墓所发现的那样,镶嵌在玉器上。绿松石珠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作为颜色的搭配或图案中的装饰。但在稍晚的黄河流域,以绿松石片拼合镶嵌却开始流行。在从感情地区到黄河中游的下靳、陶寺,再到黄河下游的两城镇,较多的发现绿松石片嵌的腕饰、笄首。在这种装饰方式中,绿松石作为了装饰的主体而不是作为颜色调剂的辅助装饰。同时,以片嵌的绿松石制成的装饰品,往往是镶嵌和粘接在某种有机质材质之上的。
在稍后的二里头文化中,绿松石镶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规则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嵌,主要使用于牌饰或其他独立的器物(如龙形饰)之上,而不再仅仅作为身体装饰品。绿松石片开始与铜质框架相结合,下部依托于一层可能是粘结剂的黑色胶质物,附着在有机物上。同时期的四坝文化中,大片的绿松石原石,几乎未经加工,就粘贴在陶器之上,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大的差别。检测分析显示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可能来自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秦岭成矿带,这与二里头文化在商洛地区的分布,是可以暗合的。在此之后的一个阶段,除了盘龙城短暂的使用外,中原腹地的绿松石镶嵌装饰数量明显减少,这可能与早商时期对绿松石矿的控制能力改变有关。
但是,在殷墟一期、二期,突然集中出现了大量绿松石的相关制品。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是爆发式的,从殷墟一期开始,在殷墟二期最为集中达到高峰。对绿松石的运用,相比二里头与二里冈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装饰绿松石的器类多变,包括了礼器、兵器、车马器等各种;其次是绿松石片的形状多变,不再专门切割成规则的片状,有时以原石,有时可以做成不同的几何形状,以马赛克方式拼嵌。最主要的变化是,绿松石镶嵌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不仅是象牙或是骨器,而是比较广泛地直接镶嵌在铜器上,甚至于大理石之上。这些镶嵌的兵器、车马器,大都不具备实用价值,很可能只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而从技术角度讲,镶嵌的绿松石下,不再见到早期黑色胶质物下作为黏着用的有机质载体。
根据最新的检测分析显示,殷墟的绿松石来源不似二里头遗址那样较为单一,而是非常复杂的。在殷墟一期、二期时,与绿松石镶嵌同时突然出现的还有较多且突出的来自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家马、马车、北方因素的青铜兵器、黄金器等。殷墟早期突然重现大量绿松石镶嵌装饰,一方面可能是商人贵族重新获得了新的绿松石矿源,甚至不能排除远距离贸易带来绿松石资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商人在于北方文化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动力(最重要的是马车)的同时,结合了自身较高的铜器铸造技术,在模仿北方系器物的过程中,以绿松石镶嵌作为身份区别、技术创新的可能。
常怀颖博士在交流会的讲演过程中,从新石器到晚商时期绿松石镶嵌的变化出发,以小见大,探讨了其背后宏大的工艺发展过程和历史脉络·,显示出了扎实的学术方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也将大力扶持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