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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42】王汎森:性格与历史

发布时间:2019-10-21

                    

 

文研讲座142

201910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性格与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演讲开始前,文研院邓小南向王汎森研究员颁发了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王汎森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希望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体悟,在退休前完成一本通俗小书,和大家讨论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性格与历史将成为其中一章。因此,王汎森研究员再三声明,本次讲座不是学术探讨,而是通俗演讲,期盼能号召现代人多读历史,明白历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王汎森研究员王汎森研究员首先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即命运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人物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被重新思考。性格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王汎森研究员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理想性格,人们向往它、追求它。理想性格会因时而变。只要我们翻一翻历代史书,就不难发现那些对理想性格的格套式描述,以及其中的古今异同。譬如,在古人眼中,性格好的小孩子都弱不好弄也就是不爱动。但放到强调动手能力的今天,这就很难说是一个孩童的理想性格了。

 

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有关性格的论述屡见不鲜。如魏晋玄学中的才性四本论,将性格和才能的关系概括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四种样式。刘劭《人物志》多方面地品鉴人物,为性格划分出不同范畴,可谓巨细无遗。有趣的是,该书和《世说新语》都认为,人的理想性格既不是聪明,也不是刚毅,而是平澹中和。众所周知,宋明时期的思想家更是常把变化气质挂在嘴边。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历来重视对人之性格的认知和分析。

 

历史书写塑造人物性格。好的史书,譬如《史记》,能以生花妙笔写出人物的特殊性。一个文明,往往会借助历史书写来树立某种理想人格。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不同时代碑传集的人物刻画,便可一窥理想人格在历史中的变化:在《民国人物碑传集》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典型人物,大多是能动的、能斗争的、不按原来规矩办事的。此时,成为优点——这与《碑传集》《续碑传集》《广碑传集》所反映的传统观念相比,简直天差地别。王汎森研究员提醒我们,透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以洞察性格的时代变迁,应当好好把握。

 

《民国人物碑传集》是卞孝萱、唐文权先生搜集、整理的有关民国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碑志、墓记、传记、回忆录等,在正史之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对民国历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想人格具有模范作用。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曾说:人生是先有一首诗,才有生命的历程。即在纷繁复杂的事相中,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楷模,作为自己混沌不明的生命的开导者和塑造者。向楷模学习,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扮演和模仿。王汎森研究员坦言,自己也曾有几个阶段在模仿、扮演典范人物的角色,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可是也略略成功了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有时候也就够了。至于这些典范人物是谁,王汎森研究员笑而不语,没有点明。

 

虽然我们都想拥有某种圣人般的完美人格,但在现实中,人是万殊的,性格是万殊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人类世界因性格之万殊而美,不能也不应求性格之一致。重要的不是强求一致,而是沟通与同情的理解。当然,强调性格万殊,并不是在否定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我们仍应尽力培养好的性格。那么,应如何培养性格呢?王汎森研究员认为有两种:其一是积极地,即改变自己的性格,实现尽善尽美;其二是消极地,即量才适性,扩充尽才。

 

积极地,将一己之性彻底改造为时代的理想性格,就好比将桃子变成李子,但这实际上非常困难。我也尝试过变化气质,但没有成功。我没能变成我想要做的李子,我还是桃子,但却是比较好吃的桃子。王汎森研究员解释道,性格有好几个层次,作为基盘的底层很难改变,而基盘之上的层面则相对容易塑造。桃子虽然无法变成李子,却可以变成最好的桃子。如果难以彻底变化气质,我们还可进行消极的

 

所谓消极的,是指量才适性,认识自己的性格,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大多天分并不高,他们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并由此成就一番事业。翻开清代督抚的引荐单,你会惊讶地发现,皇帝对各地总督和巡抚的评价,大多仅平平而已。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聪明才干,却因为身居合适的位置,因此成为封疆大吏。王汎森研究员笑言:性格平平的人不要泄气,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认为,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性万殊恰是理想状态。社群不要求千人同面,而是要不同的人在恰当的地方各尽其才,如此便可长治久安。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例,可以作为消极的的极佳注脚。被视为明代最后一位烈士的张煌言,早年是个恶劣的赌徒,后来却在赌徒个性的支撑下,坚持抗清二十年,成就一段忠良佳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邵雍眼中不过是一个天分不高的老实人,然而修史正需笃实的性格与极大的耐心,司马光在史职之位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最终编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

 

清初,在当局眼里,张煌言是不折不扣的“逆寇”、“海逆”、“贼渠”;直到乾隆年间,清朝的统治巩固后,浙东地方上对于张煌言的祭祀和展墓等活动才开始公开化。在当局看来,张的作为正是“忠君”的象征,理应表彰。清廷官方撰修《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后,张煌言的评价才正式定调,依据“各为其主”的道德原则而论,张煌言获赠“通谥忠烈”,“一代完人”的形象被确立。晚清革命党人为了宣传反清思想,亦曾以张煌言为精神导师。性格即是命运吗?王汎森研究员认为,这么说虽然没错,但某种意义上,性格也不即是命运。因为性格可以,积极地成理想的圣人性格,自然最好;做不到的话,就消极地。转识成智,量才适性,将自己置于适合的位置,永远做好准备,机会来时便可大展宏图。性格与命运好比房门和房屋,乃相互决定的关系。特定性格在特定环境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两者是否配合。人生如牌局,性格是牌面,有些人最初一手好牌,最终一败涂地;有些人虽然起手不佳,后来却能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史上凡有成就者,多为能量才适性之人。善用其短,亦能大成。

 

最后,回到性格与史学的关系问题,王汎森研究员指出,以前史学重视人,凡讲到人,一定先谈其性格;近代史学不重人,故对性格在历史中的分量的认识愈来愈模糊。人物性格对历史发展影响重大,特别是在结构转型之际,少数关键人物的性格往往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与方向。性格具有时代性、境况性,秉持善良之心,为公众的利益尽量开展个人,量才适性,尽其在我——只要用对地方,用对时机,人人皆是天才。

 

讲座现场正如陆扬教授在本次讲座的开场白中所言,一般我们会用简单的标签来形容一个学者的学问路数和取向,但我们很难如此概括王汎森研究员——他的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思想史范畴。长期以来,王汎森研究员都在努力将一些被现代史学排斥的概念、框架重新带回历史学的视野,今天所讲的性格,便是很好的一例。王汎森研究员非常善于利用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各种概念、理论框架在他笔下皆可自然地嵌入对中国思想的理解之中,成为强大的解释工具。本次讲座,王汎森研究员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学识、亲切而发人深省的人生感受,令满场听众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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