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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42】王汎森: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

发布时间:2019-10-28

                    

文研讲座142

201910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主持。

 

王汎森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希望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体悟,在退休前完成一本通俗小书,和大家讨论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性格与历史将成为其中一章。因此,王汎森研究员再三声明,本次讲座不是学术探讨,而是通俗演讲,期盼能号召现代人多读历史,明白历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王汎森研究员王汎森研究员在开场时即指出,心量,好似人的内心有一个空间,这一词汇最早来源于佛家。朱熹说,人的心量本来是很大的,但是因为存有私念,所以就变小了。人不能只靠天生的小脑筋,要有空间的想象,尤其是要把想象成一个空间。很多知识都可以扩充心量,而非只有史学。关于中外历史书写的不同,王汎森研究员以中、印历史书写的差异为例进行说明:中国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创作小说都要模仿历史书写;而印度的历史书写像虚构一样,如大象从水上浮起来,驮着各种经卷。诸多文明在历史的潮流中得到了发展,但发展之路各有不同。

 

不同文明历史书写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历史性的理解,即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理解各有差异。毛利人认为,未来的基础是过去,未来是不断重复过去;埃及人在出生时就开始规划建设自己的宫殿,先假设将来如何回忆自己,再从现在开始修建宫殿——对他们而言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对阿基里斯而言,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任何区别,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不值得想象,专注现在是最重要的。

 

关于传统读史的目的,王汎森研究员认为,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功利史学和进步史观较为兴盛,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19世纪后期中国流行的史书,大多以发现一种规律或一种原则为标准。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许多历史学家都遵循此标准。但是近年来,这种想法逐渐没落,大家开始怀疑是否有规律的存在。如傅斯年认为,历史事件可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人物只能一个个地叙说,行动只能一件件地叙说,因果是谈不定的。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历史是重演的。如学者陈登原在《历史的重演》一书中,用各种办法试图证明古往今来的各种历史事件都是重演的。德国观念史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历史的有一半都是重复的,有着内在的结构(structure)。确实,历史有很多长时段的结构,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把握的。但现代人重读历史时却发现,大部分故事不会重演,于是,历史是重演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德国概念史学派及代表人物。他受人邀请编辑《概念史大辞典》,在这期间他提出了著名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的概念。“鞍型期”之说,指称欧洲从早期近代走向19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他所倡导的概念史,试图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以概念变迁给“鞍型期”之说提供依据。在传统读史目的渐渐没落之后,王汎森研究员重点论述了当代读史的六点益处。第一,读史可以防止集体遗忘,当然也包括选择性遗忘大卫·欧文(David Irving)认为西方史学家对纳粹的描写大部分都是虚假的,于是他写了大量作品,不断为德国纳粹辩解。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认为,如果他继续写下去,人们总有一天会忘记德国纳粹所做的事情——而历史就是为了防止集体遗忘。第二,读史以求鉴戒。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教人道德有两种办法,一种教人历史故事,一种教人阅读哲学;我会选择历史,因为历史有法可循。失败历史事件对后人的鉴戒作用更为明显,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自己的未来。

 

第三,读史可以明晰历史情境的仿佛性。历史提供一些相仿的模式,使后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可以进行参考。政治人物经常会将自己与前人相比,找到对应的模式(pattern)。美国总统华盛顿退位之后隐居庄园之举,仿效的是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君王的做法。第四,读史有助于把握未来。要注意的是,只是把握未来,而不是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功利史学、律则史学的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用封装(encapsulate一词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古代的知识被暂时地封装在历史之中,当遇到外界条件引导时便会涌——文艺复兴的发生就遵循了此过程。

 

两个国家的外交史也是如此。当代很多外交官不能很好地处理两国关系,就是因为对历史封装的部分了解不够。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历史的训练能使我们快速认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并帮助我们准确定位。历史书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概然性,而非必然性。历史学家根据时间长短区分了三个概念,即长时段中时段事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长时段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把握的。

 

《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是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罗宾·乔治·柯林武德著作的一本历史哲学书籍。在书中,他对历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其次,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活动每迹”,即弄明白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再次,历史学家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研究的;最后,历史学的作用是“为发”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第五,读史使人对现实开放(open to reality。读史料要对现实开放,在其中形成自己、拓宽自己,而不是将偏见投射到现实上,让事实来培植自身、改变自己。历史是关于人的事情的记录,看事情要看到其现实性。读史很重要的益处就是帮助自己发展,在讨论中形成自己的认识。第六,读史可以克服本质化现实的倾向,得到一种解放。王汎森研究员在多年前出版的《执拗的低音》一书中说到,希望人不要将这个时代本质化。现在只是古往今来的一刻而已,此刻的我也不是本质。人对生死的态度也一直在变化,历史可以帮我们开拓心胸去看这个问题。

 


读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王汎森研究员以下棋为例开始讲起。通过熟读古人比赛时的棋谱,他顿悟到,或许可以借鉴古往今来的战局战术,帮助自己化解难题,因为高深的棋手总会用古今各种棋术来应对当时的情境。德川家康乃平庸之辈(他也有自知之明),但喜欢钻研史书,熟悉传统时代英雄们的作战策略,在对付丰臣秀吉时用的也都是这一套。

 

讲座现场熟读历史能够我们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关键时刻做的决定(哪怕是微小的)往往会对后世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例如,康有为毁庙兴学观点毁坏了中国大量的庙宇。其实,他只是将这一来源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观点扩大化而已,就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历史得益要在心上转为在手上,要从科学的转为艺术的,要从knowing”转为“doing”要把科学的东西化进,才能变成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在未变成艺术之前,它就只是一种知识,不具有实践性。很多事情,我们反复演练,都是为了完成从的过程。只有经过大脑思考以后,由科学变为艺术,在各个个案中发挥,知识才算真的掌握了。

 

讲座现场王汎森研究员还谈到了化史为用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仅是照着做,还要接着做,不是根据过去,而是不忘过去。海德格尔说,我们看古物时不要只看实物,而是要看见背后的生活世界。所谓心量,就是去掌握其内涵和重要意义,就是要把古物背后的整个世界挖掘出来。

 

讲座最后,王汎森研究员总结道,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也增长见识之学。历史的实际功能非常强大,不在于指示具体事情,而是经由扩充历史认识,提升自我能力。朱熹认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读史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不是照着做,而是接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