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42

2019年10月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性格与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演讲开始前，文研院邓小南向王汎森研究员颁发了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王汎森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希望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体悟，在退休前完成一本通俗小书，和大家讨论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性格与历史”将成为其中一章。因此，王汎森研究员再三声明，本次讲座不是学术探讨，而是通俗演讲，期盼能号召现代人多读历史，明白历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王汎森研究员首先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即命运”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人物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被重新思考。“性格”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王汎森研究员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理想性格，人们向往它、追求它。理想性格会因时而变。只要我们翻一翻历代史书，就不难发现那些对理想性格的格套式描述，以及其中的古今异同。譬如，在古人眼中，性格好的小孩子都“弱不好弄”，也就是不爱动。但放到强调动手能力的今天，这就很难说是一个孩童的理想性格了。

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有关“性格”的论述屡见不鲜。如魏晋玄学中的“才性四本”论，将性格和才能的关系概括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四种样式。刘劭《人物志》多方面地品鉴人物，为性格划分出不同范畴，可谓巨细无遗。有趣的是，该书和《世说新语》都认为，人的理想性格既不是聪明，也不是刚毅，而是平澹中和。众所周知，宋明时期的思想家更是常把“变化气质”挂在嘴边。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历来重视对人之性格的认知和分析。

历史书写塑造人物性格。好的史书，譬如《史记》，能以生花妙笔写出人物的特殊性。一个文明，往往会借助历史书写来树立某种理想人格。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不同时代碑传集的人物刻画，便可一窥理想人格在历史中的变化：在《民国人物碑传集》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典型人物，大多是能动的、能斗争的、不按原来规矩办事的。此时，“疯”成为优点——这与《碑传集》《续碑传集》《广碑传集》所反映的传统观念相比，简直天差地别。王汎森研究员提醒我们，透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以洞察性格的时代变迁，应当好好把握。

理想人格具有模范作用。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曾说：“人生是先有一首诗，才有生命的历程。”即在纷繁复杂的事相中，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楷模，作为自己混沌不明的生命的开导者和塑造者。向楷模学习，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扮演和模仿。王汎森研究员坦言，自己也曾有几个阶段在模仿、扮演典范人物的角色，“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可是也略略成功了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有时候也就够了。”至于这些典范人物是谁，王汎森研究员笑而不语，没有点明。

虽然我们都想拥有某种圣人般的完美人格，但在现实中，人是“万殊”的，性格是“万殊”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人类世界因性格之万殊而美，不能也不应求性格之一致。重要的不是强求一致，而是沟通与同情的理解。当然，强调性格“万殊”，并不是在否定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我们仍应尽力培养好的性格。那么，应如何培养性格呢？王汎森研究员认为有两种“转”：其一是积极地“转”，即改变自己的性格，实现尽善尽美；其二是消极地“转”，即“量才适性”，扩充尽才。

积极地“转”，将一己之性彻底改造为时代的理想性格，就好比将桃子变成李子，但这实际上非常困难。“我也尝试过变化气质，但没有成功。我没能变成我想要做的李子，我还是桃子，但却是比较好吃的桃子。”王汎森研究员解释道，性格有好几个层次，作为基盘的底层很难改变，而基盘之上的层面则相对容易塑造。桃子虽然无法变成李子，却可以变成最好的桃子。如果难以彻底变化气质，我们还可进行消极的“转”。

所谓消极的“转”，是指“量才适性”，认识自己的性格，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大多天分并不高，他们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并由此成就一番事业。翻开清代督抚的引荐单，你会惊讶地发现，皇帝对各地总督和巡抚的评价，大多仅“平平”而已。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聪明才干，却因为身居合适的位置，因此成为封疆大吏。王汎森研究员笑言：“性格平平的人不要泄气，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认为，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性万殊恰是理想状态。社群不要求千人同面，而是要不同的人在恰当的地方各尽其才，如此便可长治久安。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例，可以作为消极的“转”的极佳注脚。被视为明代最后一位烈士的张煌言，早年是个恶劣的赌徒，后来却在赌徒个性的支撑下，坚持抗清二十年，成就一段忠良佳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邵雍眼中不过是一个“天分不高的老实人”，然而修史正需笃实的性格与极大的耐心，司马光在史职之位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最终编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

“性格即是命运”吗？王汎森研究员认为，这么说虽然没错，但某种意义上，性格也不即是命运。因为性格可以“转”，积极地“转”成理想的圣人性格，自然最好；做不到的话，就消极地“转”。转识成智，量才适性，将自己置于适合的位置，永远做好准备，机会来时便可大展宏图。性格与命运好比房门和房屋，乃相互决定的关系。特定性格在特定环境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两者是否配合。人生如牌局，性格是牌面，有些人最初一手好牌，最终一败涂地；有些人虽然起手不佳，后来却能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史上凡有成就者，多为能“量才适性”之人。善用其短，亦能大成。

最后，回到性格与史学的关系问题，王汎森研究员指出，以前史学重视人，凡讲到人，一定先谈其性格；近代史学不重人，故对性格在历史中的分量的认识愈来愈模糊。人物性格对历史发展影响重大，特别是在结构转型之际，少数关键人物的性格往往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与方向。性格具有时代性、境况性，秉持善良之心，为公众的利益尽量开展个人，“量才适性”，尽其在我——只要用对地方，用对时机，人人皆是天才。

正如陆扬教授在本次讲座的开场白中所言，一般我们会用简单的标签来形容一个学者的学问路数和取向，但我们很难如此概括王汎森研究员——他的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思想史范畴。长期以来，王汎森研究员都在努力将一些被现代史学排斥的概念、框架重新带回历史学的视野，今天所讲的“性格”，便是很好的一例。王汎森研究员非常善于利用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各种概念、理论框架在他笔下皆可自然地嵌入对中国思想的理解之中，成为强大的解释工具。本次讲座，王汎森研究员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学识、亲切而发人深省的人生感受，令满场听众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