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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94】伊沛霞:确保宋室皇位无虞

发布时间:2018-09-20

 

文研讲座94

2018年9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确保宋室皇位无虞”。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主讲,文研院访问教授、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静贞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出席本次讲座。

 

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

 

讲座伊始,伊沛霞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先进行了阐释。她指出,“确保宋室皇位无虞”并非是让某一统治者始终处于皇位,而是指在皇位的传承中不出现差错从而保证王朝之延续。在世界上,中国古代政体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是一个特例。在其他帝制国家中,王位继承的环节往往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王朝也时常因为继承者们的竞争而崩塌。伊沛霞教授列举了一些帝制王朝所共有的可预见的危机,比如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帝制王朝)是一人专政,而继任者一般会是前任君主的子嗣。当皇帝没有留下儿子或者去世前未指定继承人时,危机就出现了。但是中国古代帝国却是一个特例:从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上共有五个朝代国祚绵延二百五十年有余。中国古代既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比如对于帝制的认同、父系子嗣继承的正当性、王朝的持续越长越好,等等。

 

而基于这些既有的价值标准,宋代的皇位继承毋庸置疑是最好的范例,过程中鲜有暴力出现。对宋代来说,前朝,尤其是唐朝之鉴很有意义。其时,一半以上的皇帝在继承过程中遭遇问题:宗室、宦官、朝臣、武将都曾介入其中,甚至还出现了女皇帝武则天这样的极端案例。宦官当政而朝野失控的例子尤为典型。比如由于唐肃宗将军权交于宦官而导致宦官最终控制了皇位的继承,皇帝也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即便唐文宗和朝臣们曾试图夺回实际控制权,却也最终无力回天,以失败告终。

 

在讲座中,伊沛霞教授展示了两幅总结图:包含了宋代所有皇帝的继位年份、继位时长、死时年龄以及一些他们在皇位传承中的简要历史背景。伊沛霞教授总结出了四个影响宋代皇位继承的关键因素:宦官、对皇子的处理、摄政太后(regent empresses),朝廷官员在皇位继承中的角色。

 

伊沛霞教授在讲座现场

 

一、 宦官

首先,在宋朝早期,对于宦官权力的控制成为皇帝对待宦官的主基调。在那时,宦官不仅数量较少、不掌握军权且只会被赋予做某些具体工作的权力,不会拥有广泛意义上的行政权。伊沛霞教授引用宋真宗对于宦官的评价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宋真宗看来,前朝宦官利用皇帝的宠溺为非作歹。他对此深以为戒,既不会过分给予宦官高衔显位,也从未轻视他们的过错。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保持持续警惕的群体。除此之外,在宋的其他时段,防范宦官干政甚至是“祖宗之法”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宋代的政治传统。

 

在控制宦官数量上,宋朝主要是采取控制宦官收养行为的方式。具体而言,控制手段包括限制收养人数、设定收养者年龄限制以及上报具体人员信息等。而另外一个控制宦官的方式是让每个宦官搭配一名外廷官员一起工作。而且许多重要的工作,诸如起草谕诏、推荐官员、商定政策,宦官亦不能参与。但即便如此,对皇帝而言,宦官依然可以发挥许多重要作用,诸如服侍皇帝以及在皇室内部传递信息。许多宋朝宦官的教育程度很高,比如真宗朝的刘成珪曾参与编纂《册府元龟》;徽宗朝的梁师成帮助皇帝搜罗古玩字画。

 

二、 皇子的处理

在讲座第二部分,伊沛霞教授首先指出,即便文官会时时提醒皇帝们应早日遴选继承人,皇帝们不愿意去这么做,因为这对他们自身的权力形成制衡。宋太祖的皇位并没有传給他自己的子嗣而是被宋太宗所继承。其次,皇子的住所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朝伊始,太宗以为皇子应该出外就藩以巩固国家权力;而到玄宗时,他以为应当把皇子们留京集中管理以施行更好的监督。宋袭此制。在宋朝,皇子们也都住在京城之中离核心行政区域不远的地方。

 

而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皇室族人在五代子孙之后仍然享有作为皇室宗族的特权。此举让皇室血脉的整体数量颇为庞大。尽管如此,皇帝自身在诞育皇子以继承皇位方面却表现不佳。纵观整个宋朝,弟承兄位的情况屡有出现。但宋代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有一个创新,即在皇帝在位时提前选好一个族人过继给皇上作为继承人来培养。宋仁宗就是一例。宋仁宗虽在位超过40年,他的三个皇子却全都夭折。文官范镇极力进谏希望仁宗能收养一个族人作为继承人,仁宗最后同意了。他收养了他堂兄的长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另一个例子是宋高宗,他欲从太祖的直系血脉中选出继承人,所以从10个7岁以下的男孩中挑选皇位的候选人。宋宁宗、宋理宗也都面临过子嗣早夭的问题。伊沛霞教授认为,尽管赵氏皇室在生育儿子方面并不顺利,但他们专注于将顺利继承作为核心目标,并在继承制度上灵活创新,使得“继承人收养制”运行良好。

 

三、 摄政太后

伊沛霞教授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化差异:在其他的文化中,当一位帝王死去或继任者尚幼时,往往是一位男性——他们可能是皇帝的兄弟或叔侄——作为摄政王。而在中国古代,皇室中最具有地位的遗孀被认为是摄政者的合适人选。这位遗孀不见得与大行皇帝同辈,有时候会是皇太后之类的人物。出现摄政者一般是由于皇帝身体抱恙或太过年幼而无法主持朝政。

 

不是自武则天始才出现了女性摄政者。如何防止外戚家族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如何保证皇帝长大后能够掌握实际权力——这些问题常令官员们担忧。以宋真宗的遗孀刘皇后为例,她是宋仁宗前期的摄政太后。官员常常告诫她不要效仿汉代的吕雉皇后和唐代的武则天。尽管她出身并不高贵,但仍然被防范。然而,直到她去世后,权力才被交接给时年23岁的宋仁宗——刘皇后并没有主动地交出权力。虽然朝臣们并没能阻止刘皇后生前掌控权力,但却防止她将权力交接给其他真宗遗妃。这样的摄政太后在整个宋代时有出现。

 

伊沛霞教授引用了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剑桥中国史》中的观点。蔡涵墨认为,“摄政太后”的行为并没有撼动反而巩固了宋朝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伊沛霞教授对此表示,蔡涵墨的论述从宏观层面可能成立,但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谁来做这个摄政太后以及这位摄政太后的政治行为如何仍然会对整个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宋神宗的母亲高皇后在其死后颠覆了之前他设定的新政。再比如,宋徽宗初期的摄政太后向皇后(宋神宗遗孀)没有存活的儿子,如果她有的话,神宗去世后定然会是她的儿子来继位。这些例子都说明,尽管从结构上看,这些摄政太后并不会对整个宋朝的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但她们的决定与行为却能改写历史进程。

 

四、朝廷官员在继承过程中的角色

在这个部分,伊沛霞教授根据《曾公遗录》的记载还原了许多朝廷官员参与皇位继承过程的细节。比如,1100年,宋徽宗继位的过程中,皇太后召集群臣宣布宋哲宗驾崩。群臣要求见到尸身以保证皇帝并非死于非命,随后拟定宋徽宗作为人选,并起草宋哲宗的遗嘱。而在1127年宋高宗继位时,群臣团结在高宗周围并获得了哲宗被废弃的遗孀孟皇后的认可。北宋前期宋真宗继位时,官员在继承人人选上和皇帝的遗孀李皇后有冲突。在宋光宗和宋宁宗皇位递嬗的过程中,官员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更换了继承人——官员如赵汝愚、史弥远更是操控了整个皇位继承的过程。

 

五、总结

讲座最后,伊沛霞教授总结了宋代政治文化语境下皇位继承的几个特征。首先,在宋代整体的政治氛围下,大多数人愿意做问题的解决者而非破坏既有政治规则与秩序的人。他们愿意通力合作去达成政治目标,且处理问题的方式较有弹性,比如既防范宦官过度干政又让他们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次,宋朝皇室在保护公众形象方面做得比较好,皇位的继承中未产生特别大的冲突。再次,皇位的继承形式比较多样,包括:继承人收养制、弟袭兄位以及直接传给儿子。通过对比成熟的民主体制,伊沛霞教授提出了“成熟帝制”的概念。她认为,“成熟帝制”表现在当皇位已有人选时,大家便接受这个结果而不再去竞争,以求得王朝的稳定。至于皇族,由于他们并不住在皇宫内,便也远离了政治中心,权力非常有限。

 

伊沛霞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宋朝的例子是否能解释中国古代王朝得以持续稳定地运行?她认为,宋朝的政治有诸多特点:首先,不同群体与利益集团尽管权力大小不尽相同,但都愿意通力协作以达到同一个政治目的;其次,皇族血脉延续,后嗣众多,且民众普遍希望王朝持续。伊沛霞教授引用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著作《儒法国家》。她对其提出的“儒教作为政治话语的外衣,而法家作为内核,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始终维持稳定的弹性”这一论点持保留意见。她认为,宋代在皇位继承中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法家的内核。

 

评议环节,刘静贞教授指出,皇位继承是整个皇帝制度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伊沛霞教授的讲座给了我们一个考察宋代皇位继承的宏观视角,并提出“皇位竞争的失败者愿意接受既有结果”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刘静贞教授在讲座现场

 

提问环节,陆扬教授提出了一个猜想:他认为皇位的继承自晚唐始就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宋。这个皇位制度化过程注重于保持政治稳定而不是遴选最为合适的继任者。但由于晚唐时期,宦官逐渐把持朝政,所以这个制度化的过程在那时并没有成功。而晚唐把持朝政的宦官其实也希望皇位能够安稳传递,而不是像唐早期那样充斥着争夺与暴力。宋代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将这个制度化过程内化了,即所有人都对这种政治文化表示认可。伊沛霞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并特别指出参与到宋代政治的女性也对这种政治文化表示认同。以权高位重的高皇后为例,她也愿意和拥有共同政治目标的男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