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47

2019年10月2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塑造人民：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Forging the People: Machiavelli, Michelangelo）。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荣休教授、“微观史”进路代表学者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主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章永乐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评议。

首先，章永乐教授代表文研院对金兹堡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金兹堡教授的“微观史”研究与学术经历。随后，金兹堡教授发表演讲。

金兹堡教授演讲的核心观点在于，在16世纪的意大利，存在一种流行观念——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都被视为“disegno”。这个词包含绘画、设计、计划多种含义，它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政治家创建共和国与艺术家创作雕像被视为具有深刻的共同性。由于共享了这种观念，马基雅维利和米开朗基罗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留下了大量的隐喻（metaphor）。这场演讲将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现文本证据与视觉证据之间的微妙互动。

金兹堡教授的这项研究，缘起于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引用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两段话。在其中一段引文中，布克哈特提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类人物——雇佣军首领（即condottieri，单数为condottiere）。他们是一群令人生畏的、蔑视一切道德准则约束的恶棍。得益于家学熏陶，金兹堡教授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了如指掌，他向听众展示了一个著名的雇佣军首领雕像——巴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

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抱有一种暧昧的态度。在他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罪恶（vice）与伟大（greatness）的奇妙混合，而雇佣军首领就是这一时代特质的集中体现。对此，布克哈特既着迷，又憎恶。他在另一段文字中指出，米开朗基罗奠定了现代艺术的基本要素，他不受外部限制的创造力，已经展现了未来三个世纪艺术的基本特征——主体性（subjectivity）。

但在布克哈特那里，Kunst/art并不仅仅指艺术，它的核心含义是“人为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国家，就像艺术品一样，也是人为的产物。由此，金兹堡认为，布克哈特的这两段话暗示了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某种联系——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像艺术家创作艺术品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不过，金兹堡教授提醒听众，布克哈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观念，是一个19世纪的后来者将自己时代的观念投射到16世纪意大利的客位（etic）视角，是一种时代错置（anachronism）。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主位（emic）视角，历史行动者又是如何自我表述的呢？

随后，金兹堡引用了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基雅维利使用了一个隐喻。他说，一块未经加工的大理石，反而比一块拙劣雕刻过的大理石更容易雕琢成型。这段话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庭院里一直放着一块巨石。1463-1464年，一位艺术家开始雕刻这块巨石。但他的技艺十分拙劣，半途而废。将近四十年后，米开朗基罗受邀雕刻一尊大卫王的像，于是他重新处理这块巨石。三年后，他完成了工作，就是著名的大卫王雕像。

马基雅维利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使用过这个隐喻，意在表达，在那些淳朴的人民中创建共和国，要比在那些已经被文明腐蚀的人民中创建共和国容易得多。在这里，构成共和国的人民像艺术创作的材料大理石，而创建共和国的“新君主”则像雕刻大理石的艺术家。

金兹堡教授推测，米开朗基罗也知道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作品的借用，所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也使用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广为人知的“狮子-狐狸”比喻。1519年，美第奇家族的小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去世，米开朗基罗受命为他创作雕像。在完成的作品中，洛伦佐的左臂放在一个长盒之上，这个长盒的一端有一个兼具狮子和狐狸特征的动物头像。而这位小洛伦佐·美第奇，正是马基雅维利将自己的《君主论》献给的那位佛罗伦萨君主。如此多细节的关联，很难用巧合解释。

讲座结束后，汪晖教授发表评议。他对金兹堡教授的微观史研究进路进行总结，作出高度评价，并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塑造人民”的独特经历。他进而提出一个问题：时代错置（anachronism）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我们经常用熟悉的概念去理解不熟悉的现象，因而容易将自己的后见之明投射到先前时代的历史行动者身上。历史事件总是在不同主体的干预、参与之下发生的，而这些主体、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时空宇宙，具有各自的背景、时间观念，因此，后人重构的历史行动者之间的对话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时代错置。尽管在我们看来，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因而是同步的（synchronic），但这很可能高估了他们相互之间以及那个时代的同质性，同时又低估了他们相对于时代的独特性。例如，马基雅维利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天才，而天才完全有可能产生某些迥异于同时代其他人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他们纳入某一个显著的时代趋势，会不会反而拉平了他们呢？

对此，金兹堡教授进行回应。作为后来人，当我们探究历史时，会不可避免地从提出一些时代错置的问题开始。例如，我们经常会问，已成往事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客位（etic）视角出发的我们无法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主位（emic）视角。我们应该区分问题和答案，换言之，尽管我们从客位问题（etic questions）出发，但却完全有可能进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理解他们的问题意识、思考语境及其自我表述，从而抵达主位答案（emic answers）。而要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主位视角，我们必须考证文本、非文本等证据。正是这种无尽的对话与互动，使我们理解历史成为可能。

作为意大利贡献给世界的一位思想巨子，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经历了全球性的传播与接收（a global reception），很多国家的语言里都诞生了类似于 “马基雅维利式的”（Machiavellian）这样的形容词。但金兹堡教授认为，概括出一个总体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简化，因为马基雅维利比我们大多数时候理解的更复杂。任何概括的努力，都难免是强调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一部分要素，淡化甚至掩盖另一部分。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和戏剧《曼陀罗》（Mandragola）中都使用了决疑术（casuistry），一种源自中世纪的决定规则（norms）如何适用于例外（exceptions）情形的古老裁判技艺。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纳尔多（Bernardo di Niccolò Machiavelli）还写过一本书，提到自己的众多藏书。这些书都是马基雅维利成长过程中触手可及的知识资源，因而完全可能隐含了一些对进入其思想世界至关重要的细节。从这个线索，金兹堡教授发现，在贝尔纳多的藏书中，包括一位中世界作家撰写的关于决疑术的书。正是由于决疑术思维，我们在《君主论》中经常碰到这样的句式：“君主一般而言应该如何如何，然而……”——“规则”与“例外”是之谓也。如果我们只看见“例外”，就很容易形成马基雅维利是“邪恶/犬儒主义的教导者”（the advocate of evil/cynicism）的印象，但他的真实形象显然要比这复杂很多。

在金兹堡教授看来，“规则”与“例外”的存在容易滑向政治的悲剧一面，因为它们很可能被误用。他举了墨索里尼对马基雅维利的简化和挪用（appropriation）。在墨索里尼的时代，新的政治现象出现，那就是“大众”（the mass/la massa）。这个词既指物质（matter），又指人群的集合体，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艺术”之间的联系遥相呼应。但墨索里尼高度简化了马基雅维利，他将后者的全部教导总结成一句话：“像艺术家那样统治大众/材料（the mass）。”进而服务于自己操纵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的目的——尽管简化与挪用也反过来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生命力。金兹堡教授追问的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可以直达普通民众，会不会再现像墨索里尼那样试图利用互联网操纵民众的人呢？

最后，金兹堡教授回应了在场听众的若干问题，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