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生命”系列
2021年3月19日晚，“叩问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视角”系列讲座第五场、“北大文研讲座”第19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物种之间：一个与其他”。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以下为讲座回放视频和文字纪要。
物种之间——一个与其他
讲座伊始，吕植教授即指出，题目中的“一个与其他”指的是作为独特的“一个”物种——人类与其他所有物种之间的关系。生物学对物种之间关系的概念定义包括互利、互惠、互害（比如竞争、捕食）、寄生，以及共栖（比如某种生物寄生于其他生物但对后者没有影响的关系）。沿着“保护”与“共生”的主题，吕植教授从宏观和微观、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讲述了从事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20余年来对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观察与体悟。
回溯生命出现在地球上四十亿年以来的历史，无数的类群演化、发展，人类也出现在生命树上并不瞩目的角落。曾有人比喻，如果将生命的历史看作一年的话，智人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午夜前的最后二十分钟。但自从这个物种出现以后，尤其是七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扩张至各个大陆，深刻的影响由此产生。起初，各个大陆的大型动物因人类的捕猎活动而逐渐消失。随后，农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开垦活动永久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口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剧增。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工业化之后，人类社会经济之增长与地球生态环境之退化、生物多样性之减少同步。有地质学家指出，在人类对地球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下，或许我们应当称如今的时代为“人类纪”。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显现着人类活动的影响。
图 1 生命的历程与人类的出现
已有研究表明，自史前以来，人类的活动发展一直伴随着自然的衰退。根据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与研究预估情况相比，自然生态系统平均衰退了47%；在得到研究的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种群中，大约25%的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生态学领域“群落”的概念定义了生存在一起并与一定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所有生物，群落内部包含物种之间的结构，群落的完整性包括不同物种的组成、功能等属性，陆地上生物群落的完整性下降了23%。在人类资源获取和栖息地破碎化的双重威胁下，全球野生哺乳动物生物量快速下降了82%，脊椎动物的丰度指标也自1970年代以来迅速下降。整体而言，过去五十年间自然环境呈现出全面衰退趋势。自然的退化不仅影响动物和植物种群，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报告特别指出，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指定的生存指标中有72%的自然要素持续恶化。经验显示，保有土著居民的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水平相比各地区平均水平更高。一方面，原住民社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留有保护自然的土著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原住民社区更为深重地依赖着自然资源，其生存将受到生态系统退化显著的影响。
评估报告进一步显示了目前对造成陆地、淡水、海洋自然环境退化的人为原因分析，各项影响因素中，土地或者海洋的用途的改变和对资源的直接利用最为显著——如开垦林地为农田、渔猎采伐等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直接移除或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及自然资源。除此之外，人类行为引致的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等问题也是造成自然环境退化的三个主要原因。
随着人口增长与人类文化发展需求的提高，对能源的消耗、土地的利用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不断加剧。经济技术的增长延伸了人类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地等资源的利用强度。人类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对庞大的资源利用体系进行可持续的管理，否则将引致由资源而起的多种冲突，例如COVID-19这样的全球性流行病病。吕植教授强调，除了人口增长，价值观念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也同样影响着野生动物的生存、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认识到，根本而言，人类依靠着自然生存，忽视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实际上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的根基。
早在2005年，联合国发布的《千年生态评估》中就第一次系统评估了其他生命对人类的益处，包括直接的物质供给服务，对气候、水源的调节，对文化的促进等。2019年全球GDP为88万亿美元，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做出评估，这其中超过50%直接依赖于自然和生态系统，建筑行业、农业、食品饮料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业，其发展与自然保护水平紧密相联。如今其他物种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样威胁着人类的经济发展。生态危机并非只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而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风险。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重大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被列为世界面临的第三大威胁，全球风险认知已经从政治经济转向气候与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问题已在可能性和影响两个层面成为重大全球风险。
从健康的角度，更多研究证实，人类的健康水平与自然环境及生物的多样性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学术上用“Holobiont”一词描述某一个生物作为宿主和共生的微生物菌群构成的整体，微生物或给宿主提供各类生存服务。例如人类体内肠道内部的微生物，影响着人体免疫、内分泌系统，甚至是情绪、精神等。而微生物不断与环境互动，每个人生存的环境不同，能获得的微生物亦不同，环境的多样性保证了微生物的多样性。研究表明，如果人类的肠道菌过于单一，免疫力会受很大影响，比如针对过敏症患者群体的研究就发现其肠道微生物群落通常较为简单。
为了扭转自然环境不断衰退的局面，人类社会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1992年通过的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联合国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2050年的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设立至今，历次目标都没能成功实现。至此，究其原因，是需要在自然与环境的保护及人与自然共生领域采取革命性、实质性的改变。
接下来，吕植教授从微观角度，列举其数年动物保护实践工作中的三个典型实例，从积极的成果出发，探讨人与自然共生的可能性。第一个案例是在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开展的野生大熊猫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工作。吕植教授的熊猫保护工作发起于1998年。作为大型野生哺乳类动物，大熊猫的生存繁衍对栖息地的完整性要求很高，而当时当地居民的生计发展对林木采伐依赖程度很高。保护野生大熊猫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到能够代替伐木这一快速且量大的生计来源。1998年全国性洪灾过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天然林禁伐、限伐的决定。2000年,天然林保护工程正式实施。大熊猫的栖息地也随之得到了保护。这是当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对采伐等人的发展因素产生的阻力做出的工作。但没想到的是，禁止采伐十年后，2008年吕植教授及其团队重新评估平武县的熊猫栖息地，发现仍面临着同样的困局，人类发展的影响持续影响着生物的栖息地：采伐停止了，水坝的修建、公路的修建、城镇化的进程等都仍在发生，地方居民仍然需要通过畜牧、放牧等其他依赖自然资源的方式增加收入。总体而言，在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博弈中，熊猫的栖息地的破碎化至今仍在继续，当地野生熊猫保护区的建立对熊猫进行了保护，但也难以避免种群之间割裂加剧的后果。
2009年，吕植教授及其创建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平武县关坝村合作，通过养蜂产蜜寻求生态友好的生计，寻求平武当地居民经济发展与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的博弈平衡点。中华蜂取食熊猫栖息地野生百花蜜，为植物提供授粉服务，获得的收入逐渐替代放牧、打猎等自然破坏性的生产方式，还促进了村民对于森林价值的认识。关坝村当地的年轻人也受到吸引返乡，村民在县乡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关坝保护小区和村民自己的NGO，开展了一系列保护野生动物和森林的活动，赢得了政府的补贴，也吸引了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企业对他们的资金支持。这些年关坝的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现在他们又提出把村子变成生态旅游和自然与乡村体验目的地的想法。他们展现的是一个不断迭代的对良好生活的想象。关坝的例子也影响着周边的很多村子。
或许大熊猫的保护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那么来自北京大学校园的案例，也许能很好地体现一般的城市居民与生物多样性可能的关系。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原为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买下后邀请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规划设计校园内建筑。墨菲精心设计了中式园林，将人类使用和活动的区域和自然的山水镶嵌在一起。同时，园林由当时燕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教授设计，他从北京本土搜集了3万棵植物种植或移栽到燕大校园内，重现了以本土物种为主体的华北平原森林湿地的基本组成，是一个丰富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
图 3 1945年的燕园
图 4 2005年的燕园
得益于保存完整的生态环境，北大校园目前成为了观鸟胜地。全中国共计约1400种鸟类，而在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并有5万人日常起居活动的北大校园内就记录到220种鸟类，还有小型的哺乳类、两栖爬行类等动物。2018年校长办公会通过成立了北京大学校园自然保护小区，成为了在城市中营造自然环境、保护其他物种的成功范例。随着“自然北京”等城市再野化项目的推进，北京市的绿地覆盖率目前达到了45%，更有500多种鸟类生存，体现出城市中的人类和鸟类等其他动物是有和谐相处的可能的。吕植教授指出，人类喜欢的生存环境本身也是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人类建立了城市，其他需要更多生存空间的动物也就消失了。鸟类往往因为需要的空间小而得以保留，但如果要留住鸟类，还应当阻止人类滥用杀虫剂的行为，否则会破坏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结构。在城市社区中，人类对其他物种生存容忍度的高低，决定了更多物种生存空间的多少。
图 5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小区管理示图
最后一个案例中，吕植教授通过讲述三江源地区雪豹保护工作的经历，探讨了高原环境下人和动物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共存的问题。之前所谈及的野生大熊猫深受人们的喜爱，鸟类也与人类生存的矛盾关系不明显，但在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生存资源紧缺，猛兽和人在生存上有较为紧张的竞争关系。这类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必然是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接下来，吕植教授从自然与文化经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三江源地区的生物完整性非常高，超过三十种食肉野生动物在此生活，其中包括西藏棕熊、雪豹、狼等，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已经难以看到的大量成群的大型有蹄动物。相比非洲的大规模食肉动物种群，三江源地区的食肉动物种类更加丰富，这说明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仍然保持较好。另一方面，除了当地人口较少，青藏高原地区的佛教文化传承也是影响野生动物保护十分重要的因素。佛教文化中强调的众生平等、敬畏生命等价值，引导当地牧民自发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神山圣湖，禁止过度的开采和人类生活行为影响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衍生息。在不同的地区从事动物保护事业的过程中，吕植教授发现，价值观渗透于当地住民对野生动物的观念与行为中。与她之前进行熊猫保护工作时的经验不同，三江源的藏族原住民从不质疑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牧民的利益也被野生动物保护者重视，不应由牧民承担因野生动物造成的家畜损失。造成吕植教授及其团队就此尝试建立由村民管理的专项保险，对牧民受雪豹等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吃掉的家畜进行经济补贴，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程中的公平性原则。
吕植教授及其团队自2005年开始在三江源地区推进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社区文化、经济发展的共赢，长期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也获得了回报。2015年国家公园成立之际，因为当地原住民自发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做法，因此国家公园决定在公园内的当地居民每一户聘用一位公益管护员从事保护与监测，由国家公园提供薪酬。在澜沧江源，一部分牧民监测员在接受野生动物保护、监测等相关培训后，因为熟知当地特有的雪豹、岩羊等动物习性成为导赏员，组织村民合作社，通过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高端自然体验活动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村民自发商定了自然体验收入的集体分配机制，全村21户导游所获收入统一分配：45%由21户各户自留，另外45%交给村集体作为公共资产支付老年人的养老保险等福利支出，剩余10%成为村保护基金，用于补贴因野生动物活动而经济受损的家庭。
城市化的进程不光是在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发生，偏远的三江源也在发生。许多牧民进入城市后仍然没有生活来源，依旧依靠草场，就造成了草场繁衍的巨大压力。而草场如果一旦退化，依附于上的包括家养牛羊、野生动物等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连锁反应的影响，包括作为水源对下游的影响。目前三江源的畜牧业除了满足当地人自用的需求外，也起到维护草地的生态功能，同时也起到满足游牧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需求，除个别地区外，目前的经济收入很有限。
图 6 2000年至今草场生态发展变化（红色部分示意草地生物量变差）
基于澜沧江源的案例，吕植教授就三江源的经验思考着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能够让出一部分家养牲畜的生存空间使野生动物的种群得以扩展，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野生动物种群保护的基础上，参考非洲、云南盈江等地的成功经验，发展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景观和野生动物的高端生态旅游，也许能够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产业，让牧民从保护中受益。这是从输血式的生态保护到当地自身造血式的基于生态的发展之间的转型。
解读以上几个案例，不难发现其背后有政府在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市场的培育和认可、企业在经济升级层面的扶持，以及NGO组织对当地居民的理念与能力的培养。社区本身有独特的治理结构，居民个人有文化的价值取向，最终引致特定行为的改变。无论通过政策要求、引导还是经济的鼓励机制，最终所指向的都是由价值观的转变促进行为的转变。
“2030年能否扭转自然发展水平下降的颓势？”面对这个问题，吕植教授认为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停止造成这一趋势的直接驱动力。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自然保护领域的工作突破迫在眉睫。进一步而言，土地利用的改变、直接的资源的利用等环节都关涉人类的食物系统。例如，全球大量的农田用于种植饲养畜牧业所需的大豆、玉米等饲料原料，牛羊生长过程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对自然生态环境依赖程度严重。即便不应极端地禁止人类对肉食的需求，也应当认识到肉食产品的供应链对于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及生产、生活、消费和供应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如果说人类对于自然的各项需求（例如食肉这一项要求）能够适度有所降低的话，或许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能显著下降。
最后，吕植教授总结道，“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彻底、从根本上改变，不仅是感情价值层面的改变，更是对人类的做法产生的影响进行根本地改变。如果熊猫代表了“一个和其他”中的“其他”的话，人类已经尝试将自身加之于其的负面的关系转为正面的，这是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毕竟无论有多少生命，人类与其他物种都共同生活在唯一的地球上。到现在为止，第二颗能让人居住的星球尚未被发现，共生是必须完成的使命。人类能力强，责任就大；这项责任并非只属于政府或保护机构，而实际上在每个人的肩头。
讲座结束后，王铭铭教授与吕植教授就多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的社会实验方法进行了交流，并由此联想到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江苏吴江等地所做的乡村工业研究实验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之相似性。同时，王铭铭教授指出了自然保护工作的“务实”特质，从对人类学专业“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出发，提倡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学科融合在自然保护和地区发展领域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现场提问部分，吕植教授与观众进行热切交流，就关坝村的村民增收项目可持续化运营、野生动物保护的融学科研究与实务创新、生态保护体系的制度性变革可能等多个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线上直播间提出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回应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