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斗成受邀在考古文博学院作“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石窟）艺术”系列讲座（共四讲）。以下分别为第一、二讲"印度、新疆"和"河西走廊"的纪要。
第一讲
印度、新疆
杜斗城教授讲话风趣幽默，刚上台就说：“我不会讲普通话，让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为难了，请大家见谅！”杜教授此语一出，在座的师生被逗得哈哈大笑，讲座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一、学术背景及相关研究介绍
杜斗城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背景。杜教授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在兰州大学创建了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长期从事考古学与敦煌学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完成《河西佛教史》《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正史佛教资料类编》《杜撰集》等著作。
杜斗城《河西佛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二、佛教考古的科学发展历程
杜教授谈到考古学在国内的建立与发展，起初只有北京大学等几所学校设立了考古学专业，考古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历经数十年的积累，国内许多高校纷纷开办考古学专业，考古学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考古学专业也进一步细分出研究领域，佛教考古就是其中一支。佛教考古是以石窟寺、壁画、塑像等佛教题材的遗存为研究对象，结合佛经等文献资料探讨佛教的发展与流变。杜斗城教授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史及早期石窟的研究尤其深入。同时，杜斗城教授提到在佛教考古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阎文儒和宿白两位老先生，他们对石窟寺艺术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极其重要，他们的著作如《中国石窟艺术总论》《麦积山石窟》《中国石窟寺研究》等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当前的研究依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宿白先生带领学生调查云冈石窟
三、佛教起源、传入
及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分布
接下来，杜斗城教授讲解了佛教起源的相关知识，佛教起源于天竺，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时期所建的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本土第一座佛教寺院。杜教授对“佛本生故事”“经变图”“佛教史迹图”等基本概念进行了阐释。“佛本生故事”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释迦牟尼成佛前，历经无数次转生，在每次转生中行善积德，最终成佛。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
敦煌莫高窟254窟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
敦煌莫高窟428窟
杜教授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分布及保存概况。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带的甘肃是全国石窟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自西向东分布着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寺等，其他规模较小的石窟或石窟群更是星罗棋布在甘肃广阔的山岭之间。
甘肃省主要石窟分布图
炳灵寺石窟
北石窟寺
杜教授提到国内当前对“四大石窟”的不同观点，“三大石窟”已有定论，即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但是关于“第四大石窟”的归属，到底是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是新疆克孜尔石窟或者重庆大足石刻目前仍有分歧。
四、佛法传播与建塔活动的兴起
杜斗城教授从“佛陀脚印”（公元1世纪，现藏日本东京善养密寺）为切入点，介绍了“法轮”的缘起及“佛”“法”“僧”三宝的涵义，“说法”向“因缘”的转变带来的僧团规模的扩张。
佛陀脚印
公元1世纪，现藏日本东京善养密寺
杜教授由印度中央邦的桑奇大塔展开讲解了佛塔的起源，进而提到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相关问题，认为隋文帝崇奉佛教与其他帝王有很大的不同，隋文帝选择了阿育王为其榜样，在全国大规模地分舍利建塔，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即隋文帝用不光彩的手段夺取了北周政权，违反了儒家鼓吹的“三纲五常”原则，而佛教中鼓吹的阿育王原来实际上是一个杀父害母、屠杀兄弟的暴君，但后来却“放下屠刀”，成为了一个“弘法护佛”的转轮王。
桑奇大塔
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初
五、犍陀罗式造像与秣菟罗式造像的区别
杜斗城教授通过对几尊佛立像、佛坐像的对比，讲解了犍陀罗式造像和秣菟罗式造像的区别：犍陀罗式造像多着通肩式袈裟，衣服褶皱厚重粗犷；而秣菟罗式造像继承了印度的薄衣贴体的特征，两种风格对比强烈。
犍陀罗式造像
秣菟罗式造像
杜教授为大家讲解了佛像与菩萨像在造型、衣着与配饰等方面的区别。杜教授提到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炸毁前后的对比，这座大佛是犍陀罗艺术的经典作品，中国古代高僧法显和玄奘曾经在各自的论著《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对其做过详尽的描述，这处历经千年风雨而不倒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不幸被人为毁坏，山崖下只剩佛像残骸和碎石黄土。杜教授说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被毁坏令人十分惋惜。
六、译经对佛教在中国传播产生的影响
最后，杜斗城教授简要介绍了义净、不空、真谛、玄奘等高僧的译经活动，并重点介绍了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父亲出身天竺贵族，鸠摩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先后在罽宾、莎车等西域国家学习佛法，成为一代高僧，名声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前秦苻坚崇佛，甚至为了鸠摩罗什先后攻灭焉耆和龟兹。淝水之战苻坚战败后，前秦大将吕光割据凉州，将鸠摩罗什劫掠至凉州，并在此滞留十六年之久。后秦姚兴攻伐后凉，亲自迎奉鸠摩罗什入长安，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经场，此后在长安主持译经和说法十余年，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讲
河西走廊
讲座伊始，杜老师带大家回顾了上一节课程的主要内容：佛教造像产生之前，信徒们礼拜的对象是足印、舍利塔等佛的象征物。随着造像艺术的诞生，印度出现了两种影响深远的造像风格——犍陀罗风格和秣图罗风格。印度的佛教造像与绘画艺术经过中亚传播到我国的新疆地区，形成了以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吐峪沟石窟等为代表的新疆佛教石窟艺术。
接下来进入本场讲座的主体内容，按照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新疆石窟与大乘佛教、甘肃石窟及其造像特征。
一、新疆石窟与大乘佛教
菱格故事画是新疆（尤其是龟兹）地区石窟壁画的典型特征之一，整幅画面被许多整齐排列的菱形格划分成一个个单元，每个单元中都绘制佛本生故事，即讲述释迦牟尼前生种种事迹的故事，其目的是劝导信徒弃恶从善。这些故事大多都出自《贤愚经》，杜斗城老师编著的《〈贤愚经〉译注》可以作为参考读物。
杜老师透过菱格故事画，剖析了故事画背后的佛教修行方法，并深入探讨了大乘佛教在新疆和内地的传播情况。
1.壁画中体现的修行方法
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第63窟的壁面绘制了一幅典型的菱格本生故事画——舍身饲虎图。
库木吐喇63窟舍身饲虎图
舍身饲虎的故事出自《贤愚经·卷一》中的“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故事内容是：
印度宝典国的三位太子到山中打猎，遇到一只带着幼虎的母虎，这只母虎已经几乎饿死，正欲吃掉自己的幼崽。三太子萨埵十分不忍，便将两个兄弟支开，自己躺在母虎面前让虎啖食。然而母虎太过虚弱，已经无力撕咬他的身体，于是萨埵用木棍刺伤自己，让母虎饮血。母虎饮血之后恢复力气，和幼崽一起吃尽了萨埵身上的肉。后来二位哥哥和国王、王后寻到萨埵的尸身，抱着尸骨痛哭，又修建灵塔供养萨埵的遗骨。这位萨埵太子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他为了挽救老虎的性命而甘愿牺牲自己，为后世成佛积累了功德。
库木吐喇第63窟中的画面表现的就是亲人为萨埵痛哭的画面，而舍身饲虎的故事除了劝人向善之外，还传达了一个佛教修行的重要方法——“布施”。
大乘佛教认为，修行的方法有六条，称为“大乘六度”。杜老师以舍身饲虎图为引，详细介绍了“大乘六度”的内容：
①布施度。布施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指把钱财施给佛教或者需要钱财的人，法施指通过说法来开解迷惑之人，无畏施则指令众生身心安稳，不生一切恐惧。萨埵舍身饲虎就是无畏施的代表。
②持戒度。戒律是佛教徒需要遵守佛教的纪律，可以概括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佛教认为持戒是帮助僧众走向解脱的手段，随着僧团的扩大，戒律中又逐渐细分出了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细化的规则。
③忍辱度。人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他人的侮辱，佛教认为不管这种侮辱是他人有意或无意，都需要忍耐。此外，大自然也会加害于人，带来风霜雨雪，这种情况也需要忍耐。《金刚经》中讲，“一切法得成于忍。”即修行的成功来源于忍耐。这与我们中国传统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韩信受胯下之辱”等有共通之处。
④精进度。精进指人要时时刻刻地努力，不仅要度己，也要尽力度他，不得懈怠。《法华经》中有“常精进菩萨”，即菩萨为了度脱他人而不停地努力，成为了“精进”修行的代表。
⑤禅定度。禅定指摒弃妄念，将分散浮躁的杂念排除，一心修禅。魏晋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崇尚修禅，有“南义北禅”之说，因此北方修建了大量用于禅观的石窟，信众在石窟中可以观、念、想佛，从而更好地禅修。
⑥般若度。般若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真智慧”。所谓“真智慧”，指的是自性中的智慧，而非后天学习得来的。不同于世间的聪明才智，“真智慧”生而具有，蕴藏在人的本性中，可以通过禅定来启发。
2.大乘佛教在新疆和内地的传播
我们在新疆的壁画中可以找到不少与“大乘六度”相关的内容，但大乘佛教在新疆诸地却并没有占据强势的地位。法显、玄奘等高僧在途径西域诸国时，都记录了这里崇信小乘的情况。而我们知道，大乘佛教从印度起源之后，经过西域、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那么大乘佛教为什么在西域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在内地大为兴盛呢？
杜斗城老师认为，大乘佛教经过了新疆却未兴盛，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地理与政治环境有密切关联：地理环境上，新疆虽然地域广袤，号称有“西域三十六国”，但人口都聚居于绿洲地带，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型城市。当时的龟兹虽已是大国，但也仅有五六万人口，而且文字的普及率不高。这种地理环境带来的文化面貌表现为数个星罗棋布的小文化圈，不利于形成有规模的哲学体系，给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大乘佛教的传播带来了困难。
龟兹古城遗址
政治环境上，龟兹等国家当时实行农奴制度，等级制度非常森严，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似。统治阶层不希望平民、农奴和自己平等，因此倡导人人平等、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在龟兹没有生存的土壤。而中国内地早有“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与大乘佛教不谋而合，因此大乘佛教的思想在内地顺利地生根发芽。
这个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二、甘肃石窟及其造像特征
甘肃石窟是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又一片宝地，现在甘肃省境内仅保存较好、有一定规模的石窟就有40余处。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石窟、天梯山石窟、木塔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著名的石窟遗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杜老师从分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造像特征两方面介绍甘肃石窟的情况。
1.甘肃石窟的分区
杜斗城老师把甘肃地区的石窟划分为三个区域：河西走廊区、陇中陇南区、陇东区。
河西走廊区指武威向东乌鞘岭以西至敦煌的区域，这一区域的石窟造像的典型特征是“石胎泥塑”，也就是用石块雕造出大体形态，再用泥来塑造细节。这种造像方式产生的原因是，河西走廊区的石质以砂砾岩为主，质地粗糙，无法雕刻出造像的细部形态，因此需要用泥塑来解决这个问题。河西走廊区的代表性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等。
榆林窟外观
陇中陇南区指兰州北部和兰州东南部的地区，这一地区依据石质的不同，既存在石胎泥塑的造像，也存在石雕造像。陇中陇南区的代表性石窟有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陇东区指至陇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地区石质较好，石窟中基本都采用石雕造像。陇东区的代表性石窟有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等。
2.甘肃石窟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造像特征
十六国北朝时，甘肃地区佛教造像的主要题材有：单尊佛像、释迦多宝对坐、维摩文殊对坐、弥勒菩萨、一佛二弟子、七佛等。
杜老师主要介绍了释迦多宝对坐像、弥勒菩萨像两种流行的题材。
①弥勒菩萨像。以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十六国北凉时期）为例，该窟坐西朝东，正壁主尊为一身交脚菩萨，台座两侧各有一只蹲狮。主尊菩萨高大雄健、面容圆润，身着花冠、璎珞、薄裙等组成的菩萨装。
莫高窟第275窟
这尊造像是典型的十六国北朝时期弥勒菩萨像，辨识的特征主要是交脚坐姿与菩萨装。弥勒是“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中的“未来佛”，是释迦牟尼灭度后在世的佛。但释迦灭度时，弥勒尚未修成佛果，因此称为弥勒菩萨，着菩萨装。交脚的坐姿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弥勒具有代表性的姿态。而随着《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流传，在“弥勒成佛”观念的影响下，身着佛装的弥勒造像也逐渐增多，坐姿也变为以倚坐（善跏趺坐）为主。到了五代时期，有一名为契此的和尚在民间影响甚广，他大腹便便、背一布袋，被称为“布袋和尚”，又被认为是弥勒化身，于是手持布袋的“大肚弥勒”形象开始在后世广为流行。
图四：不同形态的弥勒造像
②释迦多宝对坐像。以莫高窟第259窟（北魏时期）为例，该窟坐西朝东，西壁正龛内雕刻释迦多宝并坐像，二佛面相圆润，身材匀称，均着袒右袈裟与僧祇支，半跏趺坐。
莫高窟第259窟释迦多宝对坐像
释迦多宝对坐源于《法华经·卷四》中的“宝塔品”。经文中称，释迦牟尼在灵鹫山说《法华经》，从地下涌出一座宝塔，多宝佛在塔中出大音声，证明释迦佛所说真实不虚，并且与释迦佛分半座。北朝时期法华信仰盛行，释迦多宝对坐像也随之大为流行，在石窟、造像碑、造像塔、单体龛像中都十分常见。而到了北朝晚期，这一题材已比较罕见。
此外，杜斗城老师还对石窟中的中心柱、覆斗顶、仿木结构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带领同学观看北朝至隋唐的典型石窟，分析造像与壁画的同时，简单说明了敦煌壁画中“小”字脸、晕染法等美术特征。
莫高窟第254窟“尸毗王割肉贸鸽”壁画
早期壁画主要采用西域式晕染法，沿人物轮廓线由浓到淡晕染，在鼻梁、眉棱等处先以白色打底，以表现高光。
但由于变色，现在轮廓线部分均已变黑，而白色的底色却保存下来，形成了“小” 字脸的效果。
最后，杜斗城老师总结本堂讲座的主要内容，并强调深层次思考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在进行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时候，不要停留在对石窟的外部形态、佛像的造像特征的表层观察，而要进一步思考这些形态与特征产生的原因。石窟寺考古的研究中，编写报告、描写遗址和遗物是第一步，下一步需要考虑其为什么出现或流行于这个时代，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要透过石窟看到石窟背后的思想与文化、人群与社会。
杜老师板书场景
本场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下一场讲座，杜老师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丝绸之路上佛教石窟艺术的精彩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