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2日晚上，“北大文研讲座”第24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晚清西学东渐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刘清华与谈。本场讲座为“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活动之一。
周伟驰老师长期从事基督教思想的研究工作，逐渐对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西学来源等问题产生兴趣。中国近代是一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发生化学反应的时代。而翻译作品，是开眼看世界者、维新士人、革命党人与西学发生联系的重要途径。周伟驰老师希望通过讨论中国近代思想与西方译介著作的内在联系，透视近代的思想的产生过程。近年来，来华传教士翻译的相关文献不断电子化，为开展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文献的责任者与文献本身的影响力有大小之别，但这些译作作为西学东渐时代的产物，无一例外地具备作为历史研究材料的价值。
根据翻译活动的方式，晚清的西学翻译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战前留学运动尚未兴起，系统学习外文的人数有限，西学翻译以译述为主，此一阶段可称为“译述时期”。甲午战后前往日本留学成为一时风尚，西学翻译进入“转译时期”。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西学风头无两，明治时期由日本学者创制的对译西方名词的“和制汉词”大量进入中文，有很多取代了“译述”阶段的译法，成为今天我们仍然在应用的主流译词。
晚清传教士林乐知和中国译者在一起合影
而若按照翻译活动集中的地域来分类，则可将晚清西学东渐的思想来源分为“南洋西学”（1807-1843）、“大陆西学”（1843-1898/1911）和”东洋西学”（1898-1911）。“南洋西学”与“大陆西学”时代，传教士是译介西籍的主力。传教士译介的文献以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基本纲领，其译介的历史、地理、天文著作往往杂糅宗教观念，如自然科学译著中的自然神论。“大陆西学”时期，西学传播以神学作为统筹，“东洋西学”时代则打破了这一限制。以梁启超东渡日本为标志性的开端，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学之中除神学之外尚有科学、哲学的传统。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神学、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不可化约，时至近代，孔德明确提出神学与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科学的时代即将来临。随着西学东渐，神学传统强力影响中国知识界。而从梁启超东渡至新文化运动蔚然大观的二十余年中，哲学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力量。1902年，梁启超在《尊孔非所以保教论》中提出以哲学、伦理而非宗教解读儒家思想，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说，彰显中国传统的自信。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等思想运动则使基督教在中国思想中的位置不断边缘化。
过往研究认为广州与澳门是早期西学东渐的中心，周伟驰老师则指出，由于清廷执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澳门被天主教国家葡萄牙控制，新教传教士在两地的活动受到限制，像马礼逊在广州的合法身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因此西学文献翻译与出版的中心主要是东南亚的马六甲（伦敦会英华书院）、新加坡（美部会坚夏书院）、槟城、巴达维亚（雅加达）、曼谷、雪兰坡（孟加拉）等地。1822年，马士曼等人在印度出版全套中文《圣经》，1823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中文《圣经》（时译为《神天圣书》）。由于双方依据的《新约》原本一致且出版时间接近，双方发生了“二马之争”。现存的诸多《圣经》反映了西方传教士中文水平的不断进步，马士曼对《创世纪》的翻译更堪称经典。
徐寿、徐建寅父子和华衡芳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南洋西学”的思想内涵表现出两大鲜明特点。一是政治译介的“以中释西”。郭实猎以孟子、荀子、管子的思想解读英美立宪、共和政体，融合中国政治理想与西方近代政治实践，成为近代士人“三代之治在西洋”的思想根源。二是中国异化史观。面对中国的传统宗教，早期来华传教士曾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如利玛窦曾提出“先儒后儒说”，认为春秋时期的原始儒家认识真神，但逐渐受到佛、道思想的污染而逐渐堕落。而新教传教士则尖锐批判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中国的思想信仰。
周伟驰老师多年来致力访求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文献，并以此为基础编订五口通商前基督教汉籍目录。目录显示，在现存的227种包括《圣经》（共43种）在内的汉籍中，出版于广州或澳门的只有27种，如小斯当东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梁发的《劝世良言》等。这些出版物中大部分为宗教文献，世俗类书籍占百分之十多，涉及医疗、贸易、社会习俗、各国历史等多个方面。马礼逊在其所译的《大英国人事略说》中首先反驳华夷之辩，并提出“新教文明中心论”；米怜在《生意公平聚益法》中传播诚信、公正、勤奋的新教伦理；麦都思留下不少著作批判南洋福建华侨中盛行的民间风俗与仪式，还完成了目前可见最早的一部比较史著作《东西史记和合》，记载中国古代、旧约古代和英国的历史；郭实猎不仅通过多本史学译著发挥新教文明论与自由史观，还传播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和自由贸易理论，替英国贸易张本；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文美国史，成为魏源的重要参考；罗孝全的基督教思想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传教士组织译述的文献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恩士、高大卫、吉德等。
京师同文馆
五口通商开始后，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进入通商口岸，并逐渐深入内地，“大陆西学”开始兴起。以江南制造局、同文馆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以益智会、广学会等为代表的宗教机构及社会团体等纷纷参与译述活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主要分为三派：救灵派、救世派和神力派。从教义的角度来说，救世派以寓意而非字面意思理解基督教经典，受后千禧年主义的影响，认定世界将朝着美好的方向节节高升。
这与启蒙运动、进步主义的主张一致。因此，救世派的传教士重视通过从事医疗、慈善、新闻各种社会事业来改造社会。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裨士、湛约翰、罗孝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这批传教士主持的宗教机构重视出版事业，为“大陆西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新教传教士为破除人们对风水、堪舆的迷信，翻译了一些西方天文学、地理学著作。
西方知识传播者的影响力在维新变法中达到顶峰，由救世派传教士组织的广学会对戊戌维新前的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梁启超曾担任广学会代表人物李提摩太的秘书。变法期间，康有为曾建言请李提摩太担任光绪帝顾问，维新派提倡亲英、美的外交政策。此外，戊戌变法时期北京《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文章大部分出自上海广学会，包括上海《万国公报》、李提摩太的著作（主要是《时事新论》）、林乐知和花之安等广学会成员的著作。梁启超、麦孟华完成的主要是编辑而非撰写工作。因此，与其说北京《万国公报》体现了康有为的思想,不如说康有为的思想是长期关注和阅读它们的产物，是广学会所编《万国公报》的一个汇总。
评议环节
线下会议现场
欧阳哲生老师认为，周伟驰老师组织整理的三辑《晚清西学丛书》对于学术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献学是研究思想史、文化史的基础，从事思想史研究必须注意文献工夫。欧阳老师还指出，“大陆西学”的重心仍是在通商口岸，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应注意与具体地域的结合。
周伟驰老师组织整理的《晚清西学丛书》
刘清华老师则强调，理解西学东渐的过程，应当增加对西教的认识。首先，中国历史文明的宗教维度值得关注。宗教与政治、社会、思想是相互贯通联系的，其次，全球史的研究对象为人的流动、物质的流动、思想文化的流动，而宗教恰恰是思想文化在不同地域间传播的动力。最后，东洋与西洋之间持续互动，近代的革命与宗教思想发展的脉络密切相关。从实践来看，天主教传教士与新教传教士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传承。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细读文本，发掘同一原始文本的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到讲座现场的还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冠勉老师和韩策老师。两位老师分别就如何通过殖民史视角透视西学东渐、“大陆西学”时代传教士译著的影响范围等问题与周伟驰老师展开精彩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