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30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5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商伟主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评议。本次讲座为“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系列活动之一。

商伟老师在《题写名胜》一书中谈到，胜迹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书写的产物，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并因此而成其为名胜。在此活动过程当中，文字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物质媒介，与毛笔的书写、版刻、拓印等技术手段密不可分。薛龙春老师以此为引，指出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最值得关注。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即便如此，他认为山林中的文字书写，仍旧是一种点缀。明代中后期，商旅活动中滋生的旅游风气带动地方风景的生产与图像化，各地都有大量的八景、十景、十二景、二十景、四十景、四十八景图，这种图像化也体现在其时出版的地方志中。差不多同时，山东地区的北朝摩崖刻石也开始为更多旅行者所关注，尽管宋人就已经注意到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并留下题名，但文人的到访与题刻在嘉靖、隆庆以来明显增多。基于此，薛龙春老师分“文字与山林”、“观览与阅读”两个部分展开讲述。

文字与山林

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游客沿着题铭攀登而上，仿佛是在一步步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但晚明的张岱却对这些题刻十分反感，指斥其“处处可厌”，“无一字堪入眼”。反而是岱顶的无字碑，让他最感清奇。薛龙春老师指出，明、清两代文人对山水的观看及山水中文字的理解有较大差异。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游山玩水（比如夜晚、冬日），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清代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遂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看不看碑成为新的区隔线。清中叶以后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

《岱麓访碑图册·开元磨崖碑》

[清] 黄易 绘

故宫博物院藏

薛龙春老师接着指出，与一般的碑刻相比，摩崖的特点在于不可移动，因而是真正嵌入自然山水之中的文字，与名胜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白谦慎老师所说，摩崖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联系，从而成为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于摩崖的研究，薛龙春老师首先介绍了两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旨趣，他们都运用了地理景观学的方法，将摩崖理解为景观的设计。

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在他看来，摩崖或摩崖群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空间，摩崖以书写文字为媒介，将地理地貌信息转化为包含有文学、意识形态和宗教意义的风景，实现了从空间到地点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space into place）。他自称所关心的不仅是语义内容与书法形式的意义，更是题刻如何通过所在地点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例如，他注意到唐玄宗《纪泰山铭》位置醒目，朝南，面积、字径较大，文字在刻制之后被涂成金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以形成3D光影效果，他认为唐玄宗利用石刻这一公共性媒介来宣扬统治的合法性。又如在对山东邹城铁山摩崖的阐释中，他认为佛经文字的刻写使这些地理位置变得神圣，《石颂》中“瑕丘东南，大岗山南岭之阳，前观邾峄峨峨，……却瞻岱岩巍巍”的句子，将铁山比拟于秦始皇封禅的峄山、泰山，显示了地理位置极强的选择性；而巨大刻石形成的视觉感受则好比无边的佛法奥义，其中渗透着“广大”的概念与宗教宇宙观，驱使着人们“往大处思考”。

唐玄宗《纪泰山铭》

唐开元十三年（725）

泰山大观峰

另一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似乎走得更远，他同样致力于解读摩崖与其周边环境、石刻所构成的意义空间。在对岗山石刻的研究中，他将岗山命名为“佛陀说法之山”，重点关注刻有经文的石头位置及其内容，强调刻经活动让岗山变成了一座新的摩罗耶山。他还将岗山刻经类比为基督受难之路：由于大多数信徒不能去耶路撒冷，在欧洲各地出现了替代性的复制品——基督主题公园，在路线设计上，也同样有14个站点。从此角度看，岗山刻经也是将印度楞伽城这一场所置换到了岗山。在另一项研究中，雷德侯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及其周边的名人题刻理解为“从佛教道场到文人场所”的转换。在他看来，明人在《金刚经》边上刊刻《大学》，万恭在此地建高山流水亭，李邦珍题刻“经正”，都显示了后世文人意欲排斥佛教的某种竞争。

然而，沿着两位学者的启发继续思考，薛龙春老师对上述一些说法产生了怀疑，比如，韩文彬引以为证据的《纪泰山铭》中“磨石壁，刻金记”，用以说明文字被涂成金色代表了皇权，但“金记”只是道书的代称，与金色无关，摩崖文字的着色很可能只是晚近吸引游客的行为；又如，岗山刻经每块石头的位置是否经过挑选与设计？一千多年来，石头是不是还在原先的位置上？如果不是，“环形坛场”的说法难以证实。在他看来，中国的金石学同样关注摩崖的物质性，但着力点与西方汉学大不一样。比如，为什么岗山摩崖的保存状况比铁山、葛山、泰山经石峪要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不同于树碑须严格选石，摩崖是就地取材（甚至是因陋就简），因而石头的质地、面积、打磨、技术、书刻成本等等都需要纳入考虑。如铁山摩崖、葛山摩崖，位置都不高，经石峪《金刚经》，其选址不到泰山半山腰，它们都位于平缓的石砰，且未经细致打磨，很可能当时也未经书丹，只是勾勒了点画的轮廓，这些都是为了节省成本。经石峪的上方甚至是一个瀑布的出口，水流长年浸漫经文。康有为称它们为北朝刻石中“圆笔”的代表，也没有注意到时间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大自然对文字样态的塑造。相反，岗山因石头大多直立，故剥蚀最少，便成了“方笔”的代表。这种研究取径更加关注题刻文字及书写形式本身，以及在时间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而不仅是其与环境的对话。换句话说，对于摩崖，我们不能仅从视觉观看的角度来讨论，整体环境景观的研究立场有其弊端。

北周，岗山摩崖石刻，山东邹城

（点击图片，查看文章“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访碑？27位学者一周走访山东两汉北朝碑刻的实录”）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书法，参与塑造了人文风景，但题刻与山林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任何强势的对话地位。另一方面，有些文字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万恭的高山流水，但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1797年春，黄易访碑岱麓，他在日记中并非仅仅关心碑刻，也关心“奇观”，一会儿看自然风光，一会儿看石刻，这种交替观看的模式说明，在中国人眼中，山水与金石是一种互相提示的关系，诚如聂鈫在《泰山道里记》中所称：“山水从金石中见，金石自山水中来。”

观览与阅读

随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观览与阅读”。薛龙春老师首先指出，就名胜与题刻的关系而言，题刻是联系历史的唯一物质性的存在。乾嘉以后，古碑上发现一个字乃至一个笔画都会让学者们感到兴奋。钱大昕题何元锡《涤碑图》中所说的“能于没字中寻字，始信今人胜昔人”，以及翁方纲对辨出《郭有道碑》中一字半画的执着，都反映了乾嘉时期文化精英们的认识。韩文彬在他的著作中批评清代金石学研究只关注拓本，而非石刻的物理环境及其物质性。但在薛龙春老师看来，正是清代文人的不断寻访与发现，题刻以及题刻的衍生物——拓本、访碑图等，共同构建了摩崖空间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金石学塑造了新的名胜。

与其他塑造名胜的媒介有所区别的是，题刻作为一种古代的文字遗迹，不仅需要观览，更需要阅读。无论是考证性还是鉴赏性的阅读，都涉及一个字乃至一个笔画的考释与辨识，而这显然无法当场完成，并且离不开拓本的仔细比勘。为此，就需要制作拓本，尤其是精拓本。研究者已经指出，拓本具有“即时即地性”（即原真性），故而不同于机械复制，这种手工复制品相对原作而言也具有权威性。作为“胜迹”的复制品或替代品，拓本进入研究与收藏领域，使得人们对风景不止于历史的沉思与文学的想象。比如黄易在1786年发现武梁祠后，就制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拓本。这些拓本的制作与流传将观看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促进了紫云山风景的形成，并进一步强化了名胜的人文意味。同时，拓本还提供给无法亲临现场的游客一个游览的机会，如翁方纲就曾借观黄易《嵩阙》拓本，悬之斋中，“日日与坐客谛观，咸谓如游嵩山”。薛龙春老师进一步阐明，拓本是一种兼具文本性与物质性的媒介。由碑刻到拓本，再到释文、图像化，最后进入金石志，摩崖题刻不断经典化，从而也提升了风景的内涵与知名度。因此有时即使碑没有了，只要拓片在，那个景点也就还在。

武梁祠画像拓本（局部）

[清] 黄易 鉴藏

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拓本，对风景的阅读还包括访碑行踪的视觉记录——访碑图。以黄易为伊秉绶所作“少室石阙”为例，翁方纲认为画中三人，手持拓纸者为自己，寻诗的二客则是黄易与伊秉绶。由此，访碑人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这些诉诸视觉的图画将观众引入了一个个具体的风景，不管该风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在看画的过程中，观众仿佛与访碑者一道崎岖于碑石之间。此外，有些访碑图并非黄易亲临其地所画，但也被认为是他的自我写真与形象投射。对此，曾蓝莹认为黄易此举是利用绘画，让远离山东的友人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参与碑刻的发现。薛龙春老师则更进一步提出，通过阅读与题跋这些画作，黄易的友人也参与了人文风景的塑造。

《嵩洛访碑图册·少室石阙》

[清] 黄易 绘

故宫博物院藏

他接着谈到，拓本与绘画对清代知识阶层视觉旨趣的塑造影响甚大，它们的流行表明，自清代中叶以来，学者的游览重点已由自然风光转移到文字，古代的文字本身就成为了景观。从此，游览山川时对金石文字的兴趣与关注与否，成为了区分旅游人群的新指标，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近代的旅游开发者。比如黄宾虹作《黄山析览》八篇，其中就有寻访黄山碑刻的内容，江振华则在他的点拨下开发黄山旅游；黄宾虹的另一位友人蒋希召是雁荡山旅游开发的先行者，生平经营雁荡山甚力，不少山中閟区及荒碑冷碣赖之得以发见。事实上，乾嘉以来金石在地方志中得到特别的关注，使得此时胜迹的文本化与文本化的胜迹，不仅体现于诗中，也体现于方志中对金石的记录与描述。与拓本一样，人们可以根据金石志的描述以当卧游，无异于自己“芒鞋竹杖，登陟五千仞间”。

最后，薛龙春老师为本场讲座作结，将讲座内容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由于摩崖题刻是就地取材，其意义须从功能、成本、技术以及最终的形式中探求，同时要引入时间变化的视野，从今天所见的状况来讨论摩崖与环境的对话，立论有时会出现弊端。第二，文字的辨识与推求使得观览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这是一种独特的塑造名胜的方式，拓本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第三，金石学的兴起塑造了一些新的名胜。但与文学、宗教、民俗等相比，摩崖题刻对胜迹的塑造仍是一种附属性的“点缀”。虽是一种点缀，却又不可替代。

评议环节

线上讲座现场

接下来，白谦慎老师进行评议。他首先评介了本场讲座的主要观点，然后结合自身研究，介绍晚清时期的名山与吴大澂的相关书画印。同光时期的吴大澂是一位既深受黄易影响，又想与其争锋的“迟到者”。他对未能如愿购得黄易《嵩洛访碑图》耿耿于怀，将其仔细临摹一遍；后又发愿画出一套自己的访碑图来与之抗衡，并创作了一系列与名山相关的书画印。他在大清帝国广袤领土上的壮游主要与其宦游相联系；而作为政府官员，其宦游又和大清帝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当时的地缘政治相关。因而，吴大澂的名山之游具有同光时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政治背景。他登临泰山之后所集的对联就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涵，折射出身为官员的雄心壮志与对世界的认识。

其后，白谦慎老师引导大家回到胜迹，指出吴大澂的泰山摩崖用秦代以前的大篆刻写，很有特色，但刻石的传播范围依然相当有限，如果不做成拓片，它和绘画、印章一样流传不远。因此，吴大澂与名山相关的书画印能传播多远，有多大的关注度，和他本人的名声有关。也就是说，吴大澂书画中的“名胜”与他的“名声”，与他个人的历史定位、政治成就相挂钩。由于他在1895年战败罢官，政治生命以失败告终，今天的泰山登临者也就很少有人知道吴大澂是谁，吴大澂的刻石也就成了一个点缀山林的文字遗迹。

泰山的吴大澂刻石

所刻内容为杜甫《望岳》

白谦慎老师提供

随后，尹吉男老师进行评议。从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作为整体的风景并非一种设计景观，而是许多分裂的局部的累积和叠加，所谓“名碑”的概念也有一个知识生成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胜迹的功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比如许多名楼在早期都是用于观察的军事设施，到了宋代才普遍变成一个文人可以随意游历、欣赏、交流的场域。此外，尹吉男老师最近正在关注以“三杨”为代表的明代江西文官集团的视觉经验问题。在碑刻的观览与阅读方面，墨迹本、阁帖、碑拓三者似乎根据重视程度的不同，由高到低地形成了等级关系。尹吉男老师也提示我们，现在的学者往往从各个专业角度，对一个立体的胜景进行切割式的观察，而忽略了整体的语境。比如他注意到，17世纪的荷兰艺术大师们正是在三次英荷大海战的隆隆炮声中作画的。因此，绘画、书法与山水、风景并非单纯的并置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语境，其中既有大的政治叙事，也有小的个人叙事。

讲座结尾，薛龙春老师简要作了回应。他再次强调，我们了解一件碑刻与摩崖，主要意义还是在碑刻与摩崖本身，而不在其与特定环境的关系。特别是摩崖，位置的变更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文本与风格的理解。他也指出，面对石刻，目前的艺术史领域越来越缺乏文本细读的能力，今后的研究还是要回到情境本身，特别是回到某种艺术样式被生产、制作、消费的情境本身。